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卡文了,先佔坑。)
蘇亦看過夏鼐先生的傳記。
知道夏先生鄉音重,甚至,他還知道別人不知道的東西,那就是夏先生之所以說話聲音小,那是因為夏先生患有嚴重的胃潰瘍,沒法說話太大聲,再加上,難懂的溫州官話,坐得稍微遠一點就聽不清楚。
不僅如此,夏先生還有一個習慣,就是他寫黑板的時候,一手拿粉筆一手拿黑板擦,字跡很輕,轉身就擦掉,同學們都很難做記筆。
所以上夏鼐先生的課,做筆記就更打仗似的。
因此,夏鼐先生學問大,但,他的課也是真難懂。
未來,夏鼐先生跟宿白先生成為考古專業首批博導,到時候,蘇亦要讀博的話,估計,也不敢選夏鼐先生當導師,不然,多可怕。
不過夏鼐先生是54年才過來北大考古專業講課的嗎?
夏鼐先生跟北大的關系可以提到更早的時候,46年的時候,胡適擔任北大校長跟夏鼐先生閑談的時候,就提到北大打算創辦考古跟博物館專業,最後沒成。
49年的時候,時任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湯用彤先生還打算邀請夏鼐先生過來北大當教授,不過最終夏鼐先生還是接受梁思永先生的邀請加入考古所,成為考古所的副所長。
直到輝縣發掘結束,51年2月開始,夏鼐先生就到北大歷史系講考古學通論。
甚至,當時北大還沒搬到醫院,還在沙灘紅樓那邊,聽說,夏先生第一次到北大歷史系的時候,時任歷史系主任鄭天挺不在,在辦公室值守的胡鍾達先生根本就不認識穿著樸素的夏先生,難免有些怠慢。
鬧出笑話。
然而,夏鼐先生跟北大考古專業的淵源不止於此。
考古專業創辦的時候,北大根本就沒人知道考古專業應該怎麽辦。
就連應用的各種儀器都是夏先生親自領著學生去東安市場購買的。
應該怎麽辦考古專業,應該設置哪些課程,北大這邊都沒人知道,這一切都是夏鼐先生給出具體意見。
因為夏先生曾經在倫敦大學留學,專門學考古學。
此外,蘇亦還聽到一個關於夏鼐先生的故事。
夏鼐先生也是陰差陽錯做了考古,他當年考取了去英國留學的名額,名額只有一個但只能學考古,他就給梅貽琦寫信說:我能不能明年去,我不想學考古。當時他的興趣在中外關系史,結果人家回復他明年去也可以,但今年的考試作廢,明年重新考。
夏鼐後來在日記裡寫:考試就像打牌一樣,這次抓了一手好牌,你能保證下一把還是好牌嗎?所以還是學考古去吧。
有時候,翻翻夏鼐日記,看看大佬的日常,也挺有趣的。
就在蘇亦意外,故事快要告一段落的時候,高銘的話並沒有停下來。
“這樣一來,同學們就不幹了,都開始跟系裡面反應,鬧的還挺凶的。當時,翦先生是系主任還挺重視這事的。所以專門召開座談會。”
“當時,翦先生親自出面跟同學們對話,告訴大家,考古專業初創,我們是第一班學生,以前沒有這個專業,也沒有這些課程,所以北大只能邀請各個單位的專家過來上課,人家能來已經很給面子了,因為這些專家都不是一般人,讓我們用心學習。”
“實際上,這些專家學者都是翦先生親自去邀請的,大家是給翦先生的面子,不然,這些先生完全可以不來北大。所以,同學們也表示了解,都知道我們這一班背負著特殊的歷史使命,因為全國只有我們這一班學考古,
就是為了給新中國考古是失業發展培養考古人員的。”“三年級結束的時候,我們就被安排到陝西半坡遺址實習,這個過程,就不跟你們講了吧。”
“別啊,高老師,聽得正精彩呢。你可不能不講。”許婉韻說。
馬世昌也說,“聽著高老師給我們講咱們北大考古專業的歷史,了解咱們考古專業是如何一步步發展到現在挺有意思的。”
蘇亦忍不住說,“高老師,我想把你的故事給記錄下來,以後有機會的話,可以整理成文章,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史料,對往後咱們考古專業的學生學習考古學史以及考古學術史,應該挺有幫助的,你看行嗎?”
