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授在新野已經住了一個多月了，雖然他從沒有任何投靠劉備的暗示，但劉備依然每天邀請他參加參謀長聯席會議。並時常征求他的意見。從一開始的一言不發到現在的點頭而已，沮授覺得自己很無聊，因為劉備的所作所為和當年禮賢下士的袁紹一樣，這節謙卑，虛懷納諫。可是當袁紹成為天下第一諸侯的時候，一切都變了，人性的自私一旦完全暴露，壓製已久的欲望一旦爆發，足以讓一個人徹底失去理智，所以越是偉大的君主在晚年越要犯錯誤。　　沮授在用自己無言的沉默挑戰劉備的耐心，他相信劉備總有一天要放棄的。但是有一個人他就沒辦法了，陸羽，這個看上去不過二十歲的毛頭小子，居然能在三年前就準備地判斷出了官渡之戰的最終結果，並且從最近了解到的劉備的起家過程，這個小子幾乎可以說是算無遺策，完美發揮，做到了一個軍師所能做的一切，可是他卻還是不知足的到處蹦躂，總想折騰出點花樣來，這是為什麽呢?

　　其實沮授不知道啊，作為一個穿越者，陸羽雖然在外人看來做的已經足夠完美，可越是這樣，陸軍師心裡的恐懼就越大，因為無論他如何努力地讓劉備的陣容比原來裝大了許多，但是整個歷史大勢仍然基本上按照原先的劇本在進行下去，而唯一知道了這個劇本結局的陸羽如何能容忍自己成為第一個無法改變歷史的穿越眾呢。

　　陸羽原來以為，欲稱雄於天下，必先得人，所以他盡可能地去透支歷史，幫劉備網羅了魯肅、太史慈、徐盛、陳群等一大批人才，並且讓趙雲、魏延、陳到提前在劉備軍的陣營中嶄露頭角，但是他卻無法改變生產力的發展，更不要說去撬動整個天下的走勢。他可以讓曹操吃無數的悶虧，但曹操只要堂堂正正的在戰場上打贏他和劉備一次，就足以得到整個徐州，讓劉備和陸羽不得不按照歷史原先的安排來到汝南，而如果再輸一次，難道真的要再來一次九死一生的長阪坡麽?現在，陸羽終於明白了一句話，歷史是人民所寫的，無論你如何塗改，把她打扮成你所希望的模樣，到頭來終究是白費心機，讓時間吹盡歲月的塵埃，那所謂的機關算盡竟是如此的可笑。

　　可是他不甘心啊，就算不為了自己榮華富貴，也要盡全力去避免那場令中華文明幾近蒙塵的五胡亂華啊，榮華富貴不過過眼雲煙，但能為中華文明留下道統，留下走向現代文明的一縷曙光，這才是男兒來到世上走一遭的最大榮光。王朝更替，帝王將相如走馬燈似得不停輪轉，你方唱罷我登場，可是儒家文明卻不絕如縷，傳承至今，這就是道統的威力。而現在陸軍師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讓劉備盡早的得到一塊穩固的根據地，否則時不我待，等到北方大局已定，再想扭轉乾坤就近乎不可能了。

　　漢高祖之所以得天下，靠的就是穩固的關中根據地，叫花子打狗還得找面牆，汝南一隅之地，新野彈丸之所，一個不小心就會被曹操給包了餃子。陸羽在沮授來到之後，就很誠懇地對劉備說道:“羽之所長，在於大出布局，而中盤劫殺，收官落子則非在下之所長，主公欲得天下，還要另選軍師才是。”

　　陸羽的優勢在於綜合實力比較強，加上預知歷史的優勢，對對手的性格有一個比較深入的了解，所以在布局上往往能料敵先機，每每出人意表，而短處則是具體到局部時缺乏臨機應變的手段，也就是在短兵相接、犬牙交錯的時候容易露出破綻，被敵人趁亂取勝。

