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跟季羨林一樣，金克木也是北大東語系的創始人之一。

只不過，相比季羨林的鼎鼎大名，同在北京大學東語系、同樣研究印度文化的金克木，並不那麽廣為人知。

或者大多數人聽過金克木的名字，就是從未名四老開始。

未名四老，燕園曾經住著4位老先生，季羨林、金克木、鄧廣銘、張中行。人稱“未名四老”。4位先生實則住在未名湖的後湖，那地方叫朗潤園。還曾經被卞毓方在文章中稱為朗潤園四老。

其實，也可以稱為燕園四老。

那時候，這四位老爺子都很喜歡在未名湖畔散步，後來搬家就很少回燕園了。

前世，蘇亦去北大的時候，這幾位先生都已經全部離世。

甚至在蘇亦接觸的這些老先生之中，宿白先生是最為長壽的，就算如此，18年的時候也走了。

除了張中行先生，蘇亦對未名四老的三位都不陌生。

不過唯一打過交道的就是鄧廣銘先生。季羨林先生也只有在開學典禮遠遠見過一面。

啥時候，能私底下見到對方未可知。

蘇亦這一次過來東語系蹭課，主要是奔著金克木先生過來的。

說起金克木，這位老爺子的一生頗為傳奇，尤其是他的求學經歷。之前蘇亦感慨於賈蘭平高中畢業獲得院士頭銜，其實這位老爺子更狠，初中沒畢業就能夠稱為北大的教授，這樣的人才從北大創立以後其實也沒有多少個。

唯一跟金克木經歷相似的就只有沈從文先生了。

不過沈從文先生現在已經離開北大被調任歷博。

巧合的是，他倆都當過北大的旁聽生。

民國時期的北大旁聽生，日後成為大師的不在少數。那個年代能去北大當旁聽生本來就不是普通人，嗯，這個制度好像在08年還是什麽時候被取消了。現在去北大蹭課，沒有熟人帶過去，就困難的要命了。

蘇亦曾經聽到一個好玩的故事，那個時候，北大除了旁聽生之外，還有偷聽生。

因為旁聽生是需要向學校方面申請，辦理相關手續;偷聽生卻不辦理手續，直接就混入教室聽課。

甚至有傳聞國學大師陳漢章講過一個軼事:有一年，他開了一門新科，平時總有十幾位學生聽課。到了考試時，台下只剩下1人參加考試。原來，那些聽課的學生，都是“偷聽生”。

這就好玩了。

民國時期，蔡元培執掌北大，很多制度都頗為開明。放在前世的北大幾乎不可想象。放在78年的北大，好像也挺正常的。

因為這個時候的北大管理並沒有那麽嚴格，對於旁聽，幾乎是沒有一個老師禁止的。可以說全校各個院系的課程都是開放的，只要你不擾亂課堂秩序，你想去哪裡蹭課就去哪裡蹭課。

這種制度放在國外也是稍有。

因為國外的大學，學生能不能蹭課，是教授說了算，有的教授嫌棄蹭課的學生擾亂秩序，嚴禁學生蹭課。

實際上，前世，在國內這樣的老師也不在少數。

好在蘇亦當年在北大蹭課並沒有碰到這樣的情況，主要是他被北大有熟人，當年一起跟奮戰北大的研友，不少人都考上北大了，甚至好多研友搖身一變就成北大學姐了。這種情況下，作為小老弟跟在學姐後面蹭課，一點問題是沒有的。

不管前世還是後世，蘇亦對於蹭課都不魯莽行事，他去東語系蹭課之前，肯定是先弄到本科生的課表，然後提前去教室等候，而不是臨到上課時間或者已經上課了才踩著時間過去。

反正，作為研究生他的時間比本科生自由多了。

跟歷史系不一樣，東語系的教學樓放在外文樓。而，外文樓的歷史甚至比五十年代新建的文史樓還要久遠。

外文樓靠近北大西門，位於華表之北，原名“M樓”，後改名“穆樓”，由銀行家穆拜亞捐款10萬美元所建。建成於1925年，建築屬仿中國傳統建築風格，依清代宮殿式建築為藍本設計。在燕大的時候，就作為教室使用。

