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澳洲人的“科學”和上帝劃上了等號，那麽教會和澳洲人的合作就是上帝的使命，由此而來，孤兒院的規模還要擴大，聖保祿大教堂的教士們和大學的教授們就是從這個時候正式開始參與了孤兒院的事業。

顯然牧師們的關系網絡比聖母院還要廣泛得多，就在這個月的月底，一批來自安南和暹羅的孩子被送到了安格爾嬤嬤的孤兒院，到後來，孩子們的來源就更廣泛了，東到日本，西到馬六甲和亞齊，各種膚色和民族的孩子都在往澳門送。

總之澳洲人是要給銀子的，教士們做這些不僅不虧錢，多少還能有一點盈余，所以在隨後的日子裡，澳門孤兒院的規模得到長足發展，動態常駐的孩子就超過了五百人，不得不說，這裡面有很大的功勞要歸功於聖保祿大教堂和聖保祿大學的參與。

一個科技方面的成果卻讓基督教教會在南洋的許多地方獲得了發展機會，事情發展到這一層，倒是出乎所有穿越者們的意料，當然他們也很樂見其成，畢竟家裡需要勞動力，更需要孩子，這些未來的自己人當然是多多益善……

驕傲號在第五天一早就啟航回家了，在卸下工業設備和哥仨需要的各種物品物資後，船上裝載著家裡需要的各種貨物，以及二十八名五歲的孩子，這些孩子是近兩個月以來聖母院與內陸教堂合作的成果，當然總數不止這些，新增加的十六個年齡低於五歲的孤兒現在還孤兒院裡養著。

如今的安格爾嬤嬤非常忙碌，因為就在半個月前的廉州，她派遣兩名修女帶給那裡一罐子青霉素，撲滅了一場瘟疫當時的情況很緊急，梁家人到哥仨的院子報告說，廉州城發生了瘟疫，現在那裡每天都在死人，有的一家一家的都絕戶了，梁家來人把症狀給代小山描述後，代小山立刻讓安格爾嬤嬤派修女帶著青霉素前往廉州，撲滅了這次瘟疫，因此那裡的基督教教堂得到了一百五十五名因為瘟疫造成的孤兒，只不過這些孩子目前正在養身體，最快要一個月後才能搭乘梁家的貿易船來澳門。

這件事情提醒了哥仨，也讓紅樓裡的人突然靈醒起來，大家意識到咱們有了消滅這個時代大多數瘟疫的手段後，居然對我們收養孤兒的事業是如此的重要。

於是在後來的日子裡，聖母院教會系統、聖保祿教堂系統和敖家、鍾家、喬家以及梁家都獲得了數量不等的“神藥”，通常的模式是:某個地方爆發瘟疫——在這個時代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如果這個地方有教會，就會把藥品交給安格爾嬤嬤，由她負責派遣人手去疫區，這樣做的好處自然很大，當地的基督教堂因為能撲滅瘟疫，因此獲得當地人的感激和好感，自然而然的，瘟疫過後產生的孤兒寡女也會交由教會救濟，於是澳門這邊的孤兒院就源源不斷的獲得孤兒——也包括不少寡婦失業的可憐人。

如果瘟疫爆發區域沒有教堂，但四家華商在那裡有社會關系，藥品則會交到這四家手裡，由他們出面撲滅瘟疫收留孤兒寡女救濟受災的人，這些孤兒寡女的大多數最終會匯集到澳門的孤兒院。

這套人口販運系統運轉起來非常高效，而且社會阻力很小，畢竟面對瘟疫，無論是官府還是老百姓，都唯恐避之不及，人們對於能撲滅瘟疫的事物自然是大行方便之門的，對於把瘟疫造成的孤兒寡女們帶走，當地人更為支持了，因為這些都是“不祥之人”，能遠離自己是最好不過的了。

當然了，做這些事情是要花錢的，好在有澳洲人是總後台，

神藥有了名聲，是可以賣高價的，除了拿來救人，教會和四家華商都會把這些藥物賣給當地的達官貴人，畢竟這群人最怕死，把命看得比什麽都重要，可以賣高價。同樣，作為“澳洲神藥”的供貨方，代小山他們每個月的賣藥生意十分紅火，只是這個宅院裡的製藥作坊規模太小，產量有限，每個月只能出產四到五斤左右的乾藥粉，代小山把這些藥粉大概分成了一千五百份，其中一小半交給安格爾嬤嬤去救人，而大部分則賣給了四家華商，一份賣八兩白銀。

所以在通常情況下，哥仨這邊每個月都有五、六千兩銀子的入帳，刨去大約百分之十的物料人工和設備折舊等財務成本，每個月能獲得五千兩白銀的淨收入。

從財務核算上，夏小鷗還會從中抽取百分之二十左右進入共同基金的公共基金池，另外，送給教會的青霉素將也會折算成銀子，算作對五洲藥業的“稅收”，盡管穿越者們到現在也沒有建立一個國家，這個稅收的主體有些模糊，但這樣算帳大家是沒有意見的。

去掉這些成本後，剩下的收入則屬於五洲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潤了。

哥仨預計，到了年底，估計能獲得三萬兩白銀的純利潤。由此，九十三個股東大約可以獲得三百兩白銀的年終分紅。

顯然到了明年，哪怕產量沒有提高，大家獲得的分紅也會翻番，而且這僅僅是澳門這個青霉素小作坊的業績！

在這哥仨眼裡， 青霉素的買賣已經屬於暴利了，然而，那些賣給四家華商的青霉素，在人家的手裡才是真正的暴利，哥仨後來才知道，這四家把青霉素賣到內地的達官貴人家裡時，價格不會低於三十兩白銀一份！

而且有錢也買不到！

因為這些藥粉對各種瘟疫傳染病確實有不錯的療效，所以四家華商居然在當地不僅獲得了好名聲，還能結交一大群士紳貴人，真正做到了名利雙收。

總之，因為青霉素和後來許多“澳洲神藥”的助力，讓這些與澳洲人合作的各方勢力獲益匪淺，尤其是澳門的教會和四家華商。

在隨後時間裡，南洋各地天主教會系統的孤兒院，或多或少地因為“澳洲神藥”的因素，與澳洲人搭上了關系，這些孤兒院因為救治患兒的水平提高，在當地獲得了很好的名聲，因此在那些地方的處境也有所改善，不少孤兒院的規模也一再擴大，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最直接的後果是，在隨後的若乾年裡，雖然莫寧頓島上的竹園和向日葵兩所學校能夠從各個渠道獲得大量的孤兒，但是其中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來源疫區孤兒。

到後來，竹園和向日葵平均每個月都能獲得兩到三百名新生，高峰時期甚至達到五百人，這些孩子有相當一部分部分來自爆發瘟疫的地區，顯然，青霉素和隨後醫生們在溶洞裡開放的各種抗生素是這一切的決定性因素。

因此後世有歷史學家把澳洲聯邦在那個時代獲得的孤兒寡女籠統地稱之為“青霉素移民”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