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結束,再次回到學校,大家都有些發福,個個面色紅潤。
蘇浩先去了趟知識出版社,見了下齊主編,了解一下【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的銷量,並把【將愛】的書稿留下,先讓出版社審閱,接下來再談出版事宜。
新的學期開始,蘇浩又進入忙碌的學習當中。轉眼已經是5月份,這天中午吃飯時,程清松說道:“老四,下午沒課,去電影小組嗎?。”
“今天有活動嗎,再說吧,沒事就去看看。”蘇浩看向程清松說道。
“哦,那我就不等你了,我去看看。”
“嗯。”
電影小組,全名青年實驗電影小組,是93級文學系學生賈璋柯、王紅偉、顧掙成立的。
電影學院雖然不大,但每屆也有百、八十個學生。大家年青氣盛,很多人極具“大師”氣質,彼此不服但一時又拿不出作品比試,便拉來歷屆校友助陣。
導演系的自在不話下,整天的凱歌、壯壯掛在嘴邊。攝影系的有張藝謀護駕,錄音系也出過寧瀛。
這樣的爭執相持不下,大家便尋左道旁門。比如把錄音系叫“露陰癖”,把導演系叫“倒爺系”.文學系雖然沒有出過什麽高人,但也在劫難逃,那時候93級文學系班上共有十二個同學,恰好七女五男,便有人稱為“七俠五義”.
賈璋柯、王紅偉、還有顧掙便是這“五義”中的三個。
起初他們聚在一起也頗有幾分俠義,因為他們三個都不富余,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錢便是我缺飯票。大家隻好相互照應,三個人把錢湊在一起,用“共產主義”的模式解決溫飽問題。
日子久了,賈璋柯便流露出想拍電影的意思。顧掙和王紅偉都沒有在意,電影學院犯這種病的人很多。
誰都知道,即使在電影學院,即使電影學院離京城電影製片廠只有一牆之隔,事實上你離電影還是那麽的遙遠。
他們三個的家庭既無電影界的譜系,又無大款親戚,連吃飯都有難度,想拍電影簡直是個笑話!
隨著學習、見解、對電影的深入了解,賈璋柯對第五代導演拍攝電影愈加不理解,每次觀摩最新的國產電影,都會感到非常的失望和憤怒。
賈璋柯認為第五代電影卻越來越所謂“商業化”了,他們影片中的原創性越來越差,他們電影中的中國越來越陌生了。
賈璋柯再次對王紅偉和顧掙說,咱們拍電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種電影。他說,你看看現在的中國電影,得了那麽多獎,實際上這麽差,壓根就是個幻覺!
而事實也是若此,第五代電影導演們的一套拍片模式,成功模式也開始在誤導中國電影。就連擅長拍城市題材影片的黃.建新居然也在拍攝一部第五代得獎模式的電影【五魁】,接著是何.平的【炮打雙燈】、李.少紅的【紅粉】。
望著電影中的張式攝影、陳式異國情調,以及同樣的對現實的無動於衷,同樣的對問題的熟視無睹,他們開始失望了,開始不滿了!
賈璋柯他們仿佛一下有了責任感,他們覺得:不能讓這幫人搞了,咱得弄點實在的東西,得發言,得拍東西了。
於是三個人決定要拍點東西。
製作電影是一件需要集體力量去完成的事情,他們只有三個人,很自然地想到要有一個組織,能夠長期作為一個號召,吸引更多的朋友參加,盡量長久地做與電影有關的一些事情,
哪怕是作為一個在一起談論電影的組織也好。 於是“北電青年實驗電影小組”就此成立。有了名號,下來就是尋找拍電影的機會了。
但是你沒有機會,這時可不是後世誰都可以當導演。
這時在電影學院大家認為導演只能是導演系的同學才能夠擔任的職務,其它系的同學只能是他們的助手。
這在一入學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也就是說導演系同學在入學時直至以後都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特別是在第五代的導演們獲得成功之後,電影學院導演系的教育被成功地證明以後,導演系就有了急切培養大師的渴望,不管對象是不是剛離開家的十七、八歲的孩子。
當時有一個導演系同學聽說他們要拍片,對賈璋柯說:拍一個也好,拍過之後就會知道拍電影不是這麽容易。
