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個很特殊的年份，適逢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7周年，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確立60周年，改革開放38周年。這幾個事件、這幾個時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著有機的聯系。它們創造的是一個又一個中國奇跡乃至世界奇跡，且都曾引起世界的興趣，並進入海外研究的視野。海外中國共產黨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研究，也因而成為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

一、中國何以如此令世界矚目

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中國曾經在大部分時間裡遙遙領先西方，從秦皇漢武到唐宗宋祖，再到清康雍乾。但是，隨著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使這個傲然雄立的東方大國面臨著歷史的“岔路口”，處於“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此後的百余年，既是中華民族風雨如晦的悲劇性時代，也是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覺悟性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有兩件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載入史冊，並鑄成永恆的輝煌。這兩件大事，一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中國共產黨“鐵肩擔道義”，它義不容辭地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歷史道義，帶領人民並緊緊依靠人民經過28年血與火的洗禮，締造了新中國，完成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蒙受百余年屈辱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歷史的腳步沒有半刻停頓，又是67年的接續奮鬥，在社會主義改造、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征程中，特別是改革開放的38年，彈指一揮間，中國共產黨在今天已經成為一個擁有8800萬黨員的世界第一大黨、第一大執政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2010年取代了日本曾保持長達42年之久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據日本內閣府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日本名義GDP規模僅相當於中國同期名義GDP52162.74億美元的42.91%。這也是以“複興強大日本”為旗號的安倍政權焦灼不安的原因之所在。據俄羅斯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俄羅斯GDP比2014年下降了3.7%;2016年第一、二、三季度，俄國的GDP同比分別下降2.2%、4.6%、4.1%。同期，中國的GDP增長了7.0%、7.0%、6.9%;美國則分別增長了0.2%、2.3%、2.0%。俄羅斯的經濟總量隻相當於“廣東+江蘇”，約是中國的1/5，美國的1/8。目前，中國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由改革開放之初的不到4%提高到接近14%，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更是達到驚人的1/3，使中國與當今時代和當今世界一起脈動，從而實現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超英趕美”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所謂“神話”。特別是2014年，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這是在中國由自古以來的被動開放轉變為1978年以後的主動向西方世界開放的基礎上，第一次提出自東向西開拓交流通道和惠及沿途國家，從而標志著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的歷史和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自西方向東方傳播的歷史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主動打開自己的大門擁抱世界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這再次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博大胸襟與超人智慧。

有媒體斷言，在今天這個增長乏力的世界，中國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全世界的神經，只要想到失去中國的哪怕一點點動力都會令人不安。這一切，也再次無可辯駁地印證了中國古代先賢的一句哲言:“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在革命年代的1930年，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用詩一般的詞句動情地瞻望著中國革命的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新中國成立之初，美聯社的一位記者感慨地說:這個國家太大，又窮又亂，不會給一個集團統治太久，不管是天使、猴子，還是共產黨人。有些資本家認為:“共產黨軍事上打100分，政治上打80分，經濟上打零分。”還有人指著我們的軍人說:“共產黨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難。”毛澤東的回答是:“打天下也並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難得沒有辦法。”毛澤東豪邁地指出:“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一定能夠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的先進水平。”那時候，中國共產黨人從國民黨手中接過的是怎樣的一副爛攤子呢?毛澤東曾自問自答:“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各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但是，毛澤東同時也指出:“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這就是生動的辯證法。

在21世紀的2016年7月1日，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從容而自信地向世人宣告:“在95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跨過一道又一道溝坎，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為中華民族作出了偉大歷史貢獻。”因此，“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這種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著自己的根由。它源於道路的正確性、理論的科學性、制度的先進性、文化的深厚性。這與近百年前毛澤東吟誦的“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裡”，是如此的同工同曲。有了這種氣概，中國共產黨人就能毫無畏懼面對一切困難和挑戰，就能堅定不移開辟新天地、創造新奇跡。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是怎樣跋涉過來的呢?就是從前人無路可走的地方出發，從走別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從走自己的路再到昭示別人走自己的路，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我們真誠地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並由此一步一步地演繹著從追隨者到引領者的華麗轉身。

二、世界如何詮釋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從來都不是孤獨地寫成的。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從來都不缺乏世人關注的目光。海外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研究由來已久，當今更加密集而聚焦，且成果迭出，但同時又仁智俱見。

