本段主要講一講高乾為首的渤海高氏在北魏末年和東魏時期的地位浮沉，兼論一下東魏初期的政治格局與矛盾。

　　北魏末年，中央政治混亂昏暗，北鎮兵變成風，這一時期的漢人武裝力量也並非全無表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以渤海高氏為代表的河北漢人武裝。

　　高乾字乾邕，渤海人士，其父名高翼，兄弟四人，老二名高仲密、老三高敖曹、老四高季式。

　　高乾家族屬名族渤海高氏，兄弟幾人自小稱豪鄉裡，四處劫掠、招聚俠客。以至於其父親高翼也受到連累，常常待在監獄裡，只有遇到大赦才能回家，因此感慨四個兒子都不是好東西，自己死了恐怕沒有兒子添土。

　　高翼死後，高敖曹為其大起墳墓，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被壓，竟知為人不?”

　　高乾年輕時，曾向博陵人崔聖念求親，卻被拒絕。高乾便與弟弟高敖曹將崔家女兒搶走。到村外後，高敖曹對高乾道:“為何不行夫妻之禮。”高乾便在野外與崔家女交合，然後帶她回家。

　　由此可見，高家幾兄弟年輕時就是橫行鄉裡、人憎鬼厭的大街痞。

　　高乾成年後，便覺醒了政治方面的訴求，前往北魏朝廷擔任官職，並暗中依附後來被爾朱榮立為皇帝的北魏宗室元子攸，即就是後來的孝莊帝。

　　當時六鎮兵變在河北愈演愈烈，北魏朝廷因高氏鄉裡豪強，封高乾之父高翼為渤海太守，寄望其招聚鄉裡、抵抗叛軍。

　　但不久之後，渤海郡就被六鎮叛軍擊破，高翼率眾離鄉，徙居河、濟之間，北魏朝廷又封其為東冀州刺史。

　　再之後爾朱榮入朝，並製造了河陰之變這一慘案。高乾便投奔其父，在河濟之間起兵造反，並接受了叛軍葛榮所賜封的官職。

　　河陰之變後，爾朱榮返回晉陽遙控朝政，高幹才又在孝莊帝的招撫下選擇歸降朝廷。

　　但爾朱榮因其曾經參與叛亂為由，不準高乾在朝中任職，將其遣返鄉裡。其背後的意味，自然是不希望河北漢人武裝力量成為孝莊帝對抗自己的爪牙籌碼。

　　530年(建明元年)，孝莊帝誅殺爾朱榮。高乾馳援洛陽，被任命為河北大使，並回鄉招集鄉勇，以對抗擁兵在外的爾朱家族。

　　高乾臨行時，孝莊帝親自送到河橋，並舉起酒杯，指著河水道:“你們兄弟是冀州豪傑，一定能讓士卒效死。京城倘若有什麽變故，你們可以為我支援。”

　　高乾流著眼淚，接受詔命。其弟高敖曹則拔劍起舞，發誓要為皇帝效死命。

　　但不久之後，爾朱兆便攻入洛陽，弑殺孝莊帝。

　　因為爾朱氏弑君亂政，高乾便聯通鄉裡渤海封氏封隆之等再次起兵造反，並接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的號令。

　　劉靈助就是爾朱榮當年崇信的術士，在河陰之變中為爾朱榮佔卜、勸阻爾朱榮稱帝，後來便被爾朱榮任命為幽州刺史。大概算命事業發展順利、搞得自己也信了，算出自己天命所歸，於是便起兵造反。

　　公元531年二月，殷州刺史爾朱羽生率五千人馬襲擊信都，高敖曹來不及披掛鎧甲，便率領十余人騎馬迎擊。

　　高乾從城中用繩子吊放下來五百人，追救高敖曹沒能趕上，高敖曹已與爾朱羽生的部隊交戰，爾朱羽生大敗而逃。高敖曹的槊術蓋世無雙，他的部下也個個都以一當百，當時人稱高敖曹是項羽再生。

　　其時河北豪強除了要面對爾朱氏正面戰場的壓力，

還有自太行山東來、統率六鎮人馬的高歡。　　有關這一段事情經過，已經在高歡章有所描寫。河北豪強高乾、封隆之等拉攏迎接高歡，希望高歡能夠背叛爾朱氏。

　　之後的事態發展，也證明了高歡確有霸主雄姿，在韓陵之戰中成功擊潰了爾朱氏聯軍，成為北魏末年新的權臣霸主。

　　高歡之所以能夠成就霸業，渤海高氏等河北豪強的支持功不可沒。否則憑其六鎮疲弱之眾，能否在河北站穩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532年(中興二年)，高敖曹又隨高歡與爾朱兆在韓陵(今河南安陽東北)交戰。

　　當時，高敖曹部將王桃湯、東方老都是漢人。

　　高歡道:“高都督你所率領的都是漢族子弟，恐怕不濟事，我看得分一千多鮮卑兵去才行，你意下如何?”

