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相信，每個人在落魄的時候，都會出現這種悲觀的情緒。但這個情緒過後，陽光還是能回到心裡的，畢竟自己還年輕，又有文化知識，最重要的，心裡總有一股心氣。我覺得人的心氣在，活力就在，夢想就在。所以，盡管我像個無頭緒的蒼蠅一樣到處碰，我堅信，終究有一天，我會碰到屬於自己的那塊肥肉的！因此，為了別讓他人看出我的滄桑和落魄，只要和朋友在一起，我都是談笑風生，裝的好像有事情乾。回到房子裡，只要蔡霞在，我很少在她面前說一些悲觀泄氣的話。我覺得作為一個男人，再艱難，也要有一個擔當的勇氣，為家庭，擔當起責任;為自己，擔當起所有的壓力和痛苦！

　　1996年7月，我在尋找齊東旺的時候，在西安遇見了我前面提到的錢永虎。他曾是悅樂輸油隊大隊長，當時我是技術員。後來，他到了勞司當了副總經理，我後來去了采油飯店。我碰著他的時候，他帶了兩個人剛從全國各地考察回來。我問他出去都考察到了什麽項目?他說什麽項目都沒有考察到。

　　聽他第三天要回慶陽，我也想乘機回一趟合水。錢永虎說車上反正就他一人，一同回去也好。蔡霞聽說我要回家去，就讓我去涇陽把他弟弟接回西安，一同帶回家。她弟弟年齡還小，正在上初中，暑假在她妹夫那裡玩，而她妹夫在涇陽開石料廠。

　　我就照蔡霞的吩咐，到了涇陽，見她妹夫經營的石料廠規模還可以，出於對生意的敏感，我就和她妹夫聊，問石料一方多少錢，能賺多少錢?聽了他說的情況後，我順便在石料廠內外轉得看了看，問了幾個工人，在參觀和詢問的過程中，我突然想起我的父母當年就是通過在河裡撈石頭，賣石子，改變了我家貧困面貌。我能不能乾一乾我父母乾過的事兒，給我們油田上辦個石料廠?

　　接上小舅子後，在回西安的路上，我腦子一直思考這個事。晚上，我對錢永虎說:“如果你沒有考察下其他項目，咱們辦石料廠怎麽樣?咱們長慶油田準備西安北郊擴建基地，用料特別大，到時候咱們把長慶市場的工作做通，讓他們買咱們的石料，只要把咱們油田這個市場供應住，效益就不錯。而且我算了一下，投資也不大。”

　　錢永虎聽我說的情況後，問道:“投資一個石料廠大概得多少錢?”

　　我說:“我大致算了一下，得30萬。”

　　錢永虎說:“好啊，那你給咱們寫一個報告，就寫成是這次考察的成果。”

　　我就連夜寫報告，在報告上把成本分析等什麽都列算好，然後第二天把報告給了錢永虎。錢永虎一看，說道:“美得很，就搞這個！”

　　錢永虎回去給一把手經理匯報了，經理一看說:“弄！趕緊弄！”考慮到超過10萬元的預算，得要上報才采油十二廠廠務會，就對錢永虎說:“這樣，你先報10萬，我給你們一批，你們先弄。剩下的錢咱們隨後上報，到時候廠裡看咱們已經弄開了，再報那20萬就容易批了。”

　　由於是我主張搞的這個項目，錢永虎自然就把辦石料廠的事交給了我，我就拿了10萬元直奔涇陽。

　　通過妹夫介紹，我很快就認識了張友良。張友良是涇陽大隊村支書，聽說我是長慶油田來到人，來考察石料，就主動與我搭訕，說這說那，著重介紹了涇陽的石料資源，目的讓我在他們村建廠投資。

　　考慮到在涇陽辦石料廠，得要有個當地人，

而且這個人還要有點威信和實力，不然，當地人會因為環境汙染問題、道路碾壓問題和采石運輸等問題給你找事，為此我就建議張友良跟上我們乾，我當廠長，他當副廠長。張友良巴不得跟我們油田人合作，我一說，他就欣然同意了。　　接下來，我們就租地方，拉電，聯系礦石點，買碎石設備。人幹啥事，就能遇到一些與其有關的人和信息。正當我物色碎石設備時，有人告訴我，說一個叫楊喜久的人當年在海南砸石頭掙了些錢，後來賠得一塌糊塗。現在，這人又回到西安乾起了老本行——搞機械加工，估計他手裡有生產石頭的設備。聽到這個消息後我，我趕緊托人與楊喜久聯系，如果他真有設備，我打算買下來，價格肯定比買新的便宜。

