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從清軍大營中傳出了兩封詔書——《魯王告天下書》、《大清國受邀友鄰國滅賊書》。這兩封詔書立刻傳至附近府縣，連汝寧軍這裡都送來一封。而在這兩封詔書中，清軍竟然一改強盜之面目，變成了受邀入關平定民賊之友鄰軍隊。這天下滑稽之事也莫過如此了。

　在這兩封詔書中:魯王朱以派“誠邀”清軍入關，要為大明朝平定民賊之亂。並且，魯王朱以派還指出，大明朝的亂相是由昏庸的崇禎皇帝和他身邊的奸臣們所搞出來的，所以魯王將要舉起“清君側”的大旗，要掃清大明朝的“妖孽”。

　一句話，魯王朱以派就是滿清的傀儡，將要在清軍的扶持下，替代崇禎皇帝成為九五至尊。當然，這是魯王本人的真實想法還是皇太極用了魯王的印章，那就誰也不知道了。

　另外，滿清還與魯王朱以派有個秘密協定:大明朝將放棄黃河以北的土地，割讓給大清國。並且以大清國為兄，每年還有歲幣若乾雲雲。因為時機還不成熟，所以滿清也沒有立刻公開這個秘密協議。

　皇太極就是要利用這千載難逢的良機，乘隙攻下北京城或者簽下城下之盟，要實現滿清那先遼東，再華北，最後中原以及全國的總戰略目標。最不濟，也要恢復歷史上，南宋和金朝的南北割據狀態。

　雖然皇太極他們都明白，這兩封詔書根本經不起推敲，但話語權總是掌握在手持刀槍的人的手中，如果滿清真的能實現自己的總戰略，那麽將來也好利用這兩封詔書來蒙蔽天下人。

　為此，清軍甚至派遣了幾名魯王府的太監到汝寧軍傳旨:讓汝寧軍停止與清軍的敵對行動。並且服從清軍的指揮，共同北上勤王。

　當然，皇太極他們也不認為這樣的旨意會起到什麽效果。不過當這道旨意傳至汝寧軍營中時，書墨、楚格和薛勇他們確實被這道旨意搞得一愣一愣的，真感覺到太陽都要從西邊出來了。

　與此同時，清軍也開始有序撤退，他們將分兵兩路，一路是由阿巴泰率領的三萬兵馬，他們將押送著入關以後繳獲的財物和人口，先撤至關外;另一路。則是皇太極親領的七萬大軍，他們將先北上與菏澤的多鐸部二萬兵馬匯合，再一同北上京城，要行這黃雀在後之事。

　而剛進行過激戰的汝寧軍也不敢追擊，他們害怕清軍在撤退途中會使出什麽詭計。於是汝寧軍停留在徐州城開始休整。等待著武昌城的汝寧軍主力來北上匯合。

　同日，在汝寧軍重炮的不斷轟擊下。武昌城城牆已經是搖搖欲墜。因此。在吳世恭招降的最後期限前，李定國率城中二十三萬軍民投降。

　不過為了招降李定國，吳世恭也做出了重大的讓步。除了承諾不傷害城內百姓和大西軍將士以外，汝寧軍還準許了李定國部可以不與張獻忠部交戰。並且大西軍將士可以自由選擇接受改編或者解甲歸田，不願從軍者將在河南分配其一定的土地。

　因此，汝寧軍又在武昌城內安撫了二日有余。改編願投軍之大西軍士兵六千余人。成立了由李定國為協統領的武昌獨立協。

　五月十九日，吳世恭率直屬部隊和親兵隊一萬三千人馬、岡薩雷斯率領的水師陸戰隊五千人馬、常猛率領的商行護衛和護莊隊一萬五千人、趙德功的南陽獨立協五千人、江澄的均州獨立協七千人，李定國率領的武昌獨立協六千人、遲明和黃定所率領的新改編的湖廣鎮一萬八千人，全軍共七萬北上。要途經鳳陽，與在徐州的汝寧軍匯合。

　五月二十日，紫禁城外金水橋前，大明朝內閣重臣以及各部官員齊聚在一起，他們三三兩兩地交談著最新消息，等待著崇禎皇帝的召見。

　在人群中，薛濂身穿朝服，擠在由勳貴組成的圈子後面，聽著眾人的議論。

　“這些天京城裡可是瘟病橫行，在南城外，我府中的一名奴仆回家探病，沒想到他全家都在一天內染病而亡，嚇得本侯都不敢出門。要不是今日皇上傳旨，本侯絕不會踏出府門一步。”一位侯爺說道。

　“不是龍虎山的張天師已經建壇設醮，祈禳瘟疫了嗎?怎麽瘟病還在流行?”另一位伯爺問道。

　“哎——！這上蒼降難，哪裡會這麽好解決。本侯曾聽他人傳言，張天師在私下裡說，這瘟病將傳六個月之久，等妖孽盡除，才會蒼生得生。不過再深一些的話他就不肯說了，也許是天機不可泄露吧！”