　　高敖曹答道:“我這些部曲訓練已久，前後歷次戰鬥，戰鬥力不弱於鮮卑。現在如果加入鮮卑人，軍情不能和合協調，勝了就會爭功，敗了就會推罪。我願自領漢軍，不需要另配鮮卑人。”

　　高歡同意了他的要求。兩軍交戰後，高歡作戰不利，率軍後撤，爾朱兆趁勝追擊。

　　這時，高嶽率五百騎兵在前衝鋒，斛律敦隨後召集敗兵，而高敖曹則與蔡儁帶領一千兵馬從栗園出擊，將爾朱兆的軍隊攔腰截斷，大敗敵軍。

　　由此可見，高歡能夠進入河北並且戰勝爾朱氏，河北漢人武裝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532年(太昌元年)，高歡改立平陽王元修為帝，是為北魏孝武帝。

　　533年(永熙二年)，高乾因此前喪父未能守孝，便上表請求辭職，打算回家守孝三年。

　　孝武帝便解除高乾侍中之職，隻保留其司空之位，還加封他為長樂郡公。

　　當時，高乾雖要求解職，但沒料到孝武帝會立即批準，由於失去侍中之職，不能插手朝務，因此怏怏不樂。

　　後來，孝武帝欲除掉高歡，便招攬高乾，並對他道:“司空世代忠良，如今又建有大功，我們雖是君臣，但情同兄弟，應該立下盟約。”

　　高乾回答道:“以身許國，不敢有二心。”當時事起倉促，高乾也沒有想到孝武帝會有異圖，便沒有堅決推辭，也沒有向高歡稟報。

　　後來，高歡屢次上奏朝廷，請求任命高乾為侍中，但都未獲批準。

　　高乾見狀，感到災難將至，便密奏高歡，要求出鎮徐州，不久便被任命為使持節、都督三徐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高乾將要赴任時，孝武帝得知他與高歡的對話，讓人對高歡道:“高乾曾和我私下有過盟約，如今卻反覆無常。”

　　高歡聽說高乾與皇帝結盟，也對他產生惡感，於是把高乾評論時事的文書，加以密封，送給孝武帝。

　　孝武帝便把高乾囚禁在門下省，還在高歡的使者面前痛斥於他。

　　高乾憤然道:“陛下自己有企圖，反而說我反覆無常，您把罪責推到我的身上，哪有活命的可能?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功大身危，自古如此。死就死了，我無愧於孝莊帝！”

　　於是，孝武帝賜死高乾，年僅三十七歲。

　　高乾死於北魏分裂之前，北魏孝武帝與權臣高歡這一對新的對手彼此試探交鋒的敏感時期。

　　相關內情，歷來眾說紛紜，但歸根究底，還是在與高乾身份的特殊性和政治立場的不清晰所導致的個人悲劇。

　　與高乾身份背景類似的封隆之，在這一敏感時期就要比高乾巧妙得多。斛斯椿等人向孝武帝進讒言，封隆之逃回了故裡。高歡知道封隆之遭受了誣陷，便召封隆之前往晉陽。

　　不久後，孝武帝又以本官征召，封隆之堅辭，未去赴任，封隆之依然行並州刺史事。

　　當時高歡雖然擊敗了爾朱氏聯軍，但其作為新的權臣威嚴尚未完全樹立起來。而北魏孝武帝也並不是一個逆來順受的傀儡君主，其麾下自有一批擁躉。

　　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中，高乾及其背後的河北漢人武裝是有著一定左右時局發展能力的，而高乾很明顯是打算借由這種能量獲得更多的政治資源。

