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來飛機，尼曼·卡夫卡首先住進了一家旅店。屬實，他對這裡不太熟悉，可能熟悉過，但那種熟悉太過遙遠已無跡可尋了。現在，他要重新認識並去了解它，就跟重新認識並去了解自己一樣。於翌日的一早，尼曼·卡夫卡穿著長袍出來住宿的那一房間，徑自朝遠處的海岸走近。一位和他有著相同膚色講著相同語言的女人正在海邊的遮陽棚下喝著汽水，人衝他擺了擺手說:

　　“先生，這裡坐坐?”

　　“您真和氣。”尼曼·卡夫卡說，拄著的手杖一下一下地插進了沙子裡，用還不如不用。他緩緩坐下，把近前桌面上的一隻空椰子殼向一旁挪了挪，好鋪開自個的手帕。

　　“一瞧您就眼熟，雖然不曾見過。”女人說，“我來這兒都一個禮拜了，連一個同地方的人都沒見到。直至此刻見到了您。”

　　“我是昨天剛到的。”尼曼·卡夫卡將手杖靠在遮陽棚的木柱上，“您怎麽稱呼，還沒成婚吧?”

　　“您真能說笑，我都四十歲了，有兩個女兒。”女人說，摘下遮陽鏡，“大女兒是銀行的領導，小女兒還在紐約上學。這是大女兒出錢讓我來旅行的。在沒有意義的旅行中旅行一把也是不錯的。”

　　“您總結的很是到位。”尼曼·卡夫卡微微一笑，臉上的褶皺顯得更深更多了。鬢角的白頭整整齊齊的。

　　“我叫甘菊。是不是挺怪的?是媽媽取的。我就像一朵花，開完以後說謝就謝了。”

　　尼曼·卡夫卡說:“您倒幽默。人，說有意義就有意義，說無意義也就無意義，有沒有意義全憑自己認為有意義或認為無意義。花開了有意義，花開了無意義。花謝了有意義，花謝了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