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孟子是新貴。雖經天子大力提倡，在真正的儒生心裡，他還無法與孔子相提並論。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雖然仁的確切內涵有不少分歧，但推崇仁卻是儒門共識。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沒人會反對仁。

　　尤其是在當前形勢下。

　　即使天子離經叛道，作了很多與儒門既有認識不同甚至相反的舉措，但天子有仁心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若非如此，不知道有多少人頭會落地，不知道多少世家會被滅族。

　　這時候提倡仁，既符合上意，又符合儒門發聲的需要。

　　只是陳宮對仁的解釋有些問題，引起了不少人的質疑。

　　陳宮說，什麽是仁?從最根本的字義出發，就是人與人之間如此相處。

　　孔子說了那麽多，最後都歸結於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概不例外。

　　人與人相處，最基本的前提是什麽?

　　當然是互相尊重，不能是單方面的要求。

　　所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父待子當慈，子事父當孝，要求都是相對的。

　　其次，人與人相處為什麽要遵循仁的要求?

　　是為了共利。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追求部分人的利益，無視其他人的利益就是不均，不均就會導致不安，不安就會生亂。

　　為什麽有黃巾之亂，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兼並導致的不均。部分人貪得無厭，讓其他人無法生存，最後兩敗俱傷。

　　殷鑒在前，有必要重歸夫子之道的初心，根據仁的原則來處理事情，以求共和共利。

　　具體到立太子的事而言，就不僅要考慮天子與太子之間的父子關系，天子、太子與大臣之間的關系，更要考慮將來對天下的影響。

　　太子首先是將來的君，他能不能承擔起治理天下的重任，才應該是最先考慮的問題。

　　無論以嫡以庶、以賢以長，都不能違反這個原則。

　　可能是考慮這個問題會引起爭論，陳宮又補充了一句。

　　不違背賢的基礎上，立嫡立長更利於穩定，帶來的傷害更小，符合共利的前提。

　　盡管如此，他的這番表態還是引起了軒然大波。

　　最直接的一點，就是有人指責他見利忘義，違背了夫子罕言利的準則，是小人。

　　君子唯於義，小人才喻於利。

　　當然，陳宮也不是好惹的，直接反駁道，夫子罕言利，不代表利不重要，否則夫子要什麽俸祿?人要生存，就不可能不言利，只是不該以利害義，違背了共利的原則。

　　再者，君子、小人不是天生的。別以為你們衣冠楚楚就是君子，別人短衣粗褐就是小人。君子、小人當以道德分。以自己的勞作換取生存必須的利益，天經地義，不失為君子。相反，不勞而獲，還想多吃多佔，那才是小人。為了自己的享受，剝奪別人生存的權力，更是無恥之尤，當天下共誅之。

　　此言一出口，立刻被有些人抓住了把柄。

　　有人上書，彈劾陳宮，說他誹謗朝廷，指斥至尊。

　　天下百官都是臣，以履職換取俸祿，不做官就沒有俸祿可言。唯有天子，不做事也能享受最好的待遇。按照陳宮的觀點推論，天子就是不勞而獲的代表。

　　劉協接到上書後，也是哭笑不得。

　　能夠上書的大臣肯定不會這麽蠢，這是有人看不慣陳宮，看不慣這些離經叛道的思想，故意來找茬。

　　把戰火引到皇帝本人身上，向來是打擊政敵的最佳手段。

　　因為皇帝就是皇權制度中最不合理的軟肋。種種矛盾，皆因皇帝而生。

　　他享受了最大的好處，卻是最沒有安全感的人，任何一點冒犯都會引起他的不安和恐懼。

　　如果他想保住自己的尊嚴，就應該對陳宮這種有影射嫌疑的言論進行嚴厲打擊。

　　寧可殺錯，不能放過。

　　如果他保持寬容，不加理睬，那很快就會有人趁勢而上，大肆發表更為激烈的言論，甚至由暗戳戳的影射變成明火執仗的攻擊。

　　如果他處罰上書之人，那更是惹了馬蜂窩，會有無數人以此為理由，指責他忠奸不分。

　　說白了，這只是一個試探而已。

　　劉協壓下了彈劾的上書，沒有任何反應。

　　不管來多少，一概留中。

　　留中對雙方都有壓力。

　　陳宮知道有人上書彈劾他，自然要考慮有被天子懲處的可能，不能肆無忌憚的發言。接下來的言論會有所收斂，防止再被人抓住把柄。

　　彈劾陳宮的人不知道天子是要欲擒故縱，還是無動於衷，目標又是誰，自然也不敢亂來。一兩人試探，就算是受到懲處，損失也有限。在情況不明的情況下一哄而上，卻有被天子一網打盡的可能，不能不防。

　　但陳宮已經發表的言論沒有被天子否認，卻給了不少人鼓勵。

　　至少天子是有聽取不同意見的肚量的，哪怕是有冒犯的嫌疑。

　　討論漸漸深入，小心翼翼地觸及了敏感區——皇帝的責任。

　　皇帝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矛盾。

　　具體到孝靈皇帝的事例而言，他十二歲登基，三十四歲駕崩，在位二十二年。前期受製於宦官曹節等人，後期掣肘於大將軍何進，宮裡還受到母親董太后的影響，真正能做主的時候有多少?

　　如果說他不勝任， 那就涉及到一個問題，當初將他推上這個位置的人有沒有責任?

　　在孝桓皇帝駕崩，又沒有嗣君的前提下，將作為旁支的孝靈皇帝推上帝位的是當時的大將軍竇武和太傅陳蕃。如果要追究責任，他們就是最大的責任人。

　　偏偏竇武和陳蕃就是黨人的領袖。

　　轉來轉去，追究到一直覺得自己最冤的黨人頭上了?

　　再者，重視天子的責任，還有兩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一是垂拱而治的理想還要不要追求?

　　二是如果治理天下就是天子的責任，那如何才能使嗣君能夠承擔起這樣的重任?

　　之前的天子都曾有太傅、少傅之類的儒生教導，卻沒有幾個是真能勝任的，如今儒道又受到質疑，以後誰來教導嗣君，用什麽學術?

　　這時，司徒長史禰衡提出了一個觀點:以一人治天下是不現實的。即使是在疆域遠不如現在廣大的商周，也是天子垂拱，大臣理事。如今疆域十倍、百倍於過去，還希望一人統領全局，顯然不可能。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現在的辦法:天子掌兵，大臣理政。

　　至於為什麽要由天子掌兵，禰衡的理由也很直接，大臣掌兵，不利於君臣之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