　　但是河北漢人武裝內部組織松散，遠不如高歡麾下的北鎮集團擁有生存和政治進步雙重需求那樣富有凝聚力。

　　像同為河北漢人武裝代表的封隆之、李元忠等，在這一時期便幾乎沒有和高乾在政治上聲援互動的行為。

　　高乾所希望的政治處境，無疑是在孝武帝和高歡這對君臣之間左右逢源，乃至於成為第三方左右時局走向的勢力。

　　但高乾的悲劇在於，他並不是時局中的唯一選擇。

　　對孝武帝而言，在內有斛斯椿、王思政等胡漢大臣的輔佐，在外有賀拔嶽兄弟可為製衡。

　　而高歡的立場則就更清晰，他始終明確自己賴以做大的根本力量就是其麾下的北鎮力量，由其韓陵之戰前對高敖曹部曲戰鬥力的質疑便可見一斑。

　　高乾的死，對孝武帝而言是惱羞成怒、放棄並懲罰一個不肯依附他的河北豪強，對高歡而言則是提前剪滅一個潛在的對手和隱患。

　　高乾死後，其兄弟高敖曹等紛紛投奔高歡，似乎可以證明高歡並無加害高乾之心。

　　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高氏兄弟已經不是早年橫行鄉裡、意氣用事的鄉裡俠少，他們需要保全自身的政治地位和鄉土勢力。

　　高乾是由孝武帝下令誅殺，而且孝武帝所任用的斛斯椿等乃是爾朱氏余孽，渤海高氏起義河北的一大政治意圖就是反對爾朱榮勢力。

　　政治上既不同步，彼此又存在血仇。高敖曹等此時投奔高歡，既是權衡利弊之後做出的決定，也是他們當時唯一的選擇。

　　畢竟高歡當時已經徹底消滅爾朱兆，並以晉陽為其霸府、確立了並肆之地為其大本營的路線，與河北豪強之間並不存在針鋒相對的鄉土資源競爭矛盾。

　　公元534年，高歡自晉陽起兵南下，所奉持的名義也是誅殺斛斯椿等爾朱氏余孽，這與河北豪強的政治訴求是相同的。

　　高乾死後，其弟高敖曹在公元538年的河橋之戰中戰死。自此以後，東魏方面便鮮有漢人擔任方面大將。

　　高敖曹的死，當然不可以直接歸咎於高歡，但其實仔細分析之下，高敖曹應該是死於東西兩大北鎮武人集團的聯合絞殺。

　　高敖曹的軍事能力不必多言，盡管高歡坐擁六鎮大部分的軍事武裝、且麾下多有北鎮將領，但在東西魏對峙的前期，高敖曹始終都是獨當一面的統軍大將。

　　當時世道，南下的北鎮武人已經成為主流，西魏的塔防大師王思政也還沒有神功大成，高敖曹可以說是當時河北漢人武裝最出色的代表人物，其行事作風也的確是讓人志氣大壯。

　　高敖曹曾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玩握槊搏戲，禦史中丞劉貴遣人來召見鄭嚴祖，高敖曹卻不放行，並命人將劉貴使者用木枷鎖住，劉貴使者說:“枷時易，脫時難。”

　　高敖曹直接抽刀砍掉使者頭顱並說道:“何難之有?”

　　之後高敖曹又與劉貴相坐，有人來奏黃河民工死傷甚巨，劉貴說:“頭錢價漢，隨之死。”高敖曹聞言大怒，抽刀便要砍劉貴。

　　劉貴逃回軍營，高敖曹還要召集部伍攻擊劉貴軍，侯景、萬俟洛等胡將勸說之下，高敖曹才肯罷休。

　　劉貴就是當年高歡落魄投靠爾朱榮時、數次向爾朱榮舉薦高歡的匈奴人，面對高歡的良朋故友，高敖曹尚且寸步不讓。

　　雖然後世有論劉貴所謂“一錢漢”並非特指漢人命賤，高敖曹反應過激雲雲，但先有社會普遍的歧視氛圍形成，才會有聞言大怒的反應，這是必然而有的現實。

　　高敖曹性格或有偏激剛愎之處，但其不阿貴幸、勇於反擊的作風，在北魏末年胡風浸深、六鎮武人桀驁當時的社會氛圍中，亦足可稱筋骨強悍。

　　史載高歡對高敖曹禮遇有加，臨軍常以鮮卑語號令，但在面對高敖曹時便說漢話。高敖曹曾入丞相府遭到門仆阻止，高敖曹引弓射之，高歡亦不見罪。

　　但無論高歡個人對高敖曹怎樣的禮遇，東魏之所建立依賴北鎮武人為其軍事基礎的基本路線不會改變，高敖曹這樣的存在在東魏自然是一個異類。

　　東西魏河橋之戰，是東魏侯景、高敖曹率先發難，進攻金墉城。之後侯景退走河橋，西魏大軍得以全力進攻高敖曹部，高敖曹最終不敵退走，抵達河陽時卻被河陽太守高永樂拒絕接納，最終西魏追兵趕到、斬殺高敖曹。