　　那時候，我正和齊東旺打著官司。因為官司，我花了不少錢，還曾借了錢永虎一萬元，都用於官司了。所以，我急於有個事乾。現在有事兒了，想急於乾起來。我只知道楊喜久在海南乾賠了，因什麽原因賠的?我沒有細問。只是盯著他那套閑置的設備，和他商議價格。最後，我們如願成交了。

　　設備買回來之後，我就招收工人。因為與石頭打交道是個力氣活兒，除了管理人員之外，只能從農村叫工人。為此我專門回了一趟鐵李川，在村裡貼廣告招人的同時，還把我的親戚家人都帶到了石料廠。我老丈人是個老司機，我讓他開大型運輸車，運輸石頭;我一擔挑是技術員;我小姨子做飯，總之，為了石料廠，我來了個親戚鄰裡總動員，集中來搞這個事情。

　　經過一個多月緊鑼密鼓的籌備，石料廠辦起了，很快就投入生產營運。

　　為了方便聯系，錢永虎還給我配備了一部手機。當年的手機叫大哥大，五六寸長，像個黑色條磚似的，帶有天線。平時拿在手裡，或插在腰間，自我感覺比較良好，起碼是身份的象征。因為那個年代，能拿大哥大的人鳳毛麟角。而我成天拿在手裡出出進進的，在當地人眼裡，油田人就是和地方人不一樣。

　　除了手機之外，錢永虎還給我配了他的表弟，明面上是跟我搭班子，實際上意在監督我，這個我是明白的。他表弟是陝北人，叫沈峻文，年齡比我小。初次見我時，顯得比較老實，話少，也比較呆板，我支到那兒，他乾到那兒，我若不支，那就兩手身在褲口袋裡，到處張望。

　　有一天晚上，村上有個人叫我們到附近的鎮子上去喝酒唱歌，我就帶著他去了。當年，涇陽一個鎮子上的舞廳都比環縣縣城的舞廳高檔，初來乍到，感覺人家整體上比甘肅農民有錢。沈峻文第一次到那種場合，看上去有點拘束。後來，他就躲開我，經常一個人往那地方跑。 不是喝酒，就是跳舞唱歌。漸漸的，他跟村上一幫人也混熟了。

　　由於他是錢永虎的表弟，不管他幹什麽，我一般不說，在廠子的幾個主管中，有他也行，沒他也行，反正，只要張友良在，其他管事的人在我眼裡無足輕重。

　　一天，村裡一個小夥氣勢洶洶地來到我的辦公室，指名道姓要找錢永虎的表弟。我看他手裡提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問是怎麽回事?他說:“你們廠裡那個小夥把我老婆n了，你看怎辦哩?不管我就要割了他！”我知道“割”是什麽意思，農民一般閹豬叫割。

　　我一聽，有點信不下去:“不可能吧?小沈平時很老實啊。”

　　提刀的小夥說:“人老實，做的事不老實啊，不信你去問問他！”

　　我一看情況不妙，就趕緊打電話叫來了張友良，讓他過來處理此事。然後我把沈俊峰叫來，詢問他到底有沒有這回事?結果沈俊峰操著一口濃重的陝北話說道:“額給你說，額從來沒有弄過這號事……”

　　但是，當張友良問那個小夥的媳婦時，那媳婦可能挨了男人的打，低著頭承認了。

　　一個不承認，一個承認，提刀的小夥還纏住我們不放手，這事不處理，肯定過不去。於是，我問張友良:“這事怎麽辦?”

　　張友良說:“那慫是個土匪，給點錢算了。”

　　最後就商量來商量去，以2600元了事。

　　那個小夥因為媳婦和沈俊峰有了那事，拿走了2600元。從此，我們石料廠人再沒人敢與村裡的年輕人來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