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很快到了1997年，齊東旺還沒找到，我的那七萬元還在空中掛著。當時，聽說我的同學陳睿斯在上班之余，好像還兼做油田上的小項目。趙志濤已經買了小車，以媳婦的名義，給油田上配屬。聽到這個消息後，我聯想到那7萬元，如果按照我當時的想法買輛車，配屬給石油上，我現在肯定情況不是這樣。但是，齊東旺不僅用一堆狗屎、一泡尿澆滅了我掙錢的夢想，也把我從主流社會推到了邊沿……因此，越是我的日子不好過，我越想抓住齊東旺。

　　我知道檢察院的力度比法院大一些，一旦逮住齊東旺，他絕對沒有好果子吃。所以，為了逮住齊東旺，我到處布暗線，一根筋似的經常在他家附近轉悠，明察暗訪，守株待兔。

　　4月的一天，我發現了齊東旺進了采油十二廠的家屬院，我就趕緊跑到街邊，用公用電話給檢察院的張科長打了電話，說齊東旺回來，在家裡。張科長說:“你待在那裡看著，別離開，有情況及時告訴我們，我安排好之後馬上過去。”

　　大約過了兩個小時，檢察院的警車過來了，他們把警車往院子一停，估計他們已經掌握了齊東旺家的情況，也沒有問我齊東旺的家在什麽地方，就直撲了過去。十分鍾後，齊東旺帶著銬子下來了。見檢察院人把齊東旺推上了警車，我就趕緊擋了一輛出租車，跟在了警車後面，往檢察院趕。

　　到了檢察院，我不知道齊東旺被關在哪個科室，就在院子找，在檢察院院子裡轉了一圈後，發現齊東旺在三樓辦公室的鐵欄杆上銬著，檢察院的人在辦手續，準備往派出所送。

　　我打電話問張科長，齊東旺是什麽態度?張科長說:“齊東旺不承認他拿了你7萬元。說要證明他拿了，讓你把借條拿給他。”

　　我當時一聽，不由得義憤填膺，遂要求當面與齊東旺對質，檢察院就安排我們見面了。

　　在見到齊東旺的那一刻，我感覺心裡像著了火，呼呼往頭上冒，燒得我視線模糊，感覺齊東旺的臉都變了形。我眨了眨眼睛，心裡告誡自己:冷靜，熬到這個地步了，一定要冷靜！況且，這是執法之地，一定要遵守法律秩序！於是，我故意口氣平淡地說道:“齊東旺，我在采油飯店乾得好好的，你三番五次讓我跟上你乾，我現在落了個啥下場?7萬元到底是怎麽來的，你給我說說。”

　　齊東旺說道:“你的錢是怎麽來的，與我沒有關系，我也沒借你一分錢。如果借了，我肯定寫了借條。”

　　我說:“那我給廠裡支付錢的錢你總承認吧?支付了多少，條據上不是寫得很清楚嗎?”

　　沒想到齊東旺竟然無恥地說道:“你經手支付的那些錢，是我給你的，你拿我的錢支付的！”

　　聽他這麽說，我盯著他看了足足看了有幾十秒，然後我問道:“那我從你手裡拿錢支付時，給你寫了收據沒?總共拿了多少錢，你把收據給我看看?”

　　這下，齊東旺被我問住了，不吭聲了。

　　面對檢察院的人，我就將齊東旺如何叫我跟上他乾的過程、如何讓我找個有錢人買輛車、我如何在我老丈人跟前借錢的事、之後齊東旺如何讓我先拿那7萬元支付的事、包括他在長慶局科技處報銷了24萬元之後，答應給我還錢的事重述了一遍，在提到老丈人為了跟我要錢數次罵我的過程時，我不禁悲從心來，泣不成聲……

　　張科長聽了我和齊東旺的對話，試圖做調解工作，

但齊東旺就是不承認這筆帳務，沒辦法的情況下，只能走拘留程序了。幾個小時後，齊東旺又被帶上了警車，送往了看守所，他被正式拘留了。　　幾天之後，齊東旺的一擔挑來找我了，他是個教師，初次見面，通過交談我發現他這個人素質不錯。他說:“你倆的事我才知道，以前只知道你們合作搞研發，後來搞得怎樣，我也不太了解，沒想到你倆弄到這個地步。”

　　我就把前前後後的經過給他說了，他說:“我盡量做他的思想工作，讓這個事和平處理了，這樣鬧下去，對你們誰都不利，誰願意天天為這個事傷腦筋呢?”

