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朱大博士是學歷史的，他立刻接受了火塘俱樂部的觀點，作為一個明清史的博士，不會不知道歷朝歷代裡官府的人頭稅戶籍冊跟實際情況的差距——能有百分之六十的準確度就不錯了。

　哪怕是在兩年後，大清要搞遷海令了，在沿海建起邊牆哨所封鎖海岸線，但那也只是一堵土牆而已，朱北國認為，所謂的封鎖線，從來都是漏洞百出，越是漫長，越是千瘡百孔，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朱北國對此信心滿滿——咱就不信躲不過大清的巡邏隊，而且那些具體情節都不用腦補趁著黑夜組織一幫人翻牆偷渡，即便被發現了，來個強行突破，然後登上早就停靠在海邊的船舶揚長而去，清軍又沒有水師，最後還不只能是望洋興歎?

　鑒於今後對於勞動力的渴望，參議院最終接受了黃海等人的建議，並且把開拓這個通道的任務正式交給了聯邦移民局，並劃撥了專項資金——朱北國在內地買地置業的錢，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花費，還包括今後打算給移民局購置專用的運輸船——王工船台上的輕型混合動力武裝帆船就是其中之一。

　於是，如今重任加身的朱北國在藍色閃電號抵達澳門後，就把生意完全托付給劉一爽田家駒等人，自己則跟代小山和艾魯什一起專門拜會了喬家老太太，以及鍾陸梁三家的當家人，朱北國只是稍微暗示了一下自己的“……關於貿易勞動力輸出的一些想法……”後，四家當家人無不立刻心領神會，表示願意全力支持這年頭能做大家族當家人的都不是泛泛之輩，他們早就明白自家的家族利益已經跟澳洲人緊緊地捆在一起了，何況澳洲聯邦政府對這些移民是開了價碼的，總之算起來，這樁人口買賣的利潤跟“粗錫砂”不相上下，還因為跟“粗錫砂”的商道和人脈是現成的，順帶販運一下人口這種事情就方便多了礦山本來就需要礦工，不管有沒有偷渡人口這樁生意，開礦本身也是需要招募勞動力的，而且因為合法開礦，敖梁兩家招募礦工聚集人口是可以合法公開做的。

　當然了，官府那邊肯定需要更多的打點，尤其是商道沿途的各個州縣，那是招募礦工的理想地區，當然也是匯聚偷渡人口的理想地區，然而四家當家人又很義氣地婉拒了朱北國提出的澳洲聯邦願意出錢補貼四家“打點官府所需費用”的提議，四家當家人都表示說，澳洲人仁義，咱們也要把義字放中間，這些費用還是四家各自承擔吧。

　朱北國自然也不堅持，畢竟人家四家各有各的人脈，咱們硬要通過出錢的方式插一杠子貌似也不合適……

　在澳門的幾天時間裡，四家的當家人在喬老太太的客廳裡，跟朱北國共同商議確定了各自的分工，其中喬家負責運輸，因為跟平南王府的關系，喬家的商隊和內河船隊幾乎是暢行無阻的，敖家和梁家負責“招募礦工”，而鍾家則依靠自己在廣東水師裡的人脈能讓這些“礦工”登上停靠在海邊的船舶……

　喬家的沙船在撐杆手們的努力下，終於停靠在一個緊鄰某個大宅院後門的專用碼頭上，跟喬家在廣州滿城附近的大宅子一樣，這種水岸邊的磚石碼頭在南國水鄉很是常見，船停，老把式一聲悠揚的吆喝，讓朱北國從遐想中回到現實，在喬家仆人的攙扶下，朱北國搖搖晃晃地走上搭板，然後左顧右盼地沿著青條石台階拾級而上。

　展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座由青磚粉牆和灰瓦構成的漂亮建築，然後一行人進入了一扇朱黑漆的兩開後院門。

　朱北國發現，這是一座三進的大宅子，隨行在旁的喬二公子告訴朱北國，這宅子原來的主人是大明的某個皇親國戚，如今，原來的主人和他的家族據說早已經遠遁海外，這院子就易主了，最終，喬家從平南王府手裡買到了這座府邸。

　因為生意上的關系，這宅子買得很便宜，平南王把這宅子當成“官沒逆產”，發賣給了喬家，於是這裡搖身一變成為喬家的祠堂和祭祀田產所在地。

　當然了，這個宅院的真正所有者，是澳洲聯邦移民局。

　朱北國的第二對烏鴉燕子就計劃住在這裡，小夫妻倆也有公開的身份:男的是喬家的管家，女的是內宅的管事。

　按照朱北國的既定規劃，這裡將成為一個向海外輸出移民的中轉站，這類中轉站肯定不止一個，而且要完全獨立於澳門教會建立的移民輸出系統，兩邊要自成一系，互不干擾，也盡量不要產生業務上的交集。

　朱北國是出於各種風險考慮後，做出上述這個決定的，因為他很清楚，隨著天主教在內陸的深入傳播，和大清江山社稷的逐漸穩固，天主教會在大清文人和朝廷眼裡，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友好了。

　天主教——或者說基督教，早在唐宋時期就在中原出現過，到了大明時代，已經普遍存在於中國內陸的不少地方，尤其是在經濟發達的地區，比如嶺南和江浙沿海，那裡不僅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很大程度上開闊了人們的眼界。

　人們的眼界開闊了，直接後果就是對各種外來事物的包容性提高了，於是社會對多元性的容納度也增加了， 顯然，這種提高和增加又會反過來促進經濟繁榮和文化的發展。

　到了大明的晚期，甚至皇帝身邊的肱骨大臣都可以公開地在朝堂上皈依天主，成為天主教徒，比如徐光啟等等諸多位居朝廷樞紐甚至就是皇帝身邊的臣子們，僅憑這一點，就知道在大明的晚期，整個社會其實對外來宗教的態度是非常寬容的。

　到了明清交替之際，清廷在初期很聰明地延續了大明的各種政策，其中包括對待中外宗教態度，因此，在清初的若乾年時間裡，天主教會並沒有感覺到朝廷的敵意，甚至因為清廷需要海外天主教會在火器和對付殘明勢力方面j進行合作，朝廷甚至對教會的活動比大明晚期更加的寬容。

　但是，形勢發展到現在，天主教和教會終於開始感覺到朝廷越來越明顯的敵意了——對此朱北國與仁慈堂安格爾嬤嬤一樣，有著共同的、清醒的認識。

　畢竟，專製統治者歷來都視宗教為潛在的對手，因為宗教從本質上講是反世俗權力的，是民心爭奪戰中的另外一級，況且正常的宗教隻認同神對人的權力，而且只要是人，無貧富貴賤，在神的面前只能是羔羊，只能是仆人——包括那些不可一世的國王、皇帝和貴族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