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是美國中國學和中國共產黨學的開創者。20世紀30—40年代，他曾長期在中國學習、工作，並擔任過美國駐華使館官員，與國共兩黨都有比較多的接觸。他曾經說過:“(中共)滾雪球式的迅猛發展，是一個巨大的組織奇跡。”

關於黨的性質，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學者曾進行過研究，並對它是否是列寧主義政黨進行過爭論。進入21世紀以來，有學者探討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民族性，並突出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性。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哈佛大學名譽教授約瑟夫·奈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從領導人民致富轉為更加注重發展民主。

關於黨的歷史。2001年，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日文版)出版，這是海外第一部全面透視黨的創建史的專著。該書在搜集中、日、俄等國有關的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馬列主義傳播渠道，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形成以及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間和出席黨的“一大”的代表等問題，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早在1924年，曾參加黨的“一大”的陳公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用英文撰寫了碩士學位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並在附錄中保存了黨的“一大”的黨綱。1926年，蘇聯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葛薩廖夫撰寫了《中國共產黨簡史》，介紹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情況，重點研究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1932年，美國外交官柯樂博給美國國務院報送了《共產主義在中國——1932年來自漢口的報告》，向美國政府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政權的發展情況。20世紀，費正清在美國出版的《美國與中國》、《偉大的中國革命》等著作，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作了較為客觀的描述。20世紀末，《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劍橋中國史》(第14、15卷)則是海外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的名著。近年來，美國著名歷史學及政治學者、中國問題專家、中共黨史專家麥克法誇爾等撰寫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等著作在國際學界同樣產生了較大影響。總的來看，很多西方學者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形象。

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研究的第一個有重大影響力的成果，是曾任燕京大學講師的美國學者、記者埃德加·斯諾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即《西行漫記》)。這部著作於1937年10月首先在英國出版，一問世便轟動西方。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代西方人關於中國共產黨人的知識就是從斯諾這裡獲得的。

費正清教授也在《中國新史》中向西方描述了當時的延安，他指出:“延安，少數曾親臨考察的外國人眼裡，就是一個世外桃源，那裡陽光燦爛，歡聲笑語，革命的熱情感染著人們，正如斯諾和其他記者報道給世界的一樣。中共領導人中間展現的延安的樸素民主與重慶的專製壓抑形成了鮮明對比。”1971年，美國學者馬克·塞爾登出版了《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一書，試圖揭示共產黨何以最後戰勝了國民黨政權。美國學者施拉姆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是抗戰的主要力量”，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地位。1947年，美國記者白修德、賈安娜撰寫並出版《中國的驚雷》一書，對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比較研究，他們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只有一點是確定不移的:他們的利益是和那些為窮困所迫、深受苦難的農民群眾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從那裡他們得到最大的支持。”由此，“農民都把共產黨人看作他們自己的領導人，看作他們自己意志的代言人”。費正清在為這部著作所寫的書評中，認為“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

國際學界對毛澤東的研究著力甚多。國際著名哲學家齊澤克發表了研究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專著，認為毛澤東是“哲學王”。美國當代著名中國學家、人類文明比較研究專家史華慈認為，“毛澤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化身”;“毛澤東居於列寧的位置，成為哲學王”，“毛澤東是一位偉大哲學家”。左翼文化批判學者、美國著名學者詹姆遜認為，毛澤東的思想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符號”。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裡斯·邁斯納認為，毛澤東時代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主要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20世紀70年代，美國出版的《日本與俄國的現代化》一書認為，新中國取得了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取得過的成就。40年前，毛澤東逝世時，聯合國大會主席阿梅拉辛格說:“最近，世界上失去了我們時代最英雄的人物”。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則指出:“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和詩人”，“他實現自己理想的勇氣和決心將繼續鼓勵今後的世世代代。”

讓我們把目光轉向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當代中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影響力全面提升。很多海外學者高度評價新一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執政理念。“中國夢”、“四個全面”、“五大發展理念”等成為國際學界新的熱門話題。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召開過多次研討會討論中共新的執政理念。一些學者如沈大偉在其專著《中國共產黨:調整與適應》中指出，中國共產黨經常發動“意識形態運動”，提出新的意識形態概念，因而中國共產黨具有很強的理論調整和適應能力、理論創新能力、理論武裝能力。

還有一些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執政能力的構成要素等進行了研究，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具有強大的韌性，能夠實現長期執政。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政治與發展經濟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撰著的《中國政治與治理》，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侃如撰著的《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等，都認為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近幾年，“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福山則把學術重點轉向中國政治和中國共產黨研究。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政黨能力和國家能力。他還認為，如果中國法治和民主有更好的發展，那麽中國模式可能就是美國自由民主模式的替代。

