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覽北嶽恆山，我們可以發現，那上面有一座“後土夫人廟”。

“後土夫人”是個什麽人?

為什麽在這北嶽恆山，會有她的“後土夫人廟”呢?

其實，“後土夫人”，正是一個與北嶽恆山，有著密切關系的歷史人物。

“後土”，其實是一個職務名稱。

“後”就是“司”，“土”就是“地”。

“後土”，就是“司地”。

這個職務，與當年的天下盟主之職務，是對應的。

盟主司天，後土司地。

拿到現在來說，盟主就相當於現在的國家主席;後土，就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總理。

所以，我們現在的一些中國神話中，王，就是龍王;丞相，就是龜丞相。

因為最早的丞相後土氏，是屬於共工氏部族，他們的圖騰就是龜。

由於女媧氏部族對於天下結盟，居功至偉，所以，天下結盟之後，盟主一職，就落在女媧氏部族中的神農氏部落頭上。

而共工氏與當時被大家聯合打敗的祝融氏(伏羲氏)部族積怨最深，是當時天下四方之中，決定要不要言和，要不要結盟的最關鍵的一方，所以，天下結盟之後，“後土”一職，就落在共工氏部族之中的一個部落。

這個部落，後來就乾脆叫“後土”。

又因為當時他們還處在母系社會，領導人為女性，所以，“後土”就為“夫人”。

當然，由於當時的天下結盟，其基礎是“四嶽並舉”，這就決定了，天下真正的權力，是掌握在四方共和的“議會”機構之手中，而不在盟主或“後土”的手上。

所以，盟主或者“後土”，實際上就是一個地位尊崇的榮譽職務，並沒有多大的實權。

但是，“後土”所在的部落，既然能夠代表共工氏部族領受“後土”一職，那他們在共工氏部族中的地位，當然也是最高的。

所以，他們也必然地代表共工氏部族，擔任“憲法”規定的、在四嶽“議會”中，必須由他們共工氏部族部族出任的四大“議員”之一。

這就意味著，他們就是北嶽恆山的嶽主。

恆山，是共工氏部族趕走了伏羲氏部族，劫後余生之下，在他們的地盤上所選定的神山。

但是，處在中原地區的共工氏部族，四周的高山多的是，他們，為什麽偏偏選擇這處在最北部的高山，作為他們的神山呢?

因為，雖然伏羲氏部族的主力部隊被趕到了南方，但伏羲氏部族的老家，卻是在北方。

那裡還有伏羲氏部族源源不斷的生力軍啊。

劫後余生的共工氏部族，必須要防備伏羲氏部族後起的生力軍，在十年生聚之後，再度殺來。

所以，他們就將自己的神山，定在北方。

這樣，就可以通過周期性的敬神活動，而將部族的政治、經濟中心，固定在北方，以此防備北方伏羲氏部族的卷土重來。

之所以他們命名自己的神山為恆山，也就是希望自己的部族，能夠像山一樣恆久。

但是，歷史證明，他們並沒有像山一樣恆久。

神農時代，其他三大部族，都有自己比較獨特的文化，分別是廟底溝文化、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

只有他們共工氏部族，沒有自己的獨特文化。他們，被仰韶文化給同化了。

到後來天下再度巨變，各部族之間再起乾戈之時，東夷氏部族和神農氏部族，都能夠以部族整體的力量，與黃帝部族奮力一搏。

唯獨他們共工氏部族，卻是四分五裂，只有一個後土氏的後裔誇父氏部落，先是投靠炎帝，在炎帝戰敗後，又打算到山東去投靠東夷氏部族的後裔蚩尤氏。結果，還沒有走到山東，蚩尤氏已經戰敗，他們也在半路，就被伏羲氏部族的後裔給收拾了。

這就是所謂的誇父追日的故事。

為什麽共工氏部族，會混得如此之慘呢?

從考古遺址的發掘上來看，趙寶溝文化南下之前的中原，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文化。

南莊頭、磁山、賈湖、裴李崗文化，不但地域不同，而且，面貌上，也都是各具特色。

這證明他們，各自是屬於不同的部族。

而到趙寶溝文化和仰韶文化先後入主中原之時，中原地區，就乾脆沒有本土文化的遺址可以發掘。

磁山文化和裴李崗文化，作為中原地區最後的本土文化，都是在趙寶溝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類型興起之時，就已經消失。

這說明了什麽呢?

這說明了去舊迎新，說明了有新的文化，取代了舊的文化。

只是，新文化的歷史太短，沒有留下可供發掘的遺址。

但是，新文化應該有新氣象。

新的文化，就應該有力量抵抗外來文化的入侵才對。

然而，事實是，趙寶溝文化以武力征服了中原;而仰韶文化，又以思想同化了中原。

中原文化，文武雙輸。

為什麽會這樣呢?