　　在這過程中，始終不見侯景對高敖曹進行有效增援，而作為高歡族親的高永樂對高敖曹更是惡意明顯。

　　所以說，高敖曹的死，其實是北鎮武人為主體的東西魏聯合對高敖曹這一漢人武裝代表的排斥與加害。

　　侯景作為懷朔鎮僅次於高歡的北鎮武人代表，其時又離開河北前往河南發展，高敖曹也時常領兵於河南進行軍事活動，彼此間的勢力范圍與活動空間存在一定程度的衝突。

　　雖然河橋之戰的爆發不是以鏟除高敖曹為最大動機，但當戰場局部形勢形成時，侯景是有絕對的理由和動機放棄高敖曹這一友軍。

　　高敖曹長久以來不合群的桀驁姿態，也讓他遭到東魏北鎮武人群體杯葛排斥，因此高永樂落井下石，眼睜睜看著高敖曹被西魏軍隊斬殺。

　　高歡對渤海高氏的態度，也是東魏政權初期勢力格局一大線索。

　　最初，高歡剛剛接手六鎮鎮民，因六鎮之眾疲弱難戰、勢力仍然弱小。正是靠著河北豪強的主動接納，高歡才得以順利進入河北。

　　直至韓陵之戰時，高歡的兵力仍然遠遜爾朱氏，這說明他對六鎮鎮民的整編仍然不夠徹底有效。

　　前文有講，高歡對六鎮鎮民的收復，是建立在一系列包括欺詐在內的權術基礎上的。因此高歡對六鎮鎮民的控制力究竟幾深，仍然存在著很大的討論空間。

　　起碼在邙山之戰發生時，六鎮鎮民或者說其中的代表將領，對高歡是否篤定效忠，就連高歡自己都不能確定。

　　這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東魏將領彭樂。戰爭初期，彭樂因為衝得太猛，有人誣告彭樂反叛，高歡居然信了。而彭樂在幾乎抓住宇文泰的情況下仍然放走對方，足見上下級的溝通是存在很大問題。

　　據此言之，高歡之對六鎮的掌控，與其說是令行禁止，不如說是拉攏示好。

　　{東魏武定四年末，高歡臨終前看到兒子高澄憂心忡忡，就問兒子是否擔心侯景造反。

　　高歡說:“景專製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撥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禦也?”

　　這段話很著名，為研究此段歷史的學者所熟知。

　　“養”與“被養”，放在東魏具體的歷史場景中，高歡顯然是被動的，他不能不養。

　　漢族官僚杜弼三番五次提醒高歡，干涉一下勳貴“掠奪萬民”的行為，高歡的回答是:“諸勳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

　　這則例證，反映了高歡與勳貴之間“養”的具體涵義:高歡縱容勳貴，換取勳貴在武力上的支持。所以，高歡和勳貴之間的關系，在上下級之外，某種程度上帶有對等的性質。}

　　(引自《北鎮勢力與北朝政治文化》)

　　有關高歡對北鎮武人的縱容，還有一段他和杜弼之間的對話同樣很知名。

　　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複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

　　這段對話顯示出高歡對其政權基礎的認識，所謂督將在這語境下就是指的鮮卑、或者說北鎮武人，在高歡看來，東魏統治的基礎就在於北鎮武人和中原士大夫。

　　在西魏這一心腹大患未除之前，這二者都需要優待籠絡。

　　高歡最後一句“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指的是高歡已經決定畢其功於一役，沙苑之戰解決西魏的威脅後便認真考慮杜弼的提議。

　　但很可惜，沙苑之戰事與願違，高歡也已經意識到西魏已經不是一兩場戰事就能解決的危機，需要做好長久的準備。

　　536年，高歡之子高澄前往鄴都輔政，並在之後主持了一系列打擊權貴的反腐工作，常被後世援引解讀。

　　但高澄打擊權貴的同時，東魏的外部環境發生基本變化了嗎?或者說，高歡此前所言“爾宜少待”的政治環境達成了嗎?

　　沒有！非但沒有，反而因為沙苑之戰的戰敗變得更加惡劣。

　　東魏是一個霸府政權，而不是一個統一的完整王朝，一切的政治活動都要圍繞軍事這一根本目標。

　　東魏的外部環境既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高歡所憂慮的邊患問題仍然存在，那麽高澄的一系列改革、特別是針對晉陽北鎮勳貴群體的打壓，注定只能虎頭蛇尾！

　　回到渤海高氏的問題上，高歡認為立國的根本在於北鎮武人和中原士大夫，那麽高乾兄弟屬於這二者嗎?

