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齊柏林還真的聯系過李諭，不過並沒有探討什麽具體的技術細節。齊柏林伯爵只是在電報中提到了版權問題，因為他想用李諭的星戰系列做海報，並且發在報紙上，宣傳自己的飛艇事業。

　李諭雖然知道飛艇不是長遠之計，但是沒有反對他，因為科技樹的發展就是開枝散葉。

　而且李諭還主動回信，與他探討了動力與載客量的關系，飛行角度與風向的關系等等具體技術細節。

　因為他想到的了一個損招，不過是針對日本人的損招。

　自己既然不會從軍從政，但可以稍微在科技樹上帶歪一下日本。

　日本不像德國那樣能拿出來大量的科研資金。

　一戰前能有大量閑錢搞科研的，只有歐洲幾個國家以及美國。老美雖更有錢，甚至比不上歐洲幾國的科研投入。

　投入最大的還是英德法，尤其德國這個超級技術狂。

　也正是因為德國在科學及人文上的大力投入，讓一向非常傲慢的英國學界都承認德國是個先進國家。

　但目前的日本和他們相比，更像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以日本人的性格，超愛精打細算，每分錢恨不得都要花在刀刃上，所以他們的科研投入是非常有限的，還要力求穩準狠。

　而這本來就是個錯誤的策略，因為科學技術上的大跨步很難如此實現，肯定是要長期投入，一點點突破。

　過程中花錢如流水。

　如果能想辦法讓日本多在科研上走點彎路，消耗他們的時間和金錢，對日本的國力來說影響還是不小的。

　大家都知道，日本一直喜歡賭，而且是賭國運，直接梭哈那種。

　打每場戰爭都是抱著贏了野雞變鳳凰、輸了就玉碎的打算。

　不管甲午戰爭還是日俄戰爭，日本國內的戰時財政壓力都超級大。但日本對這些絕密消息封鎖得很到位，所以清政府一直不知道。如果當時多撐一下，雖然還是打不贏日本，但起碼談判桌上能多不少籌碼，可以少賠幾千萬兩白銀不在話下。

　算上三國干涉還遼，《馬關條約》一共賠了2.3億兩，折合後世差不多700億到1200億RMB，絕大部分用在了軍隊建設上。

　想從他們嘴裡摳出來這些錢自然沒可能，不過可以讓他們把一部分錢變成打水漂。

　所以李諭才不怕近衛昭雪去偷看飛艇的技術資料，他甚至想讓日本人更多了解一下。

　到時候說不定日本人還得謝謝李諭哪。

　李諭可是知道，日本在二十世紀初期學航空的人並不多，能分走多少是多少。

　得讓日本人感受感受什麽叫做跨越一個世紀的智商壓製。

　——

　次日，袁世凱去了西苑遞交奏折。

　慈禧翻開看了一眼，就知道是關於廢除科舉的事情，頓時感覺頭大。

　這可不僅僅是祖宗家法那麽簡單，讓她下決定廢除一個延續千年以上的制度，確實有夠糾結。

　慈禧對他說:“記得去年上過這樣的折子，不是說了新學與科舉一並推行，先試驗幾年再說?”

　袁世凱回道:“太后，當今之勢，科舉一日不廢，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便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中國也就永遠不能進於富強，永遠不能爭衡各國。”

　慈禧說:“有你說得那麽嚴重嗎，這麽多年不都過來了。”

　袁世凱說:“事情已經迫在眉睫，日本國推行新式教育之成效近在眼前。”

