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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峰被顧銘從房間推出來，看著爸媽那一臉的苦澀，不禁笑著說道:“爸、媽，顧小姐是上海灘大亨顧竹軒顧四爺的千斤，別看她生長在這樣的家庭，可一點都不嬌貴。”

　　“對，沒錯，是不嬌貴，比鄉下村姑還粗魯野蠻。”

　　“爸，顧銘被搞成這個樣子，都是我的錯，是我叫她一直跟在身邊，處處配合我，不過她可乖了，我說叫她幹啥她就幹啥，絕不會......。”

　　“峰兒，我們是書香門第，你又是將門之後，怎麽能乾出這等有傷大雅的事來?難道你帶她到這裡，就為了叫這位大小姐滿足你的......。”

　　“爸、爸爸，您真是我的好爸爸，我是什麽樣的人，您和我媽不知道嗎?現在日軍侵我國土，東北淪陷、華北告急，上海正在展開淞滬抗戰，我作為一名軍人，怎麽會乾出這種狗血之事?我們是生死戰友，是與敵浴血奮戰好不容易才活下來的兄弟，您、您都想哪去了。”

　　“老王，你這麽說我兒子我很有想法，對任何事都要注重調查，單純憑表象就給峰兒下這種不衛生的定義，我看你是欠缺對事物的分析，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與這位顧小姐的粗魯有什麽兩樣?”

　　文人說話就是不一樣，邏輯性極強，在分析推理問題時，舉例說明，把對一個人的不滿通過舉例灌輸給另外的人，學者就是學者，不服行嗎?

　　就在王峰一家三口在門口大論其道時，房門打開，走出一位嬌豔嫵媚，穿著得體，面帶文雅的美人，看著王峰父母深深的鞠了一躬，抱歉的說道:

　　“叔叔阿姨，實在對不起，因為王峰救過我三次命，這次被帶到南京接受審查，他一去好幾個小時。我被審查完一直關在房間，沒有王峰一點消息，我著急煩躁的實在控制不住，以打砸物件來威脅他們，告訴我王峰到底在哪。

　　可他們就是不告訴我，還威脅我，要是再鬧，就把我和王峰一樣拉出去槍斃，我聽到這話，以為他們已經槍斃了王峰，死的心思都有，可我不甘心，一定要等到準確的消息。

　　我等到了，等到王峰突然出現在我的房間門口，當我看到王峰終於活著回來了，我激動、我瘋狂，我忘乎所以的把一切都可以拋擲腦外，就想好好看看王峰。

　　叔叔阿姨，我在最瘋狂的時候說出最不禮貌的話，是我的人格缺失，是我的修養淡化，是我為了追求心愛的人豁出一切，是一個敢愛敢恨敢跟著一起同生共死的人，什麽都可以放下，這就是我最粗野的表白。

　　家庭、身份，修養、連同那些虛偽的遮醜布，都統統的見鬼，我就要對我所愛的人，用生命去愛的轟轟烈烈。這就是真實的顧家大小姐顧銘，也是一位抗日士兵的真愛。”

　　顧銘口氣和緩，雖然每一句話都鏗鏘有力，但她把口氣、節奏，以及抑揚頓挫把控的恰到好處。

　　既表述了自己對愛的追求，又直面描繪出自己為什麽見到王峰會那麽激動、粗野和瘋狂，而那些在文人嘴裡的虛偽，在她剛才的演義中，已經成為垃圾，被她丟在了臭水溝裡。

　　“叔叔阿姨，每當我和王鋒認為我們到了最後生死關頭，而又看不到一點生的希望，我和您們的兒子王峰，就會互相鼓勵，他答應帶我到新的世界婚禮殿堂，我隨他在陰間做他新娘。

　　就在我們乘坐霍克-2運輸機油料耗盡，就要墜毀的前一刻，我們兩個被固定在飛機座椅上，

在跟隨一起飛行的兄弟祝福下，舉行了一次即將踏入另一個世界的婚禮，以生命作證，我們相愛是真誠的。　　我們活了下來，一切在生命最後時刻的誓言，隨著馬上就要走上新的戰場，我們拋棄了，但深深地扎在我們的心裡，誰都不會再提這件事，因為國家需要、民族需要、民眾需要。