他不例外地依舊是居高臨下的口氣,賈璋柯可能有一點生氣,這也許是他成功以後在《南方}周末》提出“業余電影”概念的原因。
據說導演系老師對這種觀點很不滿,但賈璋柯就這麽說了,在向大多數人表示——我們有拍電影的權利。
小組起初只有他們三個人,但對電影還是很狂熱,一起看電影,然後就是對電影的好壞進行激烈的爭論。三個人互相鼓勵,看了大量的書、大量的錄像帶。
1994年,“北電青年電影小組”開始第一次拍攝,為山東一個廣告公司拍一些京城街頭的廣告的資料。
三個人分好工,賈璋柯當導演,王紅偉當製片,顧掙當副導演。去學院器材科租攝像機時,才想起還沒有攝影師,顧掙去宿舍裡找了半天,正好攝影系90班的女同學朱.炯沒事,願意幫忙,便一起去拍了。
1994年5 月26日,為客戶乾完活後,“北電青年電影小組”終於開始了實際的拍攝行為。
天安門廣場上,他們拍國旗班的士兵和一個修理草坪的園丁,拍合影留念的遊人,也拍集體活動的少年。拍攝時間歷時一天。
最後,他們將這部影片取名為《有一天,在京城》。影片完成之後,他們迫不急待地拿給別人看。
但沒有想到,同學們看過紀錄片以後都非常冷漠,幾乎連批評的意見都沒有。
“北電青年電影小組”開始懷疑這種實踐的意義,在一群學習電影、熱愛電影,“懂”電影的學生中得不到任何反響(哪怕是批評的反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賈璋柯堅定地認為自己的影片是有意義的,於是拿著那部十五分鍾的短片,找了一台錄象機放給各個宿舍的人看,可沒有人對紀錄片感興趣,更沒人對他的粗糙的美學感興趣。
大家認為拍紀錄片是最簡單的事情,到電影學院來就應該學一點複雜的技巧。
拍完《有一天,在京城》之後,“北電青年電影小組”三個都有點茫然,大家像受了打擊,活動中斷了好長時間。
轉眼到了1994年年底,1995年是電影誕生一百周年,賈璋柯為了這個紀念日,決定再拍一部片子吧,不是紀錄片,這次是有劇情的。
其實,說什麽紀念電影誕生一百周年,那都是官話,賈璋柯想拍片,是因為他又弄到了錢,有錢就可以開工了。
賈璋柯這次的劇本【小山回家】把一個河南民工作為主角,主角是王紅偉來扮演,還用大量的非職業演員。
大家本來是想要拍攝一個長片的,但是由於錢的問題,完成劇本定的90分鍾長度是無論如何也達不到的,被迫放棄,【小山回家】成為一個近60分鍾的短片。
1994年12月30日,在北.京郵電大學“正式”開機。
事情總是不可能很完美,因為攝影機是從《光明日報》借來的,最後一天出了一些意外,必須把機器提前半天還回去,但是工作計劃已是不可能再改變的了,最終剩下兩場戲沒有拍。
因為有幾場戲沒有拍,所以不得不修改原來的剪輯方案,許多場景都被代以黑畫面加字幕的方式加以解釋說明,有點像默片。有一場小山去找大學生的戲沒有拍攝,可是在敘事結構上來說實在無法刪去,賈璋柯就把兩個演員的台詞在現實環境中錄下來,配上黑畫面,就像廣播劇樣。
影片實拍在1995年1 月3 日結束,片子全部剪輯完成已經是1995年5 月份。
終於,在1995年5 月,在電影學院首映,那天來的人很多。片子放完以後,大家又都陷入沉默,可能實在沒有什麽參照系來評價它,它和以前見過的好的不好的學生作業都太不一樣了。
同學們不能接受這麽粗糙的影像,他們認為完美的電影一定要好看,畫面一定要精致,像明信片一樣,聲音一定要經過多少遍的處理。總之,一定要在你的作品中看出你懂電影的行規,這樣大家才認為你會拍電影。可是這些【小山回家】中都沒有。
【小山回家】在學校中的反應依然還是這樣的冷漠。
當時正值3 、4 月份,正是電影學院進行專業考試的時候,於是“北電青年電影小組”決定再製作一部關於考生考學的紀錄片,小組幾乎每個人都曾經經過藝術院校的專業考試。
“北電青年電影小組”選擇了已經不年輕了的程.青松,他來自於四川小城,考察他面對決定自己一生的考試一定是一個不錯的題材。因為他就借住在顧掙和王紅偉的宿舍,他們每天早上由他起床開始拍攝,到他去參加專業考試,看榜,還好他很幸運,一直到最後的三試。
可是由於沒法找到一條剪輯的主線,而且“北電青年電影小組”拍攝的素材也太少了,所以這個未完成的紀錄片隻留下一百五十多分鍾的素材。