　朝廷中最堅定廢除科舉的，就是袁世凱和張之洞，去年便是他們兩人聯合上的書。

　尤其袁世凱，對廢除科舉一事最為積極。因為他本來科舉之路就屢屢受挫，後來乾脆棄文從武，對於科舉素無好感。在搞洋務、新政的過程中，對西方新式學堂又有了不少了解。

　而且從實際利益上，廢除科舉對袁世凱同樣好處多多:科舉廢除之後，他手中大量新式學堂出身的北洋人馬，正好可以獲取更多政治利益。

　兩位實權派總督的聯合上書，引起了朝中重視。

　剛剛成立的學部，兩位管學大臣張百熙和榮慶都支持廢除科舉。

　軍機處裡，曾經的首席軍機大臣榮祿堅決反對廢除科舉。因為在榮祿看來，他並非科舉出身，如果支持廢科舉，那麽會給人落下口實，認為是摻雜了個人感情。

　站在榮祿一邊的反對廢除科舉的，還有軍機大臣王文韶。

　另兩位軍機大臣瞿鴻機、孫家鼐則同意廢除科舉。

　榮祿死後，慶親王奕劻補錄成為首席軍機大臣。

　袁世凱和張之洞立馬看出來，奕劻就是個和稀泥的，沒什麽成見，雖不會公開表態支持廢除科舉，但也不會阻礙。

　所以一眾朝中大員，反對廢除科舉的只剩下了軍機大臣王文韶。

　慈禧看向一旁眯著眼睛的奕劻:“奕劻，你怎麽看?”

　奕劻這個老滑頭立刻回道:“全憑太后英明決斷。”

　“嘖！奕劻啊，你多少幫哀家拿個主意。”慈禧道。

　奕劻隻得說:“茲事體大，奴才覺得我們應該先開個會再商討一下。”

　他可沒有魄力做這麽大的決定。

　慈禧正好現在不想表態，於是對奕劻說:“好吧，伱就去同朝臣研討一下。都退下吧，哀家要與德齡學習一下一些英語，今晚還得同公使夫人們開個茶話會。”

　慈禧出席這種場合，一般都是帶著裕德齡為翻譯，畢竟裕德齡會的語言還是比較多的。

　奕劻等人退出後，來到外面軍機處的值班室，奕劻坐下後，其他人接著依次坐下。

　“說說吧，都怎麽看?”奕劻問道。

　軍機大臣王文韶已經憋了一肚子話:“在下堅決不同意廢除科考，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爭之！”

　這種發言很讓奕劻頭大，在他看來一點都不圓滑。

　袁世凱說:“王大人，您也看到了，如果科舉不廢，士子肯定不會甘心去新學堂。只有斷了這條後路，才有發展新學堂的真正可能。”

　王文韶道:“說得輕巧，如今全天下已經有數十萬學子為了科舉費心費力寒窗多年，難道要讓他們無處可去?”

　王文韶的擔憂不無道理，但實際上是必經的痛楚。

　袁世凱說:“所以我今日才上書，應當立即廢除科舉，而不是逐漸遞減科舉錄取名額。快刀斬亂麻，早晚都有這一天，長痛不如短痛。”

　王文韶說:“武斷，太武斷！”

　袁世凱見說不動他，於是對奕劻說:“王爺，不然您再給各路督撫、將軍發函，問問他們的意見，咱們少數服從多數還不成?”

　奕劻竟然答應了這個非常“民主”的決定:“好主意，我今天就命人依次詢問。”

　他心裡想的是正好可以把事情往後再拖一拖。

　不用再討論這個棘手的問題，奕劻很高興，聊起了其他事:“聽說最近京城裡有日本人對帝師李諭要痛下殺手，這件事怎麽處理的?”

　袁世凱說:“好像是一個大清郵局的郵差捏造了信件，誣陷於他。”

　奕劻點點頭:“還好不是日本人指使，不然真是難辦。袁大人，你曾總督朝鮮多年，與日本軍方有不少接觸，他們會不會真的派軍隊與俄國決戰?”

　袁世凱在朝鮮還是有不少耳目的，回道:“王爺，現在日本已經在朝鮮登陸，目標直指旅順。”

　“哎呀！”奕劻頗為吃驚，“要是真在咱們的地兒上打起來，可不好辦。”

　袁世凱問道:“王爺認為應該如何處理?”

　“這我可說不準，要問太后的意見。”奕劻連忙說。

　袁世凱淡淡笑了笑，說:“在下知道了。”

　——

　李諭正在家中書房伏案工作，呂碧城在外面敲了敲門。

　李諭說:“進來就是。”

　呂碧城輕步挪進來，說:“嚴師讓我告訴你，請你去一趟大學堂。”

　“大學堂?有什麽事?”李諭問道。

　呂碧城說:“好像是幾名日本教員不在，他們無法解答學生們的一些數理問題，讓你臨時救個場。”

　嚴複的面子肯定要給的，李諭答應道:“走，現在就出發。”

　趙謙作為司機，開著車帶兩人來到了北城的京師大學堂。

　來到教室後，嚴複立刻招呼他:“你終於來了！我們研究了半天，一點頭緒都沒有。”

