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ar:你在劍橋完成博士論文後，去了普林斯頓，那裡是否有你想談一下的人物?

　　Atiyah:是的，我去了高級研究所。那裡有許多傑出的常任教授，但我晚了一步，沒能見到 Hermann Weyl、馮?諾依曼(von Neumann)及愛因斯坦，他們都在我到達前後辭世。除了常任教授之外，他們還有大量出色的年輕博士後。因為戰爭甫結束，累積了大量被戰爭影響學業的人;幾代人聚集在一起。因此我遇到了 Hirzebruch、 Serre、 Singer、 Kodaira、 Spencer、 Bott 等人。我在普林斯頓待了一年半，是我遇到最多數學俊彥的一段時間。我學到了前所未聞的東西，譬如李群和拓樸。

　　Oscar:他們都在普林斯頓?

　　Atiyah:他們都在普林斯頓的學院，是的。Kodaira 及 Spencer 是備受尊敬的教授，其他人是博士後。我們在那裡相處一兩年，其中一些人在我之前已在普林斯頓。對年輕人來說，這是聚會的好地方。我們互益良多。我在法國的數學學院學和劍橋時都是自學，但在普林斯頓，我和其他人有聯系，且受到他們影響。我與每個人都很要好。一年之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好似到達成年期，突然間我成了一名專業的數學家。我們學到新的想法;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每周都會有各式各樣的事情發生並且有新的進展:新理論、特征類、上同調。我在理想的時間去了那裡，且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我結識了 Hirzebruch。他回歐洲後，我持續和他聚首，也和波恩的其他人會面，非常的好。我在理想時間點去普林斯頓，一段時期後回到歐洲。戰事也發生於歐洲。這場戰爭結束於 1945 年，而我在 1955 年去普林斯頓(有足夠的時間讓事物安定下來)。我的許多同儕並沒有真的參與戰事，只是被征召入伍。Singer 在美國海軍服役。Bott 已被訓練好，即將參戰。Hirzebruch 年輕時在德國入伍，被美軍俘虜而成為戰俘，但僅歷時數月， 17 歲時從戰俘營逃脫。我隻經歷了戰爭的遺緒。被卷入戰爭的人年紀較長，在普林斯頓已久。我去普林斯頓時，已是戰後十年，人們已經複原，所以那是非常好的時間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