因為這個紀錄片,程清松和“北電青年電影小組”的人都很熟了,再加上大家成了校友,而且還都是文學專業的,程清松也就經常去“北電青年電影小組”。
蘇浩覺得在“北電青年電影小組”能學到東西,也能近距離的接觸劇本、表演、導演,而且還有賈璋柯這個第六代導演的中堅力量,所以也經常和程清松去,一來二去代價也就熟了。
下午,上完一節導演課,“老四,回宿舍嗎?”程餌收拾好課本站起身。
“不回去,你把我的書拿回去,我去“青年電影小組”看看。”蘇浩收拾好東西說道。把東西遞給程餌,蘇浩來到“青年電影小組”。
現在的“青年實驗電影小組”不再是剛成立時的三個人,成員包括:93級攝影系同學:胡欣、陳越強;91級錄音系同學:林小凌;93級錄音系同學:韋曄,美術系同學:王文和王懷宇;90級攝影系:朱炯;進修攝影的梁萌;學編劇的周小敏和朱麗琴。
蘇浩到了,看大家在討論事情,就在角落坐下,聽大家談論。聽了一會兒,蘇浩聽明白了,大家在談論“香港獨立短片比賽”,想帶【小山回家】去參加比賽。
影片【小山回家】實際完成是1995年5 月份,到現在已經有一年時間,雖然在這期間大家又拍了一部《嘟嘟》,但大家對【小山回家】沒有得到認可,還是耿耿於懷,尤其是賈璋柯。
其實當初【小山回家】在電影學院受到的冷落,沒有讓“北電青年電影小組”迷茫。
賈璋柯開始反省電影學院的環境,他想到外面的學校放一放。他說再難看的片子也應該放給別人看,他想看個究竟。小組其它的人付出了那麽多努力,也不甘心。
於是“北電青年電影小組”放映第一站就選擇了京城大學。在京城大學電教中心,“北電青年電影小組”開始首次校外放映。
放映完畢後,大學生反應頗為強烈,雙方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大學生們最愛提的問題是,為什麽把一個民工(在大都市普遍存在但又很少有傳媒真正關心的人)作為一部影片的主角?還有就是影片中包含著的大量社會流行文化信息也引起了他們的關注。
【小山回家】在外校不像電影學院反應那樣平淡了,有人非常喜歡,有人非常不喜歡。
這部電影有了反應。
這樣的交流和爭論很有意思,它使人們可以看清拍【小山回家】的意義。普通人也應該是被關注的焦點,哪怕他是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而且電影更具有這方面的優勢,它可以紀錄他們生活的原生態,以謀求他們的發言權。
很快有紙媒《今日先鋒》來約稿,賈璋柯寫了《我的焦點》一文,在他這篇拍攝完成後才寫的導演闡述中他反覆強調了電影的責任與態度問題。
影片多少引起了一些關注,正好有一位高年級同學阮.慧勤畢業後分配到了《戲劇電影報》,一些關於小組的消息開始見諸報端。一切好像好了起來。
今年4月份,北師大組織的第二屆大學生電影節將要開幕。
組委會看到了《戲劇電影報》對實驗電影小組的報導,邀請【小山回家】參展放映以及舉行一個交流會。
可是好事多磨,過了幾天事情就有了變化,學校的領導覺得【小山回家】有反社會傾向,建議不要舉行這個活動。【小山回家】錯失了一次大舞台放映機會,大家對此都感到很遺憾。
然而沒過幾天一件事情給實驗電影小組帶來了轉機。港城《電影雙周刊》的記者陳.加琪看到了《戲劇電影報》的報導,她采訪了“青年電影小組”,並透露說,【小山回家】可以試試參加港城獨立短片比賽。
正是這個消息,引發大家的激烈討論,討論如何參加港城獨立短片比賽,最後有人說攝影系的同學趙.澤標是港城人,可以請他幫助辦理手續,就把【小山回家】送到了港城。
討論到這,賈璋柯仨人和攝影系的同學就停止了討論,起身準備去攝影系,蘇浩與他們打過招呼,並沒和他們一起去,而是和剩下的同學討論劇本創作、導演拍攝。
蘇浩看著賈璋柯他們走遠,從卍給的蘇浩有關娛樂圈記憶來看,蘇浩知道趙.澤標幫助辦理手續,就把【小山回家】送到了港城。趙.澤標後來成了老賈電影《小武》的副攝影,還陸續參加獨立電影的拍攝。
今年12月【小山回家】會奇跡般在港城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上獲得劇情組大獎。
賈璋柯的電影之路即將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