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不太一樣的，我剛上班那時候還是計劃經濟，監獄企業可是盈利單位，人們口中的好單位，你上班比我晚，雖然比不了高光時代，但福利待遇也比很多單位都要高。現在呢?獎金也不讓發了，責任還越來越大，這個時候還來幹啥?”陶勇和侯哥發著牢騷。

　　“現在福利待遇是比不了當年了，但各項規章制度也越來越完善了，也在不斷發展進步啊，會越來越好的，高光時刻會回來的”，侯哥還是不敢苟同陶勇的觀點。

　　“怪不得黨委火線提拔你當副監區長啊，思想覺悟就是高，但是哥是過來人，看著吧，你會失望的”，陶勇也懶得和侯哥再做爭論。

　　其實陶勇年輕的時候不是這樣的，聽說當年也是年輕有為，29歲的時候就被提拔為副監區長了，成為了當時監獄最年輕的副科級領導幹部，後來在31歲的時候，剛符合提拔正科級的條件，就被任命為獄政科的科長，可以說是前途無量。

　　然而，過了13年，陶勇44歲了，依然還是獄政科長，從全省監獄最年輕的獄政科長變成了最年長的老科長。據說，當年賞識陶勇的監獄長作風比較霸道，得罪了不少人，老監獄長退休後，幾任監獄長都恨屋及烏，以至於陶勇在一個崗位待了13年了。

　　如果能夠在獄政科長的位置上乾到退休，也就還能接受，可偏偏在第13年，出了一個大事件。

　　那是一場嚴重的輿情事件，一個刑滿釋放的罪犯，出獄不久，就以一種殘忍的手段殺害了自己的前妻。公安機關在調查案件的過程中，了解到了他是名刑釋人員，於是到監獄來調閱相關材料。

　　陶勇作為獄政科長，接待了公安機關的調查員，提供了該罪犯在監獄的檔案複印件。

　　這本來是再正常不過的工作了，可誰也沒有想到，竟然有媒體記者了解到了該罪犯在獄內的減刑情況，並在一主流媒體的頭版頭條發表了一篇極不負責任的文章，影射減刑中存在貓膩。沒成想，這篇文章竟然在網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監獄管理局在得知輿情事件的第一時間就派出了工作組進駐監獄，從該罪犯入獄服刑的第一天起開始倒查，從日常勞動，日常考核，再到減刑，詳細地調查了一番，最後他的考核和減刑沒有一點毛病。

　　但罪犯刑滿釋放不久就再犯罪，受害者還是和自己生活多年的前妻，說明監獄對於該罪犯的改造是失敗的，監區負直接責任，獄政科負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責任。

　　最終，監獄黨委做出了處理決定，給予該罪犯所在監區的監區長、教導員，以及陶勇誡勉談話處理，並免去陶勇獄政科長職務，調任第一監區主任科員。

　　沉默了一會兒，陶勇想起了往事，突然激動地對侯哥說，“你聽說過刑滿釋放罪犯出獄後再犯罪，處理監獄乾警的事情嗎?”

　　“勇哥，你忘了?你調到第一監區的時候，我剛入職不久，那件事我趕上了，我知道你心裡苦。”

　　“我不是為自己叫苦，我那個科長早就不想幹了，給我免了去，當個科員，我反而更舒坦了，我是為監獄警察叫屈，憑什麽罪犯釋放了以後再犯罪，還要怨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