　　見他還通情達理，我就把解決這個事情的希望押在了他一擔挑上，結果他去了一趟看守所回來說道:“李小峰，這事我管不了了，他不承認。如果他承認欠了你7萬元，那我就想辦法，讓這個事過，但是不承認。不承認誰也沒辦法。”

　　聽了齊東旺的態度，我意識到我這生遇到真正的克星了，看來，要拿回那7萬元，是水中撈月了。既然他為了這7萬元連一個男人的尊嚴、信用、道德和人格都不顧了，像烏龜一樣地硬了起來，那我就當個石板，讓你這頭烏龜在我這石板上摔吧，碰吧，誰硬誰軟，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把心裡的這口濁氣出了。你想坐牢，就坐吧！你能舍棄你的時間和自由，我就能舍棄那7萬元！

　　一個多月後，也就是6月份，我回慶城辦事，順便想見一下律師，關於案子的事想和他再談一談。

　　吃飯時，律師來時帶來了幾個朋友，其中一個正好是縣檢察院的。在閑聊之中，這個檢察員說他們目前接到了一個案子，是采油十二廠的，資金涉及到了二百多萬，總經理是方英誠，如果舉報的問題屬實，可能要抓方英誠。

　　那時候，二百多萬是個天文數目了，作為采油十二廠的人，誰聽了心裡都感到震驚。於是就沿著這個話題，故意問了下去。檢察員說:“方英誠說他們把260萬投給了陝西一家石料廠，我們要下去看一下，是不是投了260萬。”我即問那個石料廠在陝西什麽地方?他說:“好像在涇陽。我們過兩天要去西安查，一查就可以定性了。”

　　我一聽，頓時連飯都吃不下去，因為涇陽石料廠的廠長就是我。所以，這個消息流露出來後，只有我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但由於打官司期間，我向律師隱瞞了我在涇陽石料廠工作的事，律師只知道我在西安，不知道我在西安幹什麽，因而飯後分別時，我把律師叫到一邊，有意問起了此事，說涇陽石料廠我熟悉，剛才那個人說的到底是什麽意思?律師說:“就是下去查一下，看那個石料廠到底是不是花了260萬。如果屬實的話，采十二廠就沒有事;如果不屬實，問題就大了，估計要抓人呢。”

　　我一聽，渾身打了個寒顫，心裡想，他媽的，勞司答應給30萬，結果連20萬都沒拿到，啥時候拿過這麽多的錢?

　　盡管我裝作隨口問問，再沒說什麽，但是過後一想，覺得這裡面有貓膩，並且問題很嚴重。為此，我給老司管財務的人打了電話，把我知道的情況告訴了他，問他到底是怎麽回事?財務上給石料廠支付了多少錢?你們應該有帳務啊。這筆錢花在了那裡，我也有帳啊，怎麽有260萬這個說辭呢?而且聽說檢察院下來要查帳，如果來了，我怎麽交代呢?

　　對方說:“是內部矛盾引發的。當時檢察院人來得突然，我只有這麽應付了，明天上會後再說吧。至於你將來怎麽應付這個事， 你看著辦吧，那個單位沒有點小金庫呢?職工福利啥的，總得要錢啊。”

　　聽他這麽一說，我心裡明白了。勞司把這筆帳有意調整到我這兒，一是因為陝西遠，檢察院一時半會不去陝西查;二是把距離說遠一點，中間再做些補救工作，就能做平這個帳。勞司的目的，是要化解內部矛盾，保住小金庫。所以，勞司就給檢察院給了這麽個說辭。

　　但是，這個事對我來說，無異於給我頭上安裝了一枚炸彈啊。萬一人家很快就到涇陽了，我怎麽辦呢?如果承認了這筆錢，人家查起我的帳怎麽辦?思前想後，覺得這事非同小可，趕緊先回去，了解情況後再說。所以，當天晚上，我就離開了慶城縣。

　　在去涇陽的途中，我給錢永虎打了電話，把這個情況匯報了，說我現在面臨這個情況，回到石料廠後，怎麽應對這個事情?錢永虎說:“你先躲一下，別回石料廠，我問問情況再說。”

　　當時我心裡想，我身上沒有帶多少錢，怎麽躲?但是又不能說，到了涇陽，已經是晚上一點多了，為了預防萬一，我沒敢去石料廠，在附近打電話叫出了副廠長張友良，讓他給我拿一點錢，說有急事去西安。半個多小時後，張友良來了，給了我2000元。我就帶著這點錢又往西安趕。自然，我不在石料廠的這個階段，石料廠的一切事務暫時由張友良替我管理。

　　我被來自檢察院的這個駭人的消息嚇跑之後，檢察院並沒有到涇陽石料廠來查。為什麽沒查?我也不知原因。反正，這個事就這麽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