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蘇亦見到系主任鄧廣銘先生的時候，是在開學典禮之後的當天下午。

鄧主任找他理由跟之前宿白先生找他的理由差不多，都是為了開學學生代表演講的事情。

這一次任務，蘇亦本來也沒想答應。

但宿白先生這次沒有由著他的性子，“你之前已經拒絕拜入鄧主任的門下，這一次又再次拒絕鄧主任的提議，於情於理都不合適，至於其他亂七八糟的事情，你不要多想也少去參加，專心做學問，麻煩找不到你的身上，就算真的找到你的身上，不是還有我們這些師長嗎?”

顯然，宿白先生也知道他在避諱什麽。

才如此直言不諱的告誡他。

蘇亦有些汗顏。

他只是不想惹麻煩而已。

只要對近現代史有過了解都知道北大是一個是非之地，新思潮的起源之地，甚至，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各方人馬都拿北大當試驗田天，各種爭議不斷，蘇亦不想沾染這些，正是因為如此，他才拒絕在全校師生面前當新生代表發言。

對於歷史系嘛，也是如此。

然而，現在宿白先生執意讓他露臉，蘇亦想躲都沒機會。

蘇亦是在靜園二院歷史系的辦公室裡面見到鄧廣銘先生的。

靜園六院是北大著名的建築群，是六處三合院落。

一院、二院、四院和五院原為燕大的宿舍，建於1926年，三院和六院是1952年根據當初圖紙加建的。

不過北大合並燕大之後，六院作為留學生宿舍，不過到了六十年代，這些院子跟宿舍沒啥關系了。

直接成為一些院系研究所的辦公所在地。

而，靜園二院是歷史系的地盤，至於，中文系則是靜園五院。

所以這個年代在北大中文系讀書的大佬回憶文章裡面總是缺少不了五院的身影，而後輩學生也在他們的文章裡面對靜園五院充滿向往。

比如溫汝敏的《書香五院》描述的就是大家熟悉的五院。

只不過後來，五院已經跟中文系沒啥關系了，直接搬遷到人文學苑，同樣，二院也跟歷史系沒啥關系，也在人文學苑。

現在嘛。

二院還是歷史系的大本營。

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歷史系就搬到二院辦公，人文學院為止，所以歷史系也被稱為二院釘子戶。

然而，說實話，二院並不大，被作為歷史系各教研室用房，並不合適。

因為歷史系正在恢復，教職工逐漸增多，再過幾年，這裡面就開始顯得有些臃腫了。

這也是為什麽，考古教研室的辦公樓放在文史樓的原因之一。

再過幾年，二院辦公場所擁擠到什麽程度呢?

一些教研室人員眾多，在狹小的房間內坐不下，隻好幾個人擠在一條板凳上。椅子、板凳不夠用，教研室開會時就到其他教研室拉來拉去。

不過，78年，歷史系還沒有這種盛況。

二院還顯得尤為幽靜。

還沒進入二院，就看到面前有一片果園，栽種了不少蘋果樹，不過蘋果樹矮小乾枯，一看就是營養不良，也難怪，那今年亂糟糟的，人不如狗，哪裡有閑情逸致管這些果樹。

不過後世，這片果園也不見了。

因為圖書館新館建成，把北大最大的草坪給佔用了，學生抗議，校方隻好派人把靜園的果樹砍掉，改造為草坪。

這些，在溫汝敏的《書香靜園》都有描述。

實際上，關於北大圖書館東部的草坪，對於七八十年代的北大學生來說，上演很多美麗的傳說的。

這也是為什麽草坪被佔用學生群情激憤的原因。

看到蘇亦站在二院的果園前愣神，陪同他過來的范長流才感慨，“以前，二院前的草坪上，曾經有老燕大留下的兩株西府海棠，每到春天，就繁花似錦，引得我駐足觀看。只不過上世紀70年代，這片草坪變為果園，栽種了一些蘋果樹。蘋果樹長得矮小枯乾，秋天也不怎麽結果。現在草坪雖然已經恢復舊貌，但是西府海棠卻從此消失了……”

