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黎，上海人，23歲。兩年前我因為偶然的機緣讀到了一本叫《共產黨宣言》的書籍，那時的我仿佛在生命無盡的幽暗中看到了一束熊熊燃燒的火炬。

　　在那之前作為一名報社記者的我見證了太多國民政府軍閥、官僚、買辦和生活在租借裡的外國人對生活在這個具有5000年文明的古老國度中的人民無休止的盤剝，欺壓。

　　雖然在名義上中國已經進入了民主共和的時代，但是作為生活在中國最繁華都市的我來講，這個國家似乎並沒有給普通民眾帶來民主與自由。生活在這座城市底層的勞苦大眾仿佛如“牲畜”被人驅使著一般過著日複一日辛苦勞作的生活。而作為官方報紙的記者，我的筆下只能夠寫一些給政府歌功頌德的文章。出版發行後的報紙我基本都不會再去翻閱，因為那些文字讓我本人感到“作嘔”。

　　酷愛研究歷史的我生在這個“扭曲”的時代常常會反思，一個曾經在世界歷史書寫下如此輝煌篇章的民族何至淪落於此。我深感苦悶，直到一個偶然的機緣我走進一家離家不遠的書店，裡面的一本紅皮書吸引了我，書皮上赫然列著五個金色的大字“共產黨宣言”。

　　當翻開這本還帶著微微油墨氣味的書籍後，我坐在書店的一角靜靜的閱讀了起來。

　　書不是很厚，但時間流逝的卻是飛快。不知不覺夜幕已經降臨。

　　“小夥子我們就要打烊了，這麽喜歡這本書不妨買回家去看吧。”書店的老掌櫃輕聲對我說。

　　“多少錢?”我問道。“大洋一角！”掌櫃笑著對我說。掌櫃也希望在打烊前再有所收獲。

　　我翻著口袋找到了一角大洋然後如獲珍寶般的從書店揚長而去。身後一陣嘩啦啦的關門聲，接著書店裡亮著的燈被老板熄滅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腳步從未像今天這般堅定，我的內心也許久未感到有如此的快意。

　　回到家我點燃桌上的煤氣燈，迫不及待的繼續讀著剛買到的《共產黨宣言》。

　　當我讀到書的結尾看到:“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我全身的熱血仿佛都沸騰了起來。

　　身處國民政府統治下的我，見證了帝國列強肆無忌憚欺壓中國的我，在新舊文化交替的大環境下成長的我，對漫漫人生感到迷茫我，對百姓飽受欺凌卻無能為力的我仿佛在這本書中找到了答案。

　　我靜靜的將書合上，但內心卻如錢塘江上的潮水一般翻湧著，“怒吼”著，我的思緒難以平複。因為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還存在著為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勞苦大眾奮力“發聲”的政黨。而這個政黨此時已經在一個位於中國的北方的國度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這個黨的名字就叫做“共產黨”。而此時的我並不知道這個在這片老文明的華夏大地之上，一群擁有著共同政治理想的人正在籌備著這個偉大政黨的在中國的第一次******。

　　從書店走出的那天后我便留意著身邊是否存在著接受過“紅色洗禮”的人。

　　直到一年以後我才在一堆廢舊的報紙中發現了一份名叫“共產黨”的期刊，期刊主編是李達。經過多方打探我知道此時李達正在湖南自修大學任校長。於是我聯系到了長沙的同事托他幫我詢問李達先生的聯系地址及聯系方式。

　　時隔一星期我接到了長沙同事的電話。他說湖南自修大學被高官趙恆惕強令關閉了，

李達先生一時聯系不到。　　聽到這一消息後我並未灰心，因為我打聽到李達先生早先在上海創辦過平民女校。只要找到在這所學校裡就讀過的學生必然能夠聯系到李達先生。

　　但偌大的上海要找到20多個就讀過平民女校的女子並非易事。好在作為一名新聞記者，我消息比較靈通。 經過不懈的努力我終於找到了一位叫做丁玲的女士，這位女士和多位中國共產黨的早期代表都有交集。

　　見到丁玲的前一天，我很激動，甚至認為很快就可以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了。但見到丁玲後我發現這位所謂的“女士”只不過是一位只有18歲的姑娘，而丁玲見到我後表示她現在並未加入共產黨，不可以做我的入黨介紹人。而且丁玲說已經很久沒有與李達先生聯系了。但她認識一位叫做瞿秋白的先生是一名曾經留學俄國並見過列寧的共產黨員。

　　於是在1923年的夏天，我見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瞿秋白先生，這位“導師”的年齡竟然還比我小一歲。

　　時至今日我永遠也忘不了第一次見瞿先生的那個下午。他身著一套淺灰色西裝，瘦削的面龐上帶著一副大的黑框眼睛。眼鏡片後面是一雙充滿睿智的眼睛。

　　我們談了很多，但給我留下最深記憶的是他提的一個問題，與他自己給的一個答案。

　　瞿:“你認為當下時局什麽東西可以救中國?”

　　我:“愛國者們的一腔熱血。”

　　瞿:“我覺得是應該是愛國者們一個共同的理想與信仰！”

　　瞿先生的話仿佛平地一聲驚雷，我喃喃自語到:“一個共同的理想和信仰。”

　　直到12年後瞿先生在羅漢嶺從容就義。他的那句話在我的余生之中一直縈繞在我的耳旁。

　　 1923年底在瞿先生的引薦下，我光榮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光榮的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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