建築坐北朝南，唯一原燕大東西中軸線北側，與辦公樓、化學北樓形成一個“品”字形的院落。建築形製采用了中國古建築式樣，廡殿頂，素色牆體，深紅色柱子與格柵窗以及條石基座。

甚至，到了後來，外文樓和辦公樓北側的民主樓，以及1991年增建的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也構成了一個品字形建築群。

相比較貝公樓、化學北樓，這個品字型，絕對是大大的品字。

前世的時候，外文樓被用作北大外國語學院的教學辦公場所。

實際上，外文樓之所以改名，還跟錢穆有關系。

司徒雷登問諸人到校印象。錢穆先生就直接說，“初聞燕大乃中國教會大學中之最中國化者，心竊慕之。及來，乃感大不然。入校門即見'M’樓，'S’樓，此何義，所謂中國化者又何在?此宜與以中國名稱始是。”

眾人默然，後來燕大還特意遂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築一律賦以中國名稱。’

這故事並非捏造，在錢穆先生的《師友雜憶》就有記載。

當然，改成外文樓是後面北大搬入以後的事情了。

其實，北大西語、東語、俄語三系，蘇亦感覺最豪橫的還是俄語系，因為北大五十年代新建大樓的時候竟然特意建立了一棟俄文樓。但為啥有俄文樓，誰都清楚，沒啥好說的。

從學術宿舍到外文樓，還要穿過朗潤園，這裡環境幽深，這裡小徑交錯，這裡花草盛開，這裡還有很多會外語的小姐姐。

不過跟在文史樓大本營不一樣，蘇亦到外文樓的時候，一個小姐姐都不認識。

不對，認識一個。

蘇亦習慣性地拐到後排苟著的時候，竟然愚見了多日不見的張繡予，這個中文系的大姐，竟然跑來東語系蹭課。

這是啥情況?

她也愛上了梵語文學?

張繡予解釋，“我有一個長輩認識金克木先生，前兩天他過來北京辦事，去拜訪金克木先生的時候把我也帶上了。所以才認識的金克木先生，有些好奇他的課，今天就過來天天了，沒想到竟然碰到小師兄你。”

得，現在蘇亦這個小師兄似乎已經出圈了，他已經不再是考歷史系的小師兄，已經開始變成中文系的小師兄，也不知道啥時候回成為北大人人稱道小師兄?

真的有一點，自己都變成北大人的“小師兄”，那樣才好玩。

人怕出名豬怕壯，現在啥成果都沒有的情況下，蘇亦還是希望自己的名字不要出圈。

蘇亦望向張繡予，“繡予姐，你別調侃我了，直接叫我蘇亦吧。”

張繡予笑，“好吧，就蘇亦，你呢，怎麽突然想過來聽金克木先生的課程了?對梵語文學感興趣?”

蘇亦搖頭，“我想學梵語，然後歷史系的先生就推薦過來先聽金先生的課，至於梵語文學倒沒有什麽研究，主要還想看懂梵語記載的佛經。”

張繡予恍然。

蘇亦是宿白教授的研究生，張繡予是知道的，甚至還知道他研究佛教考古，只是一時之間聯想不起來而已，蘇亦這一解釋，她就啥都明白了。

張繡予說，“那你要努力了，梵語可不好學。”

蘇亦說，“我看繡予姐，你對梵語也挺感興趣的，要不要組團一起學習?”

