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說到鬱達夫,熟知者眾,至於周達夫,鮮少有人知曉。
這位先生,因為受到衝擊,晚年精神恍惚,妻子楊沫也不幸去世。
所以,金克木先生也不願過多談論自己的老友,此刻談到,更多是對一種當年在印度加爾各答與周達夫同住梵竺廬研究學問的美好時光的一種懷念吧。
很久以後,蘇亦才知道,原來在今年的三月份,在俄語系任職的楊沫女士選擇了一種讓人惋惜的方式離開了這個世界。
而,金先生談起老友的愛情故事,或許不僅僅是調動課堂氣氛那麽簡單吧。
其實,周達夫也曾經在北大中文系當過教授。
當年周被時任教育部部長朱家驊從印度請回國,許諾給他一個大學校長當,結果次年朱家驊就被調任交通部當部長,周的學長職務也不翼而飛,隻好當中大擔任教授。
然後52年院系大合並的時候,中大中文系就並入北大,周也隨之來到北大教書。
不過這位先生也不是什麽性格安分的主,跑去學部(社科院的前身)情報研究室翻譯資料。沒乾幾年,又不幹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調到中央民族學院。
這位先生似乎對學術心不在焉,除了早年間發布一些文章之後,後面似乎也開始跑偏了,不然,他的學歷以及學問水平,怎麽可能在國內學術界寂寂無名,以至於到現在,大部分的學生都沒聽過這個名字。
金克木先生在講述梵竺廬講述到周達夫的時候,既然真的有學生把對方當成鬱達夫了。
甚至,有學生說,“我讀過周達夫的《春風沉醉的晚上》,很感人。”
當時,蘇亦哭笑不得。
好在,這位學生討論的聲音也不大,很快就被旁邊的同學矯正認知。
金克木先生也沒聽到,不然,不知老先生會作何感想。
其實,老爺子在北大當教授之前,已經在多個學校教書。
比如,去印度之前,就在湖南大學當教授,比如從印度回來之後,在武漢大學也當過教授。
在課間休息的時候,張繡予還特意跟蘇亦說起來金克木先生早年間在武大的經歷。
“在來咱們北大之前,金先生是在武大教書的,從印度回來就被聘請到武大教梵文,最後,機緣巧合之下,又去哲學系教授印度哲學。聽說,當時,吳宓先生起初不太放心金先生去哲學系授課,結果一節課聽下來,吳宓先生就被折服了。”
吳宓?
猝不及防,又多了一個著名學者。
如果對這位先生不甚了解的話,有機會去讀一讀《吳宓日記》那麽就什麽都清楚了。
蘇亦對吳宓不陌生,卻金克木在武大的這段經歷並不熟悉。
詢問之下,張繡予才解釋。
原來上世紀40年代,吳宓任武大外語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推薦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當時,武大找不到教印度哲學的合適人選,而這門課程又是必修課,文學院長劉永濟就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學系教印度哲學。
“這樣一來,吳宓先生就有些不放心了。他還把自己的擔憂對金先生說,你教語言文學,我有信心。到哲學系去,我不放心。”
說完,這姑娘望著蘇亦,“你猜金先生怎麽說?”
這怎麽能夠猜得著。
蘇亦直接搖頭。
不過按照蘇亦對老先生的了解,這位先生應該不會拒絕吧?
張繡予也不吊他的胃口,“金克木回答說,到哲學系對我更合適。因為我覺得,除湯用彤先生等幾個人以外,不知道還有誰能應用原始文獻講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學,
而且能聯系比較中國和歐洲的哲學,何況我剛在印度度過幾年,多少了解一點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學的情況,又花過工夫翻閱漢譯佛典,所以自以為有把握。”果然,這才是符合蘇亦對老先生一貫作風的認知。
北大師長平易近人者多,卻不是每一個先生都平易近人。
比如蘇亦的導師宿白先生,就是以嚴厲著稱,很多學生都害怕宿先生。
蘇亦也是。
每一次看到宿先生,都有些怵。
金克木先生也有些孤傲,老先生其實是一個很睿智的人,對世事洞察能力之強,讓人感歎。
同樣,他也沒有周一良先生的書生意氣。這也讓老先生在歷次運動中都能夠全身而退。
張繡予畢竟跟隨著自己長輩去拜訪金克木先生,對老爺子的性格估計也了一定的了解。甚至對金克木先生的一些軼事,肯定是也是了解的。
不然,怎麽可能憑空說出這樣如此符合老先生性子的話。
蘇亦點頭,“金先生這話,還是很有道理的,據我所知,國內能像金先生這樣應用原始文獻來印度哲學的學者,確實不多,湯用彤先生是一個,估計陳寅恪先生也可以,不過陳先生並不是研究哲學的。”
在國內老一輩的學者之中,陳寅恪和湯用彤兩位先生,應該是中國開拓梵學研究的先驅者了。
這兩位先生跟吳宓先生,一起並稱“哈佛三傑”,早年都有哈佛的留學經歷。
陳寅恪先生先後在哈佛跟柏林大學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回國後,他主要將梵文和巴利文用於中國佛教史研究,包括佛經的翻譯、佛教的傳播和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幾乎與陳寅恪同時,湯用彤也在哈佛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回國後,他也主要將梵文和巴利文用於中國佛教史研究,著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
尤其是湯用彤率先突破中國梵學研究局限於佛學研究的傳統,撰寫了一部《印度哲學史略》。他還遍覽漢文佛經,輯錄了一部《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這也是中國學者對國際印度哲學史研究的獨特貢獻。
所以,陳寅恪、湯用彤、吳宓這三位先生又一次在金克木先生的故事裡面出現了。
老先生自比湯用彤先生,可想而知,他對自己學問有多麽的自信。
這種強悍的自信,肯定是建立在自己學識的基礎上的,不然,就是狂妄無知了。
顯然,張繡予對此並不陌生,她笑這說,“金先生自比湯用彤以及陳寅恪先生,就算如此,吳宓先生仍不放心,畢竟,金先生不是研究哲學出身的,然而,吳宓先生還特意在教室外聽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課。結果後來,金克木連語言帶哲學,就這樣講了下去。”
這段話很大的留白空間。
這姑娘不講吳宓先生聽課後的反應,但,金先生開可以繼續在武大開設哲學課就已經說明一切。
張繡予跟蘇亦在課間討論金克木的軼事,周邊的學生都忍不住側耳傾聽。
都在疑惑,她倆是何人?