顯然，這位仁兄也是老北大了。

蘇亦才說，“蘋果樹經濟實用，卻不不如海棠美觀。只不過再過多年以後，這些蘋果樹，估計也成為我們回憶中最為珍貴的一部分了。”

“也對！”范長流笑道，“估計再過幾年，這些矮枯的蘋果樹都看得各位親切了。”

只是前世，在鄧廣銘先生的高徒之中，並沒有聽說他的名諱。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己的緣故才扇動的蝴蝶翅膀。

蘇亦第一次登門拜訪鄧先生，范長流作為他的研究生作陪，理所應當。

被范長流的引領進入鄧廣銘的辦公室之後，蘇亦差一點就要後退離開。

因為房間的書太多了，都不好落腳。

各個地方都擺放著書記，而且都是放開折疊狀態，顯然，這些書籍都是房間的主人隨時翻閱的狀態。

不少的書還有批注卡片以及標簽記錄。

密密麻麻，雜亂無章。

當然，所謂的雜亂是對外人來說的，對於房間主人來說，這種雜亂才是他們眼中的井然有序，要是那天又不懂事的學生跑來整理這些書籍，把他們堆放歸類然後放到書架去，估計鄧廣銘先生要氣得吐血。

當時，蘇亦讀研的時候，就曾經幫他師爺整理書房，結果好心辦壞事，把對方擺放的書籍都被整理歸類，還好心的把房間的灰塵都給抹去。

當時，他師爺看到這一幕，笑呵呵地對他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蘇亦當時還不知道啥意思，結果，剛離開師爺的住宿就被他老師訓成狗。

直到他後來無意間看到北大才女張曼菱寫的《北大回憶》裡面描述關於季羨林先生的書房裡面關於灰塵都原因讓別人打掃的場景，蘇亦才恍然大悟。

用季老的話來說，就是灰塵在哪裡，你不動，它就不動。不要去擾動它們，書房自然就是乾淨的。

蘇亦還沒機會去季羨林先生的書房，但，鄧廣銘先生的書房他卻有機會來了。

等蘇亦找到落腳的地方的時候，他同樣也有落座的地方了。

因為鄧先生見到他們來以後，就開始整理書籍，讓他們落座。

鄧主任的第一句話，就是，“蘇亦，久仰大名，終於見面了。”

瞧，大佬還是很親民嘛，這話說的就是接地氣。

因為不是學宋史的，所以蘇亦對鄧廣銘先生並沒有他的那些徒子徒孫見到對方的誠恐誠惶，更多是對大師的好奇。

也可以說是無知者無畏。

對於鄧先生的調侃，蘇亦也只能傻笑，這話好像怎麽回答都不對。

見到蘇亦的模樣有點傻，鄧主任才說，“別拘謹，坐，今天主要就是想見見你，別有別的事情。”

這話就跟今天的見面會定調了。

也就是閑聊了。

但大佬的事情那麽忙，還有時間抽空過來跟一個普通學生閑聊，就說明大佬對你很重視了。

既然是閑聊。

蘇亦就沒啥好怕了。

比如鄧主任問，“怎麽樣，在北大待的還習慣嗎?”

蘇亦回，“嗯，還習慣，北京很涼快，比在廣州舒服多了，清涼的天氣很合適讀書。”

鄧主任笑，“北京入秋，涼爽，再過一兩個月就開始入冬變冷了，到時候寒冷刺骨，你在嶺南長大，大概會不習慣了，這也是為什麽，我當時提議你先跟我學習幾年，先做一下咱們史學的書齋式研究，未來如果還喜歡考古的話，也是可以繼續深入的，比如我的學生李裕民，他現在也在山西大學的歷史系創辦考古專業了，可惜你志不在此，我亦不能勉強。”

說到這裡，鄧主任還有些淡淡的遺憾。

然而，這話聽到范長流的耳中卻咯噔一下，果然，傳聞都是真的。

難怪鄧主任如此看中蘇亦，非要他當新生代表發言。

當初，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范長流還有些失落，畢竟自己才是鄧主任的研究生，就算避嫌也不至於如此。