約瑟夫·奈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都已經有了強大的軟實力。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在經濟管理上取得巨大成功，這是中國共產黨軟實力的重要來源。他還提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共產黨最強大的軟實力。中國共產黨的軟實力是這個政黨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黨員和群眾自願跟隨的能力。2013年12月，約瑟夫·奈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演講中提出，“反腐就是增加中國共產黨的軟實力”。

基辛格高度評價習近平的外交戰略和高超政治智慧，非常欣賞習近平將潛在對手變成合作夥伴的戰略，認為習近平表現得更自信，是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對腐敗問題的認識非常深刻。他認為，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中國一定會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古巴哈瓦那大學前校長、古中關系專家魯文·薩多亞認為:“過去30年中，中國領導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改革之一。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薩多亞說，中國的成功，從某些方面來說，歸功於中國共產黨關於建設具有自己特色的繁榮社會、不照搬其他模式的觀念。“中國共產黨不斷超越自己過去的成功(的原因)是它能夠適應新的觀念、思想和政治策略。”薩多亞說:“中國的經驗非同尋常，對古巴(改革)而言，中國無疑是靈感來源。”“古巴必須學習中國。在我們國家經歷變化的今天，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對古巴共產黨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近來，海外學者還把更多精力投射到對《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帶一路”戰略的關注和研究上。

南非共產黨總書記、高等教育部部長恩齊曼迪認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內容十分豐富，例如“精簡會議活動、精簡文件簡報”、“理論聯系實際”、“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等，對南非共產黨來說都是非常有借鑒意義的。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這在加強黨的建設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南非共產黨作為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下的執政黨聯盟的一部分，應該向中國共產黨學習更多關於幹部發展的戰略和規劃，特別是從這部書中汲取營養。與中國共產黨一樣，南非共產黨在今年7月迎來了95歲生日。恩齊曼迪盛讚中國共產黨成立95年來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一個又一個裡程碑式的重大成就，堅信中國共產黨必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指導下，帶領中國人民不斷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成就。

德國前總理施密特認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告訴外國讀者，中國的領導層遵循什麽樣的哲學，中國的發展方向依據何種戰略方針。如此，世界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國的發展，特別是中國的內政外交政策。

另一位德國前總理格哈德·施羅德認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闡釋了習近平主席和中國領導人的立場，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政治。書中提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夢想的實現以及一個開放、穩定和富裕的中國，同樣符合歐洲利益。

柬埔寨副首相兼內閣大臣索安表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這本500多頁的書，有助於了解中共領導集體的治國理念和原則，也有助於國際社會更多了解和更好理解中國的思想、發展道路、對內對外政策以及它對國際上擔心中國及其未來的反應。這本書展示了習近平主席的視野和哲學，介紹了中國的深化改革，為中國的繁榮與發展進而實現“中國夢”開啟了大門。

吉爾吉斯斯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伊馬納利耶夫表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是一把解析當代中國的“密鑰”，從中可以了解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治國理政、推進改革的宏偉規劃。中國的發展對吉爾吉斯斯坦有重要借鑒意義，分享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符合吉爾吉斯斯坦的利益。

巴基斯坦駐華大使馬蘇德·哈利德表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通過獨特的視角對當下中國的治國理念進行了解讀。中國領導人在國家經濟和社會快速轉型時期所展現出的遠見卓識令人稱讚。這本書使外國讀者了解到中國的領導層如何使他們的智慧變成了現實，同時從歷史、社會和政治角度對中國進行了全面的解讀。哈利德說，“習近平主席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區域互聯互通和共同繁榮描繪了美好的藍圖”。“中巴經濟走廊”就是涉及“一帶一路”首創項目。為了對區域間的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有更好的理解，包括巴基斯坦讀者在內的外國讀者，都需要了解這本書的相關內容。

美國聖托馬斯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喬恩·泰勒表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收錄了習近平自2012年11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至2014年6月期間的演講、答問、談話、批示等。通過本書可以洞察到習近平關於中國夢的思想以及在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如何運轉、未來數年的規劃以及如何實現那些規劃。“盡管確實需要花費較長時間方能讀完本書，但是對於這位正引領著中國並使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領導人的思想感興趣的讀者來說，本書非常值得一讀。”

