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贑，瑞金縣西三十裡，一群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隊伍在山間趕著路，他們之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皆攜帶行李包裹，朝著西向行去。

　　一行人行色匆匆，臉上滿是疲憊和倦意。

　　他們原本都是瑞金縣東北招召鄉一裡葉坪村的佃戶，世代為葉坪的曾老爺種田。

　　不過，前幾日一裡中有幾家佃戶因為朝廷增派田稅，老爺催租愈急，直接殺東主造反，並聚集周圍好幾個村都脅迫地主老爺們減租免租，最終引來了會昌守禦千戶所的軍爺平亂，最終雖然將“民亂”平定，但是也將附近的村子好生“安撫”了一番。

　　所謂“匪過如梳，兵過如篦”。

　　大兵一出，八鄉逢難。

　　村子的莊稼麥苗盡皆毀於兵燹之中，可是此時已是春耕時節，村民們既無去縣裡購種的錢，也來不及在春耕結束之時將下播秧苗，已然無法在八月前繳納秋糧。

　　已然家徒四壁的村民們一合計，莫若作鳥獸散，盡皆隱入山林，甘願做一個逃荒的流民。

　　隊伍中，一個一言不發的少年隻抓著一把柴刀，刀面鏽跡斑斑，刀口微鈍，看樣已經用了很長時間。

　　少年名叫劉宇，原本是葉坪村佃戶之子，父母雙親遭遇官兵洗劫不幸罹難，自己孤身一人跟隨村裡的人向西邊的山澗荒嶺中逃難。

　　不過，現在劉宇的身上來了一位四百年後的不速之客。

　　劉宇謹慎地看向周圍的村民，從腦海中不斷搜尋著關於這段時間的記憶，從他昨晚穿越到這個時空來，應該不超過二十四個小時，但是僅憑腦海中的信息，似乎無法判斷出身處的時空。

　　好在來自後世的劉宇本來是一位成功的人民企業家兼歷史愛好者，根據腦海中有村中老人說過今年是“辛未年”的信息，通過天乾地支的紀年方式，劉宇印象深刻的《辛醜條約》簽訂的時間是1901年，。

　　而辛未年是辛醜年前30年，即1871年。

　　用1871年前後加減60年即可算出歷史上所有的辛未年對應的西歷紀年。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古代使用的農歷是陰陽合歷，而西歷是陽歷，在一年始末會有稍許誤差，但大差不差。

　　看了看周圍成年村民烏糟糟的頭髮束在頭頂，雖然有些狼狽，但很明顯這裡不是清代民國，再結合腦海中“贑州府”“瑞金縣”的記憶，便可確定這裡應該是明朝無誤。

　　瑞金由監升縣始建於後唐，而贑州設府乃是始自明代。

　　明代的辛未年有五個，分別是1391年、1451年、1511年、1571年和1631年。

　　再結合加派田稅一事，幾乎可以確認現在的時間點就是1631年。

　　1631年，即大明崇禎四年，此年朝廷複增遼餉，改田課由九厘為一分二厘，天下宣沸。

　　還有十三年，闖王李自成的大順軍將攻入北京城，搖搖欲墜的大明王朝就此轟然倒塌，駛向命運的終點。

　　還有十三年，遼東的滿清八旗猶如“鐵馬冰河入夢來”般叩關南下，欲圖碾碎漢人的脊梁骨和江山，與此同時，一場波瀾壯闊長達二十年的抗清運動會在這片土地上轟轟烈烈地展開。

　　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山河淚，誰言天地寬?

　　明清易代，鼎革之際！

　　面對這個歷史的拐角處，劉宇有些茫然，他前世雖然成功創業，在商戰中無往不利，積累了大量財富，可是他只是平常對歷史有些涉獵。

　　身逢這片亂世，再也沒有法治社會的準則可以參照，也不知道自己最終能不能苟活。

　　“前面便是皇恩嶺，再往西走就是會昌界的承鄉了。”

　　隊伍中一名年事頗大，約莫五旬的耆老指的前面那處高崗說道。

　　劉宇望去，那片高崗之上一片翁翠交映，綠蔭蔽日，最高處有一處十數丈高的岩壁，岩壁之中又似乎有洞穴匿於其中。

　　正值晌午，葉坪村德高望重的耆老楊桂榮召集村民。

　　楊桂榮黝黑的臉龐上滿是皺紋，一頭花白的頭髮，年過六旬，但神色堅毅地看向眾人道:

　　“大家攜家帶口往西邊逃荒，背井離鄉，俱是天災人禍所釀，皇恩嶺地處兩縣之交，岑寂僻野，古有隱士居於此地，老縣尊曾在此遊歷，原本山腳下有一黃安鋪，後改公館遷址他處，我們今晚先在黃安鋪故地歇息，那裡靠著九堡水，明日可以渡河入會昌界。”

　　這楊桂榮雖然只是一介平民，但祖上出過童生，說話頗為得體，深受村民的信任。

　　他所說的黃安鋪原本是瑞金縣設立的公家館舍，專為官員出巡時歇腳停蹕，如今村民所處的位置在舊黃安鋪附近，萬歷時以黃安鋪遠離民舍而搬遷至南五裡處的位置。

　　葉坪村民本就是村中佃戶，如果在靠近公館的地方停留，一定會被附件的樵夫浣婦注意，若是上報巡檢司的差吏，村民們就會被抓捕回葉坪，甚至治罪殺頭。

　　明代的戶籍管理制度及其嚴苛，除有賦役黃冊梳理丁口事產，還有人手一份的戶貼，戶貼分為左中右三部分，右邊是皇帝寶訓，敕令各級官員要如實申報，不得徇私，而左邊部分則是經手官員的簽押，以便追責，中間部分則記錄了該戶之鄉貫、男女丁數目、年齡、與戶主關系、戶種及戶址地等。

　　若是有新增人口，便會在賦役黃冊作為新收;有死亡人口，在賦役黃冊記錄“開除”，在原有的“舊管”數目基礎上進行計算，得出最後的“實在”，這種結算方法，被稱為“四柱清冊”。

　　洪武開國時，流民脫籍逃役，本是重罪。

　　然時過境易，從宣德開始，一方面是朝廷的治理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二祖之後，朝廷施政從開國時的嚴肅冷峻轉為仁政寬民，因為天災人禍或者地方官為政失和所釀成的流民亡徙一般都會靈活處理[1]。

　　當然，前提是這些百姓也要在遷徙地附籍上戶口。

　　不同於前朝故事，葉坪的村民僅僅流徙了四十裡路，連瑞金縣界都沒有出，若是被發現，肯定會被有司捉拿押回葉坪。

　　楊桂榮言下之意就是要大家越過九堡水，逃往會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