　李諭走過去一看，差點暈倒，原來就是一些三角學的題目，最多就是較為基本的初中奧數題難度。

　問問題的是師范館學生，但不管怎麽說，總體上比之前有了一些進步，不再是簡單的加減乘除小學數學應用題。

　李諭拿起粉筆，很快就在黑板上給他們演算完成。

　學生們大都是剛接觸字母符號，一時之間沒有搞明白。於是李諭又放慢速度，給他們再次演算了兩遍，才有部分人理解。

　此時，窗外突然有一人讚歎道:“原來這就是西學中最精妙的數學，奇哉妙哉！”

　李諭看向外面，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人，於是問道:“你也是大學堂的學生?”

　窗外的人俯首道:“帝師大人，冒昧了！在下劉春霖，赴京趕考。曾聽聞師長言及京城開設了一所西學大學堂，學的是真正經世致用的學問，遂來參觀。”

　原來是今年馬上就要高中的狀元，也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狀元。

　李諭問道:“你的師長是哪位，眼見如此開闊。”

　劉春霖說:“回帝師，我曾在保定蓮池書院讀書十余年，師從吳汝綸吳大人，他曾經做過京師大學堂的中文總教習，不止一次提到這裡才是真正的書院。”

　吳汝綸作為桐城派的代表，擔任過很多年保定蓮池書院的院長。

　李諭想起已經好久沒有看到吳汝綸了，於是問道:“吳院長身體最近可好?”

　劉春霖黯然道:“院長已經過世。”

　李諭一驚，回道:“節哀。”

　劉春霖說:“吳院長曾經告訴我們，新學是未來之學，而且龐雜繁複，比之儒學甚之百倍。而基礎學科如數理等學問，更應該推廣開來，畢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學帝王之學。”

　李諭並沒有和吳汝綸有過多少交流，沒想到這個做了多年書院院長的老學究，竟然有這樣開明的思想，難怪能當京師大學堂的中文總教習。

　他可比嶽麓書院那位頑固守舊的山長王先謙好多了。

　於是李諭繼續同劉春霖聊起來:“我記得吳院長曾經在花甲之年遠赴日本考察過教育。”

　劉春霖說:“沒錯，這趟旅途對院長影響頗大，他去的地方不多，但第一站就去了馬關。遙想當年李中堂在這簽下喪權辱國的條約，還中了一槍，身心俱損，令院長感慨不已，寫下了‘傷心之地’四個大字。”

　吳汝綸和李鴻章有不少交集，因為他兩個都是曾國藩的門生。

　曾國藩的門生裡，最出名的肯定是李鴻章。不過李鴻章並不是“曾門四弟子”。

　在四弟子中，曾國藩最期盼會有成績的，是張裕釗和吳汝綸。

　看得出，京師大學堂複辦時選擇的這些人，都極為匹配:張百熙、嚴複、林紓、辜鴻銘、吳汝綸，以及美國人丁韙良，都是有本事、有能力又真心想辦新式教育的。

　李諭說:“吳院長愛國之心，可敬可佩。”

　劉春霖繼續說:

　“院長回來後，多次告誡我們有機會應當在求取功名之外多學學西學，並且不應隻限於政法。

　“他提到在日本時，一位叫做山根的少將來拜訪過他，兩人談及吳院長的兒子以後的志向是什麽時，院長回道，日後將學政治法律。

　“山根少將聽後哈哈大笑，然後說，‘貴國人喜學宰相之學，滿國皆李傅相也’(即李鴻章)！

　院長甚為觸動，回國後親言，即便是學西學，中國學子仍讀書隻為考取功名，學所謂‘帝王之術’，想的是如何做大官，埋頭做事的基礎學科則無人問津，這是萬萬不成的。”

　李諭聽了也挺感動，說道:“好一句‘滿國皆李傅相也’，但大多世人仍舊蒙在鼓中，看不清時局。”

　吳汝綸老先生出國也算是受辱，但起碼明白知恥而後勇，可惜過早去世，沒有看到科舉廢除的那一天。

　不過就算真看到，他做了一輩子儒學教育，內心估計也會非常糾結吧。

　而那位日本山根少將說的話非常鞭辟入裡，他還算不上什麽日本知名人物，已經看得如此透徹，更別提其他日本精英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