阿富汗戰略研究所所長穆拉迪恩表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是解釋中國長期快速發展奇跡的最好答案。本書反映了中國領導人融合古老經驗和現代理念治理國家的卓越智慧、恪守信仰和原則的堅定意志，書中關於可持續發展、反腐倡廉、科教興國、社會公平等施政理念對阿富汗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穆拉迪恩認為，“一帶一路”等地區合作倡議有望為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版圖帶來“革命性變化”。

經合組織首席中國經濟學家瑪吉特·莫爾娜認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內涵遠遠超出貿易范圍，正演變為涵蓋近2/3世界人口、近1/3全球各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多維度、大規模一體化進程。更重要的是，這項倡議契合中國的“十三五”規劃，並進一步強化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印度尼赫魯大學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狄伯傑則從歷史角度解釋了“一帶一路”發展思路，建議在新的地緣政治環境下研究新的文明模式，並認為合作能夠推動相關國家間更深入的一體化進程，也會為跨喜馬拉雅地區不同領域帶來更多的機遇。

三、旁觀者未必清，但兼聽一定明;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用一個地方代表中國，用一個方面說明中國，用一種色彩描繪中國，都是以點代面、以偏概全。因此，耙梳海外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特別是改革開放史的研究，我們不想也不會只是看到、只是聽到國外頌揚我們的成就，無論是對於我們的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文化與社會領域，還是國際關系領域，都會存在不同的認知、理解，甚至存在一些誤讀、誤判。諸如“威脅論”，即認為中國崛起帶給世界的是挑戰而非機遇。近年來，此種論調雖有減弱，但仍不時出現。“崩潰論”，即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是以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的環境汙染和官員腐敗為代價的，因而是不可持續的。“神話論”，即認為所謂“中國奇跡”不過是一個媒體渲染出來的神話。“責任論”，即認為中國作為西方大國的利益攸關方，必須承擔和發揮相應的責任。“階段論”，即認為中國模式具有“轉軌國家”的普遍特點，隨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主流世界，所謂的中國模式也就消亡了。“失衡論”，即認為中國的發展表現為出口導向與內部需求、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等一系列的失衡關系，中國模式的可持續性值得懷疑。“替代論”，即認為隨著以“華盛頓共識”為主導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式微，注重獨立、創新和漸進改革的中國發展道路——“北京共識”將成為新的話語。“領導論”，即認為國力日盛的中國應確立新的國際觀，勇敢肩負起領導世界的責任，如此等等。旁觀者清也罷，聞過則喜也罷，兼聽則明也罷，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要以寬容的開放心態、寬闊的世界視野，把複雜矛盾的、零星碎片化的國外學術話語進行系統整合，提升我們自己的話語權。

毛澤東曾說過:“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習近平總書記也從不同角度多次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歷史是最好的清醒劑，中國革命歷史對共產黨人來說是最好的營養劑。他還深刻指出，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要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不斷交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格答卷。

有學者提出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創新的八個突破口，即以“準確記載”為突破口，以填補研究空白為突破口，以糾正歷史誤讀為突破口，以再現歷史原貌為突破口，以總結歷史經驗為突破口，以回應社會關切為突破口，以研究解讀黨的理論創新觀點為突破口，以提高運用新媒體、自媒體的能力為突破口。這是很有見地的。推而廣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研究，也應作如是觀。當今中國，要學會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好中國形象。

“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以史為鑒，旨在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 到本世紀中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時實現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進而到改革開放100年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奮鬥目標。

自從17世紀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興起以來，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處於世界的潮頭，並擔負起引領世界發展的歷史責任。目前，已經呈現出這樣的態勢:任何事情，只要經過中國模式處理，馬上就會在世界上生成一套新的坐標。這些坐標可能並非十全十美，不少地方可能還有改進的余地，但總體上看，這些坐標已經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自己的進步甚至整個世界的進步，比如辦奧運會、殘奧會、世博會、APEC峰會、G20峰會，比如說修建地鐵、修建橋梁隧道、修建高速公路、修建高速鐵路、人工造島，比如說消除貧困、抗震救災、進行城市改造、建立開發區、經濟轉型升級、生態文明建設、國際衝突和地區衝突的管控與化解，我們都形成了自己的做法和標準。我們這麽做了，西方一開始不理解、不認可，但最後還是受到了震動，甚至是很大的震動:噢，原來事情是可以這樣做的！這又何嘗不是我們的特色自信！

今天，我們完全可以肯定而自豪地說，中國正迎來新一輪的“千年未有之變局”。

偉哉，中國共產黨！偉哉，中華人民共和國！偉哉，中華民族！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界影響力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