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正經的朝廷，肯定不能單靠臣子等舉薦人才，又或是劉升憑借記憶征召歷史名人，肯定得有一個公開、公正的人才選拔制度。

　在更先進的學校教育制度未能落實之前，科舉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也是人才選拔制度過渡必須要經過的一步。

　這一日，劉升來到文華殿，在正殿召見了總參政李長文、禮部尚書兼參政錢謙益、禮部左侍郎王鐸，商議確定大崋當下的人才選拔制度。

　錢謙益本就要就此事建言，得知劉升要議此事，生怕建言之功跑了，當先起身開口，“陛下，秋闈就在八月，距離眼下只有大半個月的時間。

　我大崋既要選拔人才，正該在八月開啟各省鄉試。如此即可選拔人才，又可施恩於天下士子，必可令人心大定！”

　王鐸在官場本就比較混，如今在禮部很多時候都以錢謙益馬首是瞻，當即跟著道:“大崋建國，天下士子必然盼著陛下在今秋開啟鄉試，此舉確能順應人心。”

　說了等於沒說。

　劉升遂看向李長文。

　果然，李長文跟了劉升兩三年，更明白他的心思，沉吟了下道:“陛下若想針對科舉制度改革，今秋開啟鄉試確實是個機會。

　但不可大改，否則恐怕會令天下士子生怨。最好是在不影響大明生員群體的基礎上，進行一些改動。”

　錢謙益聽到李長文這番話，再看劉升微笑著頷首，不禁暗拍大腿，心道:哎呀！原來陛下有意改革科舉，而不只是重開科舉，我這是押錯題了啊！

　至於說劉升想要對科舉進行改革，他之前雖沒想到，卻並不覺得有什麽不對。

　自隋朝開科舉取士以來，唐宋元明建立時，無不對舊有科舉制度進行改革。

　就沒有說完全繼承前朝科舉制度的(後世清朝應該是繼承前朝科舉制度最多的朝代了，所以說清在文治方面真沒什麽進步和貢獻)。

　所以，劉升要更改科舉制度，是理所當然之事。

　想明白這些，錢謙益愈加後悔。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他乾脆更大膽些，看了李長文一眼道:“陛下，總參政之言臣不敢苟同，歷代新朝無不更改前朝科舉制度，以示本朝不同於前朝。

　大崋既要替代大明，正應該更改科舉制度——全改固然不可，但若改動太小，未免難以和大明科舉區分開來。”

　聽到這話，李長文微微皺眉。

　劉升則露出些許詫異之色。

　他沒想到，歷史上有名的“水太涼，頭皮癢”竟能說出這麽一番頗有見地的話來。

　可他仔細一想，發現錢謙益的話固然大膽、標新立異，實際卻是為了迎合聖意。理智點想，還是按李長文所說，一步步的改革科舉制度更穩妥。

　他今年才三十歲，且身體強壯如牛，自覺至少能再活個三五十年，治理國家便沒必要那麽著急。

　在他看來，治理國家該快得快，該穩就得穩。

　人才選拔制度的改革，顯然穩妥點好，不至於因此產生沒必要的社會動蕩。

　他於是道:“如此說來，今秋是必定要在各省開啟鄉試的。既要不同於大明鄉試，首先可在考試時間上做出改變。大明鄉試一般在哪幾日?”

　最後一句是問錢謙益的。

　錢謙益作為曾經的大明科舉探郎，對大明科舉制度自然一清二楚。

　他恭聲道，“回稟陛下，大明鄉試一般有三場，分別定在八月初九、八月十二、八月十五。”

　劉升道:“今日已是七月十八，若按舊有時間確實有些趕了，不方便籌備。不如便將時間延後至八月二十一、八月二十四、八月二十七這三天。

　牧齋先生，有一月時間，可夠禮部籌備各省鄉試事宜?”

