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事項:一、請求確認自二零一一年二月至二零一四年二月期間原告與被告之間存在勞動關系;二、請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違法解除勞動關系的賠償金……”老律師慷慨激昂的陳述著。

　“被告答辯。”老律師說完，短發女法官表情淡漠道。

　“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被告與原告之間不是勞動關系，系勞務關系，因此原告的上述主張沒有法律依據，請求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主張事項。答辯完畢！”嶽珊答辯道。

　“原告舉證！”短發女法官道。

　“第一份證據，《勞務協議》，證明原告在被告的水療館工作。

　第二份證據，被告的排班表，證明被告對原告實際進行管理。

　第三份證據，銀行轉帳記錄，證明被告按月向原告支付工資，雙方系勞動關系。

　舉證完畢！”老律師道。

　“被告質證！”女仲裁員道。

　“第一份證據，《勞務協議》的真實性、合法性及關聯性我們認可，但是證明目的不認可，該份證據恰好可以證明雙方之間為合作關系，不存在勞動關系。

　第二份證據，排班表，真實性、合法性及關聯性認可，但證明目的不予認可。該排班表僅僅是為了方便水療館的技師為客人提供服務，只是為了維護秩序，讓所有的技師都有賺錢的機會，不至於造成混亂。技師的日常工作不受酒店管理，該份證據並不能證明被申請人對申請人進行實際管理。

　第三方證據，銀行轉帳記錄被告認可，但是該記錄上記載的款項系勞務費，並非工資，是被告按照《勞務協議》支付給原告的勞務報酬，無法證明雙方存在勞動關系。

　質證完畢！”王川道。

　“被告舉證！”短發女法官聽完，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繼續道。

　“被告只有一份證據:合作費用對帳單，該份證據系被告向原告支付勞務費的憑證，該份證據上有原告當月為客人提供針灸、按摩等服務的次數及服務費金額，稅費金額也是按照勞務進行代扣代繳的，原告對此是知悉的，證明雙方之間是勞務合作關系，發放的款項是勞務費而不是工資。

　舉證完畢！”嶽珊道。

　王川和嶽珊在開庭之前就進行了分工，質證由王川負責，舉證相對簡單由嶽珊負責。

　“原告質證！”短發女法官道。

　“對於被告提供的證據，我們不予認可，被告利用申請人不懂法不懂稅務的劣勢，自行編造對帳單，為的是規避雙方的實際勞動關系。”老律師道。

　“原告代理人，對合作費用對帳單上的原告簽字是否認可?”短發女法官問道。

　“認可！”老律師道。

　“被告，原告為客人提供服務所需的工具和用品是由誰提供的?”短發女法官問道。

　“根據《勞務協議》約定，應由原告自備，實際上也確實是由原告自己準備的。被告不負責提供。”王川道。

　“原告，是這樣嗎?”短發女法官問道。

　“是的！”老律師道。

　“原告在被告水療館工作了多久?簽了幾次合同?原告代理人！”短發女法官問道。

　“工作了三年，簽了二次協議了。第一次簽了一年，到期後，雙方又簽了二年。”老律師道。

　“第一次簽署的協議與第二次的協議一樣嗎?”短發女法官繼續問道。

　“一樣，都是由被告提供的製式文本。”老律師道。

　“原告的社保是怎麽繳納的?”短發女法官看了看材料問道。

　“原告的社保是自己繳的。”老律師道。

　“被告，以上屬實嗎?”短發女法官看向王川。

　“屬實！”王川道。

　“原告代理人，原告在入職被告前，在什麽地方工作?”短發女法官撩了下頭髮問道。

　“在一家三甲醫院工作。”老律師道。

　“醫院為原告繳納社保嗎?發工資嗎?”短發女法官看向老律師。

　“原告是醫院的員工，醫院為原告繳納社保，按月發工資。”老律師一時頭腦沒有轉過來，不知道短發女法官為什麽這麽問。

　“原告代理人，《勞務協議》中約定了分成比例、結算方式和服務時間等內容，卻沒有約定固定工資、加班費計算、社保繳納、年休假等內容，原告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難道沒有意識到這份協議與之前簽訂的勞動合同不一樣嗎?”短發女法官沒有給老律師考慮的時間，追問道。

　“原告不懂法，被告給什麽她就簽什麽。沒仔細看！”老律師撓了撓頭上僅剩的幾根花白頭髮道。

　“原告簽了兩次協議，都沒看過?

　原告作為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協議內容應該具有理解和認知能力，應該對自己簽過的文件的法律後果承擔責任。原告在履行協議過程中，沒提過任何異議嗎?”短發女法官問道。

　“沒提過！”老律師道。

　“那社保呢，這可是需要她支付費用的，她的社保誰承擔?你別告訴我原告不知道社保的費用是誰交的！”短發女法官看著老律師道。

　“這個我回去再核實下！”老律師眼珠轉了又轉，低聲下氣道。

　“被告，原告的社保是誰負責繳納?”短發女法官問道。

　“原告的社保被告不管，都是原告自行解決。”王川道。

　“被告，在《勞務協議》履行期間，你們對原告進行過管理嗎?都有哪些管理方式?”短發女法官問道。

　“原告屬於按勞計酬，被告對原告的管理僅限於統籌安排，統一管理，具體表現形式為排班。

　因為水療館的技師比較多，被告必須采取一定的方式對他們的工作時間進行安排，維持正常的工作秩序，但這也僅限於服務時間安排。

　另外，被告有權為酒店的名譽和客人的利益對技師的服務質量進行監督，但是該監督僅限於技師的服務情況，比如客人投訴，由被告出面進行協調。”王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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