怎麽會比他們這些東語系的學生對金先生的事跡還要了如指掌。
然而,剛有人跟張繡予搭話,還沒來得及自我介紹,下半節課就已經開始了。
張繡予指了指台上,最終也沒有告訴對方,她的名字。
蘇亦目睹這個尷尬的搭訕現場。
上課鍾聲響起,金先生雙手倒扣在後背,慢悠悠地出現在教室之中,示意著同學們落座之後,繼續上課。
恢復高考後的大學課程安排跟後來的大學差不多,都是把兩節課安排在一起上,然後中間休息十分鍾,金先生的課堂也是如此。
唯一不一樣的是,老先生尤為喜歡拖堂罷。
講著講著,中間十分鍾休息時間都快過去了,老先生才後知後覺,好在,老先生也不是什麽拖堂狂魔,還知道給大家休息時間,只不過這十分鍾往往就變成了五分鍾。
前面的課程,更多是介紹正本《梵語文學史》的概況。
也就是前言部分。
跟大家講述一下梵語文學史到底是在講述著什麽。
這些每一門新課程必經的階段。
當然,也有老師不照本宣科。
特立獨行的老師,就喜歡扔開課本,或者說不願意講課本。
前世蘇亦就沒少碰到這樣的老師,上課也不講教材,一來說,“課本上東西,你們自己去看就行了,不需要我再去贅述。”
然後,就開始扯一大堆不相關的內容。說著說著就喜歡跑題,比如明明講述近現代史的老師,卻偏偏喜歡去抨擊中國教育現狀去抨擊中國房地產。
當然,聽這些老教授的牢騷,有時候也挺有意思的。
甚至,也不是說不講教材的教授就不是優秀的教授。
然而,金克木先生跟蘇亦前世遇到的老教授還不太一樣。他雖然不翻講義也不帶講義,但他的講課內容並沒有跑題。
依舊圍繞著梵語文學史來講述。
上一課講述梵語文學的概況,這一節課,重要講述著梵語文學是怎麽來的。
“1946年,我回國的時候,就準備寫兩本書,一是印度哲學史,一是印度文學史。因為兩千年以來,中國的印度學研究始終局限於佛學。而佛學只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也曾盛極一時,並在亞洲廣為流布,但在印度國內並不屬於主流文化,且已在12世紀消亡。印度古代的主流文化是婆羅門教(或稱印度教)文化。遺憾的是,因為種種原因,這兩本並沒有能寫出來。”
這種情況跟胡適的《中國禪宗史》有點像。
說到這裡,老先生又給大家科普一下印度的滅佛過程。
“大家都知道當年***教的軍隊入侵印度後,對佛教寺院進行了大規模的毀壞和掠奪。佛教徒大量被殺或者被迫改變信仰。佛教賴以存在的人員和物質基礎被破壞。這是導致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的一個較直接的原因。”
“然而,佛教徒那麽多人,為什麽***教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消滅他們?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佛教徒都不抵抗,而印度教徒不一樣,他們並不順從,這樣一來,印度教自然而然就成了主流。當然,佛教在印度滅亡,跟他們的教義有關,有內因跟有外因。不過,我講授的不是印度宗教史,暫時不跟你們分析這些了。”
“這節課,主要跟大家講一講印度學。”
“何為印度學?19世紀西方學者開創的印度學是對印度語言、歷史、宗教、文學和社會習俗的全面研究。由對印度梵語的研究,確認印歐語系,開創了比較語言學。由對印度宗教、神話和寓言故事的研究,開創了比較滅亡宗教學、比較神話學和比較文學。”
“那麽這個時候,咱們中國的學者正在幹什麽呢?19世紀中國學者忙於應對西學的挑戰,無暇顧及印度學。長期以來,由於印度學知識在中國不普及,一般人士都沿襲古代高僧的說法,視印度為‘佛國’,以為印度自古迄今是個佛教國家。”
說著,金克木就開始講述著國內學者對於印度學的相關研究。
恰巧,就是之前蘇亦跟張繡予倆人聊天的時候,談論到的陳寅恪跟湯用彤,這兩位先生直接推動了中國梵學的研究。
說到這兩位先生,那麽國內對梵語研究的集大成者——季羨林先生肯定不會錯過。