我們還是從各個部族的圖騰說起。

女媧氏在主張天下結盟之時，以“龍馬負圖，神龜載書”，來分別勸說伏羲氏部族和共工氏部族這對不死不休的冤家、罷兵言和。

這說明，伏羲氏當時的圖騰是“龍馬”，而共工氏當時的圖騰，就是龜。相對的，女媧氏的圖騰，則是蛙。

龜相對於“龍馬”，有什麽區別呢?

“龍馬”，揚子鱷與馬的組合，代表的是力量，代表的是霸道，代表的凶殘與迅疾。

這自然有一種靈活自如的氣勢在裡面。

而龜，代表的只是一種抗拒壓力與恬退隱忍、代表的只是一種消極的自衛，代表的只是一種慢騰騰的應對。

它沒有主動的改變，更沒有一種要克敵製勝的精、氣、神。

兩種精神之下，誰，更能夠贏得最後的勝利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再看，龜相對於蛙，又有什麽不同?

龜和蛙，都有內心柔軟的一面。

然而，龜的堅硬之外殼，限制了它的容量;而蛙，肚皮超大。

肚皮超大，一方面代表著一種強盛的生殖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有容乃大的精神象征。

而正是由於有容乃大的精神，女媧氏部族，才能夠跟自己並不相合的東西，求同存異;才能夠產生對立統一的思維意識;才具有成雙成對的審美觀念;才能夠創造出像《太極圖》《洛書》這樣的哲學思想。

而這樣的哲學思想，又使女媧氏部族更加心胸廣闊、眼界高遠。

所以，他們就能夠以高屋建瓴的氣派，對包含著你、我、他之各方命運的、面向未來的宏大歷史，進行頂層設計。

反觀共工氏部族，由於他們應對遲緩，不善於接納，又肚量有限，對外交往的態度，是封閉而又生硬，這也就導致他們各個部落或者部族，雖然是在同一個一馬平川的大平原上生活，卻是除了戰爭，便“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自成體系，即使是滅亡，也不可能與其他的部落或部族，發生關聯。

史籍記載，伏羲氏“代燧人氏，繼天而王”。

要知道，王，是建立在財富之貢獻的基礎上的。

只有對財富的索取有所預期，才可能稱王。

沒有對財富索取的預期，稱王做什麽?

所以，王，是農業社會的產物。

在農業社會沒有出現之前，因為任何部落，都不可能有相對剩余的財富可供索取，所以，在那時候，也就沒有人稱王。

那麽，燧人氏之為王，也就是在農業社會之中。

而且，他稱王，比伏羲氏要早。

那麽，燧人氏是在哪個地方稱王呢?

史籍記載，燧人氏的燧明國，就是現在的河南商丘。

而河南商丘，在河南東部，離安徽、山東都不遠，倒是離當時河南裴李崗文化的中心區域新鄭市，有點遠。

但是，裴李崗文化，作為考古學上中原地區最後的一個土著文化，當時是，南到信陽，北到安陽，西到盧氏，東到杞縣，就離商丘，只有那麽一點點遠， 其涵蓋范圍，卻比商丘大多了。

那麽，這個燧人氏的王，到底是一個多麽大的王呢?

大概就是因為他是伏羲氏南下中原，所消滅掉的最後一股中原土著勢力，成就了一個伏羲氏“代燧人氏繼天而亡”的“佳話”，所以，他才會被載入史冊吧。

關於燧明之“國”，也應該是個歷史的幻想。

那時候，哪裡會有專門的軍隊，可以支撐起一個“國”?

而“燧人氏”之名號，聽起來很古老，這大概也就是為了形容他們的思想意識，因循守舊、食古不化吧。

因為，以中原地區的生產技術，在當時，無疑是遠遠地高於其周邊地區的。

只是，生產技術的先進，不代表社會的先進。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個社會的組織形式與關系，才是體現一個社會之文明的最高尺度。

伏羲氏部族的集權式組織形式，無疑地要比中原地區這些各自為政的部落與部族的組織形式，高級得多。

所以，伏羲氏部族征服中原，實際上就是如狼入羊群，所向披靡。

而當仰韶文化入主中原時，原來的一個個各具特色的中原文化，也必然地會因為仰韶文化之意識形態的包容性，而被一個個溶化，直至消失於無形。

於是，共工氏部族這個因為伏羲氏部族的征服而臨時合攏，只有體，沒有魂的政治性部族，就必然地沒有持久的生命力。

境界，決定高度;高度，決定一個人、一個集團能走多遠。

龜的心胸與氣質，決定了共工氏部族，在一個勢不可擋的歷史潮流中，最早地被時代的大潮所吞沒和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