　　像我們這種為抗戰敢於獻身的人，美好留給未來，鮮血和生命只有在戰場上才能綻放出刺眼的血花，這種鮮豔的血花，就是收割敵人頭顱的前奏。”

　　“好，顧小姐這番溫文爾雅，但卻給人一種吹響進攻號角的肺腑之言，說的流暢，就像血與生命在謳歌，喚醒那些還在麻木的靈魂，拿起槍勇敢的殺向戰場。”

　　虞鳳敏十分讚賞的走前一步，緊緊拉著顧銘由於激動顫抖的手，愛撫的說道:

　　“孩子，你受苦了，叔叔阿姨誤會了你，我知道，你是在用生命和我的峰兒在戰場上與日軍浴血奮戰，你這種溫柔中爆發出來的粗魯、狂野，是對敵人的宣戰，是國家之幸、民族之幸。”

　　“叔叔阿姨，顧銘剛才嚇著您二老，我再次向您們道歉。”

　　“好啦、小個子兵，馬上準備跟我出發。”王峰對已經站在不遠的羅剛、馮志遠、董震喊道:“馬上集合，向我們的父母敬禮——。”

　　王峰立正轉身，面對父母敬了一個非常標準的現代軍禮，然後再次轉身喊道:“以最快的速度趕往火車站，出發。”

　　此時站在不遠偷偷注視著王峰的蘇曼雅，流著眼淚一直看著王峰帶著四名特戰隊員離開，這才走出來，衝下樓跑到大門口，可王峰他們已經乘車離開，失去了蹤影。

　　。。。。。。

　　國府軍委會三人成員蔣總裁、參謀總長朱培德、軍政部長何應欽針對淞滬抗戰，如何擊敗日軍不斷向上海增兵的行動方案，進行高級別部署。

　　朱總長說道:“總裁，日前我軍已向京滬杭連續增兵，現在已達到七萬之眾，應對日軍不足三萬，應該沒有問題。”

　　“益之兄，淞滬抗戰事出突然，僅第十九路軍蔣光鼎部三萬多人，張治中第五軍一萬余人，計五萬有余，其余則為保安團、警察隊、稅警團，一萬余人，這些臨時糾集在一起的部隊參與淞滬抗戰，將一擊即潰。所謂七萬之眾真正能扛槍禦敵不足四萬，與接近三萬武器裝備充足，作戰能力以一敵十之日軍作戰，恐怕......。”

　　“敬之兄，淞滬抗戰來之民眾和政府部隊之抗戰，七萬之眾兵員雖然不多，但其背後有強大後援，豈能懼怕日軍之囂張，而不敢應戰?”

　　“益之兄誤會，我戎馬戰場幾多年，豈是貪生怕死之輩?我的本意是日軍搶佔我東北為基地，不斷向我大片國土滲透，日政府又不斷從國內增兵，上海已成為東北之後的最大戰場，如若我們不能集優勢之兵力向京滬杭增援，恐在日軍大批增兵之下，我方軍力拮據而不抵。”

　　何應欽所說不無道理，這位比朱培德小兩歲的軍中大佬，早年留學日本，第一次就讀於日陸軍軍官學校，辛亥革命爆發後，毅然回國參加滬軍。

　　雖然幾經與各地軍閥廝殺，二次革命終歸還是失敗。

　　他又返回日陸軍士官學校，其中對所授課程頗為用心，也結識了幾位日籍同學。

　　1916年回國，被聘為貴州講武學校校長，就任黔軍參謀長。1924年應同學和幕僚邀請來到廣州，被任命為大本營參議，黃埔軍校總教官並且兼任最有戰鬥力的第一團團長。

　　後又升為旅長、師長、軍長，北伐結束任國民政府委員、浙江省主席，陸海空總參謀長，現在任軍政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