　“哎——！”

　似乎是禍不單行，北京城中從這年二月起又流行起瘟疫。這是一次惡性的傳染病，來勢猛烈，有些家庭剛剛發現有人染病，沒有幾天功夫一家人就死得精光。

　而這樣厲害的瘟疫在京城的歷史上聞所未聞，引起市民的極大恐慌。由於城外清軍還在活動，想逃到郊外躲避瘟神都不行，城裡的居民只能燒香祈禱，求菩薩保佑。

　江西的張天師這時候正在京城，崇禎皇帝急忙命他建壇設醮，祈禳瘟疫。但這位有一千多年傳統的道教領袖的法力看來並不怎麽樣，連日燒符念咒，疫情卻沒有絲毫減退。而老百姓只能用一些土辦法來自我保護，每到夜間鄰裡們就組織起來敲鑼打鼓整夜地折騰，說是為了驅除厲鬼。

　而這連夜的鑼鼓喧填，甚至吵得深宮裡的皇帝後妃們都不能安眠，但在這種疫癘橫行、人心大亂的情況下，根本無法下令禁止。

　“那今日皇上是何事召見?”一位伯爺問京城勳貴領袖英國公張世澤道。

　那英國公張世澤也就三十出頭。老英國公今年正好故世，張世澤也剛剛襲爵，因此，他的為人還不十分穩重，見眾人想問，他就忍不住有些賣弄。

　“還不是皇上要讓咱們捐輸。”英國公張世澤說道。

　“啊?不是吧！”立刻有人就驚呼道，“不是朝廷正在印紙鈔，說每年可印製三千萬兩，怎麽還要我們捐輸呢?”

　在前些日，眼見著外敵內患不斷，已經沒有了任何手段也面對的崇禎皇帝第三次發布了罪己詔書。而在這道詔書中，對國事的慘痛描述相當具體，說是“逆胡(指清軍)蜂擁闌入內地，京畿、山東成為一片廢墟”;“流賊接連攻陷藩王封地，數次驚擾皇陵，河南、湖廣江北地區大半受到摧殘”;“加以天災不斷出現，蝗旱頻仍，而貪官汙吏一意搜括，橫征暴斂，不顧民間凋疲。致使兵災禍亂連翩，邊境腹地交困;老弱死於溝壑，丁壯亡於乾戈。萬姓何辜，遭此異慘！”

　但說到自己的“罪行”卻還是空洞的一句話，“皆朕不德所致也”。至於罪己後的改進措施，這一次總算有了一點具體內容，除了在此前已經免除的已失陷給大順軍的地區五年來拖欠的賦稅錢糧外，“直隸各省在兵亂中殘破的府、衛、州、縣，自崇禎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加派各項錢糧，免征二年;其未經殘破而村落荒蕪可憐者，各撫、按分別速奏，酌量減緩。”

　可是在大明朝全面崩潰的形勢下，減免部分地區的三餉加派，已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而這一舉措卻使得早已支應計拙的國家財政雪上加霜，國庫無銀，各路兵馬卻急需糧餉，戶部用盡心機，還是無法籌措。於是，有人提出用發行紙幣，也就是錢鈔的辦法。

　罪己詔剛剛發布，桐城一個叫蔣臣的秀才進京建言，說是國初實行鈔法，因而國用充足，只要恢復舊製，每年印製錢鈔三千萬貫，朝廷就可以憑空收入白銀三千萬兩，既不必加派擾民，又可以充實軍餉。而這一套驚人的經濟學理論居然打動了戶、工兩部的大員和崇禎皇帝本人。

　於是崇禎皇帝立即命太監主持設立了內寶鈔局專司印鈔， 晝夜趕製，印出一部分就在京城募商發賣，每貫面值一兩，只收九錢七分。可是京城的商人們聽說朝廷要用紙幣換取銀子，紛紛停業逃跑，沒有一個主動購買的。

　而閣臣在討論此事的時候說:“商民再愚蠢，誰會用一兩銀子買一張紙呢?”

　可崇禎皇帝卻不解地問:“為什麽高皇帝(朱元璋)的時候就能實行?”

　閣臣也弄不清楚，隻好回答:“高皇帝似乎也只是承元朝舊製，當時隻用作賞賜和一部分官俸，連兵餉也不曾用過。”

　但崇禎帝還是垂涎於那每年三千萬兩的收入，執意要實行，要求用嚴刑峻法來推廣。

　其實每一位有著現代經濟學知識的人都知道，沒有硬通貨作為貯備金，紙鈔的發行將會是一錢不值的。而元朝的紙鈔是有著黃金和白銀作為貯備金的，所以不會引起通貨膨脹，而不知道這個經濟原理的明朝，在明初發行了紙鈔以後，紙鈔的價值就一落千丈，最後在市面上形成了事實上的廢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