　錢謙益不願掃了劉升的興，一咬牙道，“應該足夠。”

　旁邊王鐸卻是個謹慎的人，怕完不成任務擔責任，便補充道:“陛下，禮部需要多少時間籌備此事，還需看鄉試如何改革。若改革太多，所需籌備時間怕是得更久些。”

　由此看來，王鐸這個禮部左侍郎也不是完全無用，偶爾還是能對錢謙益的言行進行查缺補漏的。

　聽此，劉升便問:“以前鄉試主要考哪些內容，如何考?”

　錢謙益道:“鄉試

　這一場考試答案都是固定的，因為《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必須用朱子集注作答。

　五經中的《易經》需用程傳和朱子本義，《尚書》需用蔡氏及古疏注，《詩經》須用朱子集傳，《春秋》用左氏、公羊、谷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則用古疏注。”

　王鐸又見縫插針地補充道:“明永樂時曾頒布《四書五經大全》，為國子監及府州縣學的統編教材，亦是科舉頭場的標準答案出處。”

　劉升聽完直皺眉，他算是明白為何到了明清時期，儒學幾乎完全淪為程朱理學了。

　因為這頭一場的科舉考試中，二程及朱熹注疏所佔比例太大了，尤其是朱熹的。

　劉升不禁暗自腹誹:莫非這當初朱元璋、朱棣就因為朱熹與他們同姓，甚至被謠傳為他們的祖先，所以才多用朱熹的注疏來當科舉標準答案?

　事實如何，劉升不清楚，但他是不喜歡這種情況的。

　朱熹對四書五經的理解好不好，他不清楚。

　但他清楚一點，不該讓一家之言在科舉答案中佔比例太重。

　他想了想，道:“這頭場中朱熹注疏的佔比太多了，這樣，四書隻考原著，不考注疏。至於五經，可在維持原有考試規則的基礎上，減少其比重。”

　錢謙益理解能力還是不錯的，微愣了下便試問:“陛下是說頭場四書只靠原著，且題目佔比要比五經多?”

　“不錯。”

　錢謙益立馬拱手道:“陛下聖明，如此一來，天下苦於背誦四書五經注疏的士子必感念陛下之恩德！”

　這話讓李長文、王鐸都不禁看過來。

　劉升也暗笑:錢牧齋，不愧是你，總能找到拍我馬屁的點。

　笑歸笑，劉升不得不承認，錢謙益這個馬屁拍得有那麽點舒服。

　他隨即看向李長文，“總參政以為如何?”

　“此舉可行。”李長文雖然不喜錢謙益逢迎、奉承劉升，但並不認為劉升對這頭場可靠的內容有什麽不妥。

　事實上，他當年就對背誦《四書五經大全》苦惱得很。

　尤其是朱子集義、朱子集傳等，簡直要背吐了。

　關鍵是這些內容就科舉考試時有用，日後做官、做事等，幾乎用不到。

　劉升又問:“大明鄉試

　“考‘論’、‘判’及內科。”錢謙益先簡短地回答，隨即解釋道:“一般要求寫論一道，內容在三百字以上。再寫‘判語’五條。然後在內科的詔、誥、表中任選一道來寫。”

　“何為論、判?”

　內科的詔、誥、表劉升是有點明白的——詔、誥都是正式聖旨的一種格式，他甚至已經享用過。

　詔開頭一般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誥的開頭則一般用“布告天下，鹹使聞知”。

　他之前對功臣進行封官、封爵，用的便大多是詔;而讓錢謙益所寫的《討明檄》，其實就類似一種誥。

　但論與判他卻不甚了解。

　錢謙益道:“論基本是從孝經及儒家經典中出題，其實就是對頭一場考試內容的擴展，一般要求寫得更有深度。

　至於判，則是從地方衙門的行政與司法文牘中選取一些疑難案例，讓考生評判分析。

　主要考的是士子對國家律令、政務及案件審判的流程是否熟悉，且必須按照既定的公文格式書寫。”

　劉升聽了眼睛一亮，心道:這不類似後世公務員考試嗎?

　看來古今考試根本性的東西其實沒太大變化啊。

　倒也難怪，畢竟明清距離他穿越前的年代也只不過三四百年而已，相距其實並不算太遙遠。

　他想了想，道:“既然頭場已經考了四書五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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