　　高乾兄弟並不屬於傳統的世族官僚，說他們是河北地方豪強更加合適，他們兄弟以鄉資為基礎、以武功為途徑，並不同於完全脫離鄉土基礎的世族中央政治官僚。

　　公元543年，高乾之弟高仲密據州反叛，投靠西魏，從而引發了東西魏第四場大戰的邙山之戰。

　　有關高仲密的背叛原因，有說是情色事件引起，有說是因為高澄主持的整頓吏治，也有說高仲密本身品德才能低劣等等。

　　高仲密的反叛，其實就是渤海高氏在東魏政權一路走低的一個結果。

　　誠然，渤海高氏在高歡霸權初期是地位超然、擁有盟友地位，就連高歡都要稱呼高乾為大叔。

　　高乾的死是其家族遭受的第一次打擊，其諸弟俱不能代替高乾維持在北魏以及東魏政權中的政治地位和號召力。

　　高敖曹的死是第二次打擊，渤海高氏喪失了在河北豪強武裝中超然的領袖地位。

　　政治與軍事上雙重失意後，渤海高氏還能剩下什麽?那就是不菲的鄉土人脈和經濟資源。

　　史載高仲密擔任禦史中尉期間，選用禦史多為其親戚鄉老、不孚眾望，被高澄勒令改選。這明顯就是高仲密自恃勢位，希望在朝中樹立引援同黨的一次嘗試。

　　高仲密並不具備其兄高乾的政治聲望和號召力，也不具備其弟高敖曹出色的軍事才能，並且沒有敏銳的意識到東魏時局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高歡霸業之初，渤海高氏是其政治盟友，但在東魏建立多年後，渤海高氏已經成為高歡政權的一個障礙。

　　特別當西魏分立已成定局，高歡需要長期供養北鎮鎮兵以討伐對抗西魏時，來自河北的錢糧便是他控制北鎮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因此，高歡是絕對不能容忍河北仍然存在諸如渤海高氏這種掌握大量鄉土資源的豪強仍然存在的。

　　比如和高乾兄弟一同迎接高歡進入河北的趙郡李元忠，元忠的家境富厚，家裡的人喜歡舉貸求利，他就常常燒掉借約，免掉他人的債務。

　　元忠雖居要職，最初對日常雜事從不插手，而隻以聲酒自娛，且常常喝醉。大小家事，也是一點都不關心。園庭之中，種滿了果樹藥材，親戚朋友來訪，一定留下喝酒。經常挾彈攜壺，遨遊裡閭，飲酒作樂，怡然自得。

　　而等到李元忠晚年，孫騰、司馬子如曾一同拜訪過元忠，見他坐在庭院中的樹底下，披著被端著酒壺，周圍再無長物。

　　元忠對二位說:“沒有想到今天只有粗糙的飯食。”邊說邊呼妻出來，其妻衣不曳地。

　　二位互相看了一眼，感歎著走了，馬上給他送來了許多的米絹衣服，元忠接受了，卻很快分發給了周圍的人。

　　李元忠雖然在東魏政治地位得到進步，但其經濟利益卻前後差距明顯。或許正是因為對鄉土資源的放棄，才換來高氏對其網開一面的優待。

　　高仲密既不具備出色的政治和軍事才能，又不肯放棄世代積累的鄉土經濟資源，最終走上了反叛東魏的道路。

　　河北世族豪門在高歡的創業初期，是他的親密夥伴。

　　但當他霸業初成、確立權臣地位時，便不希望河北世族出現能夠與他相等的政治人物。隨著軍事力量漸強，其所倚重的北鎮武人便開始有意排斥漢人武裝力量。

　　最終，為了增強國力、獲得河北錢糧的控制權，河北世族豪強們要麽反叛東魏，要麽放棄鄉土資源、退化鄉土豪強色彩，成為受命於中央的官僚。

　　北齊年間所發生的乾明政變，便代表著漢人世族力量在北齊朝廷的萎縮。

　　以楊愔為首的漢人官僚們雖然在高洋死後一度取得北齊朝廷的執政權，但在高演、高湛近乎鬧劇的反撲之下，很快就遭到了顛覆。

　　所以北齊中後期的世族官僚，其實是類似於侫幸一類的存在。他們的權力來源，嚴重依賴君王的寵幸，除此之外，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不具備任何能與勳貴集團抗衡的實力。

　　北齊後期一些政治現象，其實展現出類似北魏末年河陰之變前後的特征。

　　北齊雖然繼承了北魏大部分的遺產，但也繼承了很多弊病，盡管在制度建設的很多方面都要超出了同時期的北周，最終還是因為上層政治的長期混亂而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