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的名字暴露了他的出生年代。

　　就像他典型的七零後名字一樣，他的經歷也頗具時代特色:上海出生，知青父母，由上海外公外婆帶大，到了上學年齡就去外地和父母匯合，在外地上小學、中學、大學、工作，然後靠父母退休回城而輾轉回到上海。

　　這樣的知青子女在全國不在少數，但並不是所有的都回了城。

　　因此，能回到上海並報上戶口，對陳忠來說，絕對是個餡餅級的好運。

　　剛回來那幾個月，他常常在夢裡因回不到上海而驚醒;醒來後，發現是個夢才又踏實地睡去。

　　可陳忠想不到，比這個更大的餡餅還等著他呢。誰讓他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回的上海呢?他遇到的不是一般的運氣，而是國運！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整個國家就彌漫著一種欣欣向榮的樂觀氣氛。

　　當時為數不多的媒體裡，不斷重複的關鍵詞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包產到戶”、“改革開放”，甚至還有之前聽都沒聽說過的“市場經濟”。

　　不管是祖國的東南西北，人們在大街上都能看到穿著喇叭褲、燙著羊毛卷、戴著蛤蟆鏡的靚男倩女手拎播著“靡靡之音”的RB錄音機招搖過市。而且，大多數人投去的目光並不是鄙夷和憤怒，反而是羨慕甚至是欣賞，因為那些“靡靡之音”真的很好聽。

　　那時，路上行人走路的速度漸漸快起來了，大家衣著的色彩也漸漸斑斕起來了，人們能買到的東西和買東西的地方漸漸多起來了。

　　甚至有段時間，大家路上見面，除了問候“吃了嗎”，還會再問問“螺紋鋼要麽”或者“有彩電票麽”之類的“正經事”。

　　那時的人，似乎突然有了很強的目標感。

　　報紙上天天在講“深圳速度”，宣稱“時間就是生命”，於是，大家似乎對主席說的“一百年太久，隻爭朝夕”有了新的深刻領會。

　　那時，電視也開始進入家家戶戶。

　　開始是黑白的，9英寸大的屏幕，放在院子裡二三十個鄰居一起看，大家會直呼過癮。

　　後來，屏幕變大了，黑白變彩色了，可大家夥卻都各自回家看了。

　　不過，雖然各看各的，可共同話題卻越來越多:大家不是為昨晚郭靖的武功進步而感到欣喜，就是為今晚加裡森敢死隊的新冒險而充滿期待，這些話題讓大家更加親近，這份親近後來居然演化成了一代人的親切。

　　正是這樣的八十年代推動中國進入了潛力洶湧的九十年代。

　　曾經似乎被深圳“壟斷”了的改革開放終於在上海浦東得到了數量級般的升級。

　　上海，這個從1843年開埠以來就引領中國經濟繁華之氣象的大都市，終於被“開發浦東”的口號再次喚醒，揚眉吐氣，躍躍欲試，躊躇滿志。

　　陳忠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回到了九十年代的上海。確切地講，陳忠是1996年春節後回來的。

　　當時，他剛從學習和工作了八年的中原某軍校退伍。

　　上海，是陳忠從小長大的地方;但從小學開始，上海就只是他過寒暑假的度假勝地而已。遊客對旅遊名勝的喜愛和了解大多隻流於攻略，而陳忠對如何在這個繁華大都市裡生存其實也不理解，更沒準備。

　　回上海那天的一幕其實很平淡，但陳忠卻記了大半輩子。

　　那是個2月的下午，天氣陰冷。

　　陳忠和結婚大半年的新婚妻子從新客站下了火車。

　　他對這個車站很熟悉，每年放假他都是從這裡踏進上海的。

　　唯一不同的是，他今天選擇了出租車，而非公交車。

　　畢竟，他這次回來是安家，不是度假，大包小包的，很不方便。

　　那時的上海，出租車可是個高檔場所，所以陳忠夫妻坐進桑塔納時很是有些激動和小心。

　　陳忠用標準但不太熟練不太時髦的上海話報了要去的地方，司機一腳油門就把車駛入了新客站前的車水馬龍。

　　陳忠對當時中國大城市裡出租車繞路宰客的事有所耳聞，因此開始觀察司機走的是不是他熟悉的104路公交車的路線。

　　很快，司機發出了對陳忠的靈魂拷問:“上高架伐?”可憐的陳忠對什麽是高架以及上高架的意義一無所知，但為了向新婚妻子證明自己“上海人”的合法性，他果斷回答:“上吧。”於是，桑塔納一陣抖擻，開上了SH市中心的二樓。

　　不久陳忠就感覺有點不對勁了，心想:壞了，這完全不是104路的路線啊，黑心司機果然要宰客。

　　於是，軍人出身的他開始質問司機這麽開的合理性。

　　傲嬌的出租車司機頓感莫名其妙，回了一句:“我問你要上高架伐?你說要的，所以我才這麽開的呀。前面徐家匯路出口下去，不就到大木橋路了嘛?“

　　陳忠一聽更急了:”徐家匯?那不是離大木橋路很遠?”

　　“朋友，儂幫幫忙好伐，徐家匯路又不是徐家匯咯。“司機反嗆道。

　　陳忠頓時語塞，不停地回味司機剛才那句話。

　　對陳忠來說，那句話裡有兩個知識點，一個是”幫幫忙“這個上海話的時髦表達，另一個是”徐家匯路不是徐家匯“這個地理知識。

　　在未來的三十多年裡，每當陳忠想起自己上海人這個身份時，都會下意識地想起那個陰冷的下午，桑塔納司機扔給他的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