他這一出來,高銘先生有些詫異,一時半會沒說話。
俞先生卻說,“你小子這是打算給高老師寫傳記呢?”
蘇亦解釋,“也不是,就是覺得高老師的故事挺傳奇的,值得讓我們這些後輩知道,不過現在條件不成熟,我只是一個建議,不知道高老師意下如何?”
最終高銘先生搖頭,“現在不合適,大環境不明朗,留著這些東西,容易出問題。”
蘇亦恍然,點了點頭,“是我疏忽了。”
俞先生突然說道,“其實,當年咱們北大歷史系也有一個助教,喜歡把一些事件給紀錄下來,他在北大那些年記錄了好多本這些事件,不評論隻記錄,有點類似於史官記載史料,不過大部分都是咱們北大的事情,很多重要的東西都被記錄下來了。”
“當時,翦先生也鼓勵他這些行為,後來,因為這些本子給他還有大家惹下不少的麻煩。最後這些本子都沒有了。這位助教也不在了,其實他也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不然,這些本子還留下來的話,未來可以放在咱們北大的校史館,應該是一個非常珍貴的原始史料了。”
說完這個,俞先生充滿歎息。
蘇亦覺得直呼可惜。
也對這位助教超前的意識充滿了敬佩。現代人喜歡寫日記,在考古界,《夏鼐日記》最為著名,然而,那只是夏鼐先生的日記,像這位助教一樣記錄著自己的所知所聞,以及一些極為重要關於北大的歷史事件。再過幾十年,這些本子,對後人研究這個年代的歷史,絕對是極為珍貴的史料。
這點,翦先生當年就意識到,俞先生也認識到,可惜這些珍貴的東西最終也沒能流傳下來,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那麽為什麽蘇亦會提及把高銘先生的這些故事整理成文字,未來有機會發表呢。
因為他知道未來幾十年,這個國家會變成什麽樣,像十年時間發生的事情,已經不會發生。
然而,高銘先生他們不知道,他們是時代的經歷者,對這些東西,始終持有觀望狀態,慎重一些沒有什麽不好。
蘇亦也意識到自己魯莽了,再次道歉。
高銘先生卻擺了擺手,“我還在故事還在,如果未來大環境明朗的話,你想什麽時候寫東西都可以,到時候隨時找我。現在不方便整理成文字,但說說過去發生的事情,讓你們這些小輩知道我們的老前輩都為考古事業做出了那些貢獻,我覺得是應該的。所以,想要聽故事,沒有問題。”
於是,蘇亦三人的期待中。
高銘先生的故事又接著講。
“其實,當年給我們講課的先生很雜,之前提到的先生只是個別的,還有不少的先生沒有提到。不少,先生的特點,也沒跟你們說。”
“比如歷史專業這邊,鄧光銘先生就不跟你們說了,你們熟。當時,胡仲達先生上古代世界史,楊人楩跟張芝聯兩位先生分別講近代和現代世界史,這兩位先生學位很好,都曾經留學海外,見多識廣,講述世界史的時候,旁征博引,分享著他們的求學經歷,再加上兩位先生口齒清晰,我們都比較喜歡。”
終於有一個蘇亦熟悉的世界史大佬了。
張芝聯先生啊,歷史系現在的副主任,室友劉立言跟王凱旋的導師,法國史大拿,沒想到他還曾經給高銘先生他們上過課。
真的是北大名師璀璨的50年代,隨便拎出來一個都是滿級大佬。
當然,高銘先生也不僅僅講述世界史的老師,也講中國史。
“比如邵循正先生講近代史,效果一般,主要是邵先生身體不好,說話聲音很低,這點跟夏先生比較像。但是,邵先生的講義發的很及時,而且還附有極為豐富的參考資料,比較方便大家自學,這點,我覺得挺好的,很合適我,因為就是自學出身的。”