之前周一良先生教授他的學習外語的方法，讓他從文學上入手，直接學外語，這樣就可以鍛煉自己的文獻閱讀能力。

還提議他可以通過電影去建立語境。

對於前世五花八門的學習外語方法來說，這兩個都不算是多深奧的方式。

很多人都這麽說。

但不同人說權威性是不一樣的，如果一個四級都不過的渣渣跑過來告訴你這樣的方式，估計你會嗤之以鼻。

然而，周一良這樣的大師都這樣說了，那麽這樣的方式肯定沒有錯了。

可要論對普通人來說，學習外語的方式肯定不止這兩種。

比如，找一個會外語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誰都知道這是一個好方式，但條件不允許。甚至蘇亦還知道一個最好的學習一門新的外語的方式，就是去教別人這門外語，沒有錯，就是去當老師教別人，一個半吊子去交一群半吊子，聽說，就促使自己有無限的動力去學習。

不過這個方法，蘇亦覺得很是不靠譜。

那麽剩下的一個相對來說，還算正常的方式，就是組團學習了。

也就是後世常見的組個興趣小組，找一波志同道合地小夥伴一起學習，就跟考研找研友差不多。

好不容易在這裡碰到張繡予，他當然不願意錯過，先忽悠了再說。

沒有想到這姑娘嫣然一笑，卻拒絕地跟乾脆，“我只是對梵語文學感興趣，對學習梵語，沒有那麽大的動力。”

得，這乾脆利落的勁跟她乾脆利落的短發又得一拚。

甚至在她的身上，蘇亦都可以看到許婉韻的影子，似乎對一門陌生的語言，這些姑娘都有著天然的抗拒。

或者說她們的野心並不在這裡。

在她倆的身上，蘇亦是看不到白槿那樣迫不及待地向上攀登的野心。

這估計就是北大才女們的底氣吧。

不過張繡予是中文系的，她感興趣的是文學本身而非梵語好像也沒有什麽不合理的。

而，金克木先生在東語系開設的課程就是梵語文學史，而分梵語。

畢竟東語系的全稱是東方語言文學系，人家也是要學文學滴。

當燕園的鍾聲響起來的時候，一個其貌不揚的小老頭就出現在教室，走上了講台。

跟這個年代的北大老先生一樣，都是一身灰白色的舊式中山裝，然後配上黑布鞋，很樸實，不高也不大，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老頭，然而，就是眼前站在台上的這樣一個普通的小老頭，卻隱含著務必巨大的能量。

被世人稱為舉世罕見的奇才，靠自學精通梵語、巴利語、印地語、烏爾都語、世界語、拉丁語、英語、法語、德語等多種語言文字。

跟季羨林先生秉承東語系的扛把子。

他對外語的掌握，雖然沒有陳寅恪先生掌握的雜多，但，也真不少。

梵語就不說了。

知道金克木這個名字的人都知道他會梵語。

而拉丁語，還是在傅斯年的建議下學的。

當年， 金克木在湖南大學當教授，去昆明拜訪傅斯年，傅斯年就想讓他去學希臘語，因為傅斯年覺得國內的學者研究希臘史卻不會希臘語，研究什麽希臘歷史。

於是就建議金克木去學習。

不過金克木還是婉拒了。

因為他覺得按照他的德語基礎還不足以通過德文教材去學希臘語。然後這個時候，李濟先生突然出現了還跟傅斯年帶來一本大二學生用的拉丁文教材，傅斯年順手就把這書遞給金克木。

這書就是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愷撒著的《高盧戰記》。金克木試著匆匆學了後面附的語法概要，就從頭讀起來，一讀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來興趣越大。據此，他掌握了拉丁文。

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蘇亦也只能感慨大佬就是大佬。

至於金克木學習梵語的故事，其實也很傳奇。

1960年，北大開設第一屆梵文巴利文班，季羨林、金克木兩位先生交叉授...

北大東語系教授金克木，在梵語文學和印度文化研究及比較文學方面有突出成就。

金克木擅長多門外語，他曾經憑借歷史學家傅斯年(被人稱作“傅大炮”)贈送的一本書，掌握了拉丁文。在《忘了的名人》一文中，他生動記下了當時的情形。

上世紀40年代，著名學者吳宓任武漢大學外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時又是校務委員會委員，他推薦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當時，武漢大學找不到教印度哲學的合適人選，而這門課程又是必修課，文學院長劉永濟就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學系教印度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