季羨林先生早年間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他回國後,在北大創建東方語文系,這些事情大家都不陌生。
甚至金克木還直接推薦了季羨林先生的兩本書《中印文化關系史論》以及《印度簡史》,這兩本書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
實際上現在大部分學者的學術著作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畢竟十年時間,是一個很明確的學術斷檔期。
蘇亦聽到金克木在課堂上推薦季羨林先生的著作,都有些感慨。
這兩位支撐起來整個北大東語系的半壁江山,至於梵語巴利語專業,完全就是這兩位老先生在坐鎮。這兩位的學識肯定毋容置疑,交情肯定也非同一般。
而且這兩位研究的領域,似乎行程一種奇異的互補。
不過這倆位治學方式卻大相徑庭,金克木跟饒宗頤差不多,屬於自學成才。而季羨林則跟周一良有點像,都是學院派,並且都是海龜派。
當然,之所以拿季羨林先生跟周一良先生做比較,原因很簡單,這兩位先生私交更好。他們除了相近的學術背景,這中間還有陳寅恪先生做紐帶,除此之外,這兩位十年的牛棚經歷,也讓他們接下極為深刻的友誼。
至於周一良跟金克木兩位先生之間,交情如何,蘇亦了解得不多。
或者說,這兩位先生之間應該隻算是泛泛之交,畢竟前世之中,這兩位的文章或者作品集中嫌少有學術來往。讓後輩很難在字面資料上去研究他倆的交情。
而季羨林跟金克木兩位先生的私交,那就沒少好說的了。
按理來說,東語系這兩位在學術上應該互相不對眼才對。畢竟同行是冤家,而且還是研究如此相近領域的學者。
甚至,前世蘇亦還看過一些營銷號在寫這兩位先生的時候還用東語系王不見王來形容兩位老先生。
當時,蘇亦就哭笑不得。
這兩位,雖然治學方式不一樣,但,兩位都在北大東語系待了那麽多年,五十年多年的同事,還曾經創建東語系,創建梵語巴利語專業,說這兩位老先生王不見王。
蘇亦怎麽可能相信。
還別說,這倆位都是鼎鼎有名的北大未名四老,都住朗潤園,天天到未名湖畔散步,怎麽可能王不見王?
這不,在課堂上,金克木先生都理所當然地推薦季羨林先生的著作,這種強烈安利對方著作的做法,充分地表露金克木對季羨林先生學術水平的認同。
然而,要說這兩位先生的之間有沒有那麽一點貓膩。
應該也是有的。
畢竟這兩位的性格,太明顯了。
相傳,1960年,北大開設第一屆梵文巴利文班,季羨林金克木兩位先生交叉授課,風格卻迥然不同:季羨林總是抱著一大堆事先夾好小條的書來,按計劃講課,絕不拖堂;金克木則是一支粉筆,口若懸河, 例行拖堂。
還沒來之前,蘇亦還不相信這個傳聞,現在在老先生的課堂上。
這種感覺就太明顯了。
確實整節課下來,除了前面拿的文獻當教具展示之外,老先生就沒翻開過自己的講義,或者說,他壓根就沒帶講義。
全程都是手中的粉筆在寫寫畫畫。
甚至,說到某些文獻的時候,老先生還直接寫出來原文,這個記憶,就連蘇亦都佩服。
重生以後,他這個前世修行資質一般的渣渣,到了現在,唯一可以拿出手來的就是記憶還不錯了。
以前背的名詞解釋,現在基本上翻翻幾次就可以熟記,對於蘇亦來說,在這方面的天賦已經類似於作弊了。然而,對於老先生來說完全就是與生俱來。
這就有點闊怕了。
一堂課下來,就讓東語系的學生充分感受到老先生的淵博了。
而且,幸運的是,蘇亦過來蹭課的時候,這邊也才上第一堂課。來晚了,估計很難再聽到老先生評論這些前輩同仁的故事了。
學術史部分,估計每一年都會講,但,老先生跟周達夫之間的關系,估計過了今年,往後還會不會再講就是未知數了。
正因為如此,等第二節課下課鍾聲響起來的時候,蘇亦竟然有些戀戀不舍。
他太喜歡這位老先生的課程了。
並非是對梵語文學史有這一股天然的熱愛,蘇亦並不熱愛梵語文學,或者說,他的追求不是研究梵語文學或者印度文學,甚至連印度哲學印度歷史都不在他的研究范圍。
他更加感興趣的是,金克木先生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