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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安世呈送上來的這份名單,自然和朝堂上空缺出來的那些官職有關。
巨細無遺,零零總總涉及二十余個官職和二十余個官員。
這些官員,有一些是劉賀聽說過而且也見過,有一些只是聽說過卻沒見過,還有一些是沒有見過也沒有聽說過。
這些官職隻涉及到了外朝,而沒有涉及到中朝:張安世很有分寸,知道中朝官是天子親授,所以沒有隨意置喙。
外朝官則不同,大司馬大將軍作為實際上的百官之首,舉薦外朝官是合情合理的。
按照慣例來說,劉賀這天子沒有拒絕的理由。
但是,既然是變法行新政,哪裡會有那麽多的慣例呢?
劉賀對著光仔細地看了看奏書上的墨跡,發現已經完全乾透了。
如此看來,張安世早已經將此名單擬定好了,只等著今日呈上來給自己“定奪”。
劉賀感到不悅,自然是覺得被“僭越”了。
但轉念一想也就釋然了,畢竟由“丞相”來舉薦朝堂重臣是一種慣例。
畢竟,放眼整個大漢帝國百余年的歷史,相權與君權仍然可以分庭抗禮。
與後世的帝國相比,大漢帝國的皇帝手中的權力要小得多,時時要受到帝國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牽製。
在大漢肇建之始,太祖高皇帝雖然名為皇帝,但是更像共主,所以要將帝國大半土地分給異姓諸侯王。
因為異姓諸侯王在起兵反抗大秦的過程中,積攢並掌握著大量的軍隊,所以能與太祖高皇帝平起平坐。
太祖高皇帝末期,異姓諸侯王被逐一翦除,天子麾下的勳貴功臣集團和同姓諸侯王集團開始在權力結構中佔據核心的位置。
一方面是太祖高皇帝希望他們能成為大宗的屏藩,另一方面則是他們在翦除異姓諸侯王時立下了大功,佔據失敗者的權力。
深受太祖高皇帝信任的同姓諸侯和勳貴功臣集團也不負聖恩,在諸呂作亂的時候,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保住了劉氏的宗廟。
轉眼到了孝文皇帝和孝景皇帝時期,帝國權力的分配情形再次發生了變化。
勳貴功臣集團因時間的流逝和皇帝的打壓,要麽歸於平淡,要麽身死族滅。
同姓諸侯王也因欲壑難填,發動七國之亂,多次收到打擊,甚至不如尋常富家翁。
這兩個曾經在大漢帝國呼風喚雨的權力集團,在於皇帝的交手中敗下陣來,漸漸退出了大漢朝堂的舞台。
但是,有權力的地方就有鬥爭,大漢帝國並沒有因此而平息下來。
當勳貴功臣集團和同姓諸侯王逐漸落寞的時候,外戚集團悄然崛起。
外戚集團沒有錯過這個寶貴的機會,依附在幾代天子的君權上,迅速膨脹起來。
這種膨脹在孝武皇帝對西域大肆用兵的時候,達到了巔峰。
漢初功臣勳貴的後代已經泯然眾人,同姓諸侯王仍然不可相信。
於是乎,天子只能相信來自妻族和母族的外戚了。
不管是孝景皇帝時期的王氏和竇氏,或是孝武皇帝時期的衛氏和李氏,還是孝昭皇帝時的霍氏和上官氏……
都是被天子授予了軍權和朝權的外戚。
而他們也都在某一段時間內顯赫一時。
外戚集團比其他的權力集團要聰明得多,他們總是非常謹慎,隻敢依附皇權,不敢威脅皇權。
但是,權力又如何會受人控制呢,日益膨脹的外戚集團仍然不可避免地遭到皇帝的忌憚。
而巫蠱之亂就是這種忌憚到達頂峰之後的災禍。
當孝武皇帝將自己的兒子和衛氏外戚、李氏外戚盡數鋤掉之後,他試圖開始讓另一個權力集團崛起,與外戚集團形成製約。
其實早在巫蠱之亂之前,孝武皇帝就已經做好了這個準備。
那就是以“與經學合流的世家大族”為核心的文臣集團。
外戚通過血緣與皇權產生聯系,文臣集團通過儒學的忠孝與皇權產生聯系。
二者恰恰可以形成製約。
孝武皇帝即將大行之前,為孝昭皇帝挑選了四位輔政大臣。
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禦史大夫桑弘羊、大司馬大將軍霍光。
他們算不上出身世家大族,但卻都屬於是文臣集團。
後來因為上官太后的原因,上官桀和霍光才搖身一變成了外戚集團。
他們之間,仍然發生了權力的爭鬥,最終聯合了燕王旦的上官家兵敗族滅,而霍光掌權。
如今,劉賀處置了霍光這個外戚兼權臣,於是就留下了權力的空隙,那麽蟄伏已久的文臣集團就會抬頭。
更何況,給自己舉薦朝臣的大司馬大將軍張安世,不只是文臣,更是外戚。
活脫脫就是一個小號的霍光啊。
雖然小,但是安知日後不會變大呢?
誠然,張安世如今沒有一點權臣的桀驁模樣,言談舉止上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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