然而，到現在他知道自己想錯了。

鄧主任不是避嫌，而是真的欣賞蘇亦。

面對大佬的欣賞，蘇亦也不能不識抬舉啊。

但是他也只能實話實說，“我只會考古，對史學研究卻不甚了解，主要是坐不住，小時候，我奶奶幫啟蒙，讀《說文解字》、《爾雅》，就喜歡上了小學(文字學)，後來又接觸到了甲骨文，然後慢慢就喜歡上的王國維先生的著作，喜歡上了考古。”

鄧廣銘恍然，卻更是遺憾，“你要是從小喜歡上陳寅恪先生，那麽咱們的緣分就更加深厚了。”

從史學研究脈絡來說，胡適、傅斯年、陳寅恪、還有鄧廣銘先生，這幾位都是一脈相承。

尤其是陳寅恪就是鄧廣銘先生的老師，更是他文脈的繼承人。

蘇亦要是一開始就受到陳寅恪先生的影響，那必然對宋史感興趣。

1943年，陳寅恪為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作序時提出了“新宋學”的設想:“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鹹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複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

陳寅恪治史之成就主要在中古，但此處卻高度評價宋代文化，並將新宋學視為中國學術演進之理想境地，其間原因，陳氏本人未有回答，遂啟後人無數推測，在不斷的解釋中，“新宋學”亦逐漸被宋代研究者所接受。

陳寅恪將“新宋學”建立的重任托付給了鄧廣銘，“他日新宋學之建立，先生當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無疑也”。

鄧先生也確實不負所托，在宋史領域成就卓著，影響深遠。

要是史學愛好者，肯定聽過鄧廣銘先生的名頭，知道他是宋史大家，然而，非宋史愛好者或者研究者，很少知道鄧廣銘先生具體是研究什麽的。

“我這一輩子啊，深受陳寅恪先生的影響，以史學研究為畢生所追求，尤其是宋史。”

“我的研究跟考古確實有所不同，曾經有人問我，哪些成果最能代表自己的學術，在我看來應該死《稼軒詞編年箋注》和《宋史職官志考正》，但我更加看中四部人物傳記:《王安石傳》《嶽飛傳》《辛棄疾傳》《陳亮傳》。”

這也是為什麽，鄧廣銘在宋史方面的研究更多是人物傳記的原因。

蘇亦聽到這些話，有些慚愧，“日後，必定拜讀。”

很尷尬。

這些書，他基本上都沒翻過。

鄧廣銘先生哈哈大笑，“必定拜讀，倒是不用，如果你對宋史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給你列一個書單。”

說著，就從自己的辦公桌上拿起鋼筆，唰唰的就列了一個書單條子遞給蘇亦。

蘇亦接過條子一看:

《續資治通鑒長編》

《宋會要輯稿》

《三朝北盟會編》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宋史》

《文獻通考》。

鄧廣銘先生問，“都讀過哪些?”

蘇亦有些尷尬，“除了宋史，其他都沒讀過。”

鄧廣銘先生啞然失笑，“你這可不行，你導師宿白教授可是具有極為深厚的史學功底，後期是他的第一部考古報告《白沙宋墓》，就有眾多的宋史文獻考究，你未來要繼承宿先生的衣缽，還是要在史學方面下功夫的。”

不用想，大佬口中的史學，宋史成分肯定是最重的，不然何須提及白沙宋墓。

聽到這裡，蘇亦連連點頭。

大佬都這樣說了，他還能怎說啊。

再說，中國的現代考古研究自成一體系，一開始就從糾正史料開始的，到了後來，也離開不歷史文獻的相互驗證。

他跟歐美人類學背景下的考古學還不太一樣。

所以，擁有浩瀚史料的泱泱大國，作為考古的從業者，必須要有深厚的史學功底，不然，很難混下去。

所以鄧廣銘先生的告誡也沒有錯。

所以，對於他的書單，蘇亦未來必定要細讀，不僅如此，對於他的著作，更是要拜讀，不然，再一次鄧先生再問，近來讀了那些書啊?

他總不可能跟老幹部靳東一樣說“禁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