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ar:你的意思是你在牛津的時候，又去了普林斯頓嗎?

　　Atiyah:是的。1961 年我首次到牛津， 1969 年赴普林斯頓。我在牛津待了八年，隨後在普林斯頓三年半，之後又回到牛津。普林斯頓有一個優勢:你可以邀請人來和你一起做研究，所以你能做一些選擇。有名學生跟我一起去，他原本在牛津，是來自羅馬尼亞的 Luzstig，非常年輕，十分優秀。他是我在普林斯頓的學生。我也可以邀請人來當助理，因此我請 Nigel Hitchin 擔任我的助理。

　　Oscar:他曾是你在牛津的學生，對吧?

　　Atiyah:他曾是我的學生(或實質上的學生)。他已正式跟了其他教授，但他按我的建議作研究，且與我保持聯系，所以也是我的學生。此前， Graeme Segal 是我學生，他曾當了一年 Hodge 的學生。

　　Oscar: Hodge 送他到牛津?

　　Atiyah:嗯，他把自己送到牛津(笑)。他到牛津和我一起做研究。那時候，我正在招募學生。在普林斯頓，我有幾個學生，回到牛津時，我收了大量的學生，我想是因為那時我已更為知名。我有很多學生來自劍橋、很多來自國外、其中幾個來自印度。啊！ Patodi 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印度學生，他來和我一起作研究，成為我實質上的學生。稍後，我有一些非常出色的學生，譬如 Simon Donaldson 等。這嚇到了我;曾有一段時期，我覺得自己不會有很優秀的學生;我自認研究做得不好，也許應該停止收學生;我不再足夠積極。隨後，事情發生了變化，突然之間有了六位優秀的學生，而那是極為偶然的事件。當然，你向學生學，向很好的學生學。Donaldson 在那裡，不久之後開始授課，我去上他的課，即便他才剛拿到博士學位。所以，是的，你學到了很多東西。有那麽多的學生，你給他們一些論文去做，鼓勵他們，告訴他們往哪個方向走，給他們不同程度的幫助:有時他們自己做好所有的事情，有時你為他們做些工作，有時候進行合作。這是非常正面的經驗，我喜歡帶學生。我去普林斯頓學院時，沒有真正的學生，那裡沒有正式的大學。牛津大學的學生，有些是在地的，有些自外地來拿博士(有些是特別來跟我)，另外還有一些來自澳洲(如 Graeme Segal)、美國、印度等國家。

　　Oscar:你和一些學生合作，譬如 Nigel Hitchin。

　　Atiyah:是的，通常在他們拿到博士學位後，成為淺資歷的同事，我才與他們合作。但是，因為 Nigel Hitchin 和 Graeme Segal 已與我一起做過研究，領域相同，所以，很自然地，我繼續與他們聯名發表論文。通常，我喜歡讓學生的研究領域互有些許差異:有些做微分幾何，有些做代數幾何，有些做拓撲，並不都在同一領域。我會與他們合作，他們也會有自己的個性和數學品味;他們會互不相同，走在稍微不同的方向，這是非常好的。你需要開拓自己:更多分析，一些幾何學，還有一些拓撲學，這樣你才可以和這些 20 歲的學生一起學習，因為他們更為專精。Segal 鑽研同倫理論， Hitchin 精通微分幾何。這是一種學習方式。你剛起步時時，學會一些東西，但當你執教時，沒有太多的時間回頭學，所以必須以不同的方式學習，而一種學習途徑是經由你的學生、與你的學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