“此外,還有余遜先生,一年級上的時候,他講中國歷史文選,這門課大家不感興趣,因為比較難,不過余先生古文修養特別好,他都是邊背誦邊講解,我很喜歡,結果大部分學生都不接受,反映不太好。一年級下的時候,他講中國史秦漢部分,起初,大家都擔心會跟歷史文選一樣效果差,結果,一節課下來,大家都服了,因為余先生對秦漢史非常熟悉。”
說到這裡,高銘先生突然停頓一下。
“余先生患有高血壓,給我們講課的時候就很疲憊,那年暑假他剛滿50歲就突然發腦血栓,此後一直臥病不起,再也沒能重登講台,若非如此,余先生學術著作不會那麽少。”
談及余孫先生的時候,不管是高銘先生還是俞偉朝先生都充滿遺憾。
也是對已逝先生的一種懷念。
高銘先生回憶諸位先生,並不面面俱到。
他只是挑自己印象深刻的先生來說。
這即是高先生的故事,他也是他先生們的故事。
“還有張政烺先生,大一上,中國史(一)上古史部分就是由他上的。張先生上課的時候,是冬天,他穿個棉大衣,經常話到嘴邊說不上來就敲腦袋。再就是找不到黑板擦的時候,就用棉大衣的袖子擦。”
“那個時候講課搞得很死,一定要按照教育部規定的教學大綱講,尤其是古史分期要按照戰國封建那一套來講,講稿必須上課之前在教研室討論,極大限制張先生的學問發揮,因為大家都知道張先生是魏晉封建說的提倡者,他的講稿都是經過中國史教研室討論通過的,而不是張先生的學術主張。”
高銘先生說完,俞先生補充,“大家都知道張先生學問很大,是考古大家,但他講課效果並不是很好。就算如此,張先生對學問的態度依舊知道我們學習,因為張先生踏實,不花哨。”
高銘先生也說,“張先生是一位值得我們學習的師長。”
北大中青代的老師,都敬佩張政烺先生。
因為張先生的品格,讓人敬佩。
一個上課會敲自己腦袋,用棉大衣擦拭黑板的師長,卻學位如此之大,不為世俗名利,隻為教書育人,最終卻無奈離開北大講台。
他講課背對學生,臉朝黑板,自言自語,語速很慢,口音很重,想不起來,就使勁敲腦瓜,腦瓜裡裝的東西太多,有時不敲不出來。
感受到蘇亦對張政烺先生的故事感興趣,高銘先生補充一些具體的細節。
“二年級的時候,我們有兩年專業課,一門是中國考古學史,另外一門是史前考古學。而中國考古學史則是張先生跟其他幾位先生合開的,張先生主要講金石學部分,講得很多。因為講了很多人名和書名,大家都很陌生,接受起來就更加吃力了。都紛紛要求盡快發講義,後來講義也發出來了,宋元明部分先發下來,宋代以前的部分很晚才發下來,清代以後的部分就沒有講義了。也因為這門課程讓大家真正見識到張先生的學問有多淵博。”
“我記得大一的時候,張先生給我們講中國史料,當時已經把原始社會部分疆外了,他就帶我們去參加北京歷史博物館,參加原始社會陳列。我記得那天特別冷,大家是坐著學校的卡車去的,而當時歷博的展覽室則是在端門和午門之間的東西朝房,完全沒有取暖設備,冷得要死。然後張先生穿著棉大衣,一直堅持著給我們做講解,當時,張先生也都凍壞了。”
蘇亦腦海之中,自然而然就浮現出一個畫面,一個穿著棉大衣的老先生帶著一幫學生在故宮的朝房裡面,來回走動,不斷地跟同學們講述著各種展覽的知識。
不斷地搓著手,不斷地哈著冷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