而魯肅個性比較沉穩忠厚，做個助手再好不過，也沒有什麽創造性建設性的建議與意見。所以劉備才會將主意打到沮授的身上，這樣可以較好地彌補劉備軍在戰術的短板。　　以曹操為例，五大參謀長中，荀彧在大局觀上最為出色，曹操的戰略布局可以說由他一手策劃;賈詡則是在人性上有獨到之處，一旦設局讓人無法可解;程昱擅長於轉敗為勝，可以在逆境中突然反戈一擊，讓人防不勝防;荀攸和郭嘉則在出奇謀設奇計上處於領先，對戰局事態的發展變化有著獨到的見解與準確的判斷，往往提出極為有創造性的想法，幫助曹操打破僵局，所以這兩個人當之無愧是為曹操出謀劃策最多的謀主，非要說有什麽區別，就是郭嘉擅長設局，以我為主，掌握主動，荀攸擅長破局，尋敵破綻，見招拆招。

　　曹操的這五大參謀長和其他謀士組成的智囊團可謂是三國時期最為豪華的一套班底，比起劉備孫權經常唱獨角戲的寒磣，曹操在這一點上的優勢幾乎無可動搖。我們看看劉備起家的過程就知道了，公元217年，劉備稱漢中王，達到全盛時期，與此同時郭嘉英年早逝，與207年病逝於幽州;荀彧因為與曹操政見不合，在公元212年就服毒自盡;荀攸則是明哲保身，於公元214年病逝於南征孫權的路上。而賈詡本來就小心謹慎，曹操不問他從來不會主動出謀劃策，而公元217年，賈詡已是七旬老人，處於半退休狀態了。程昱因為性格剛烈，與人多有爭執，加上年事已高，在公元217年，已是76高齡，早就退隱在家。反觀劉備這邊，諸葛亮、法正都是正值壯年，年富力強，此消彼長，勝負可想而知。

　　曹操的五大謀士向我們展示了封建社會士大夫精英的高明本領，完美詮釋了什麽叫軍師本色，而劉備要想彌補這個短板，就一定要把沮授拿下。接到死命令的陸羽最近除了貂蟬，見面最多的就是沮授，以他的年紀，給年過四十的沮授當學生也不丟人，每天都跑去和沮授談天說地，交流這幾年的成敗得失，總結過去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一開始沮授只是聽聽而已，但是越聽越不淡定，陸羽的很多設想乍聽之下簡直大逆不道，但靜下來細細一想，卻又不無道理。比如將汝南的士族地主完全地連根拔起，看起來完全就是土匪行事，所正人君子所不齒，而實際上卻在短時間內讓劉備完全地在汝南站穩了腳跟，而眼前的數千張百姓的血淚狀紙讓沮授不得不承認這些高門大戶的確死有余辜。又比如在某些局部地區徹底地施行土地改革制度，將地主大戶們的田地按人口相對平均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是根本不可能普遍推行的，但陸羽卻堅定地認為能否遏製土地過分集中是一個王朝是否走向滅亡的重要指標。

　　當然，在生產力相對穩定的封建社會前期，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土地兼並的相對劇烈，除非一個王朝能持續地保持對外擴張，否則土地問題一定會越發尖銳，除非農業賦稅收入僅僅佔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小部分，而這就標志著整個社會已經進入資本主義了。而中華文明歷來缺乏擴張性就是由於它對“人治”的依賴性遠遠大於“法治”，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希望往往寄托於換一個好皇帝，換一個好官，而隨著封建政治體制的越發成熟，與之俱來的官僚體制與官僚主義也愈發嚴密，知道讓人無法喘息，才會導致暴動的發生，如此周而複始，興衰交替。而官僚體制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夠最大限度的保證當一把手不作為的時候，整個國家機器還能夠保證基本的運轉，盡管有時候不怎麽有效率，而這恰恰象征著“人治”達到高峰，而不是像所謂的磚家們所說的“法治”文明。

　　更讓沮授感歎的是，每次參加劉備集團的會議他都能夠明顯感受到一股不一樣的氛圍。在袁紹那裡每次議事，審配郭圖逄紀都要和他與田豐爭個面紅耳赤，而沮授和田豐這兩個正人君子每次都會被三個小人成功歪樓，將他們倆帶到溝裡去了。所以往往吵得筋疲力盡，事情卻一件都沒有解決，這種劇烈的內耗由於袁紹的優柔寡斷，最終導致了看似龐大但運轉不靈的河北集團在官渡之戰遭到慘敗，作為一個合格的軍師，這種教訓沮授不可能不加以留意，但是在劉備這裡，盡管每次陸羽都會和魯肅發生爭論，但這種爭論是智慧與經驗的激烈交流，不涉及私人恩怨，更沒有人身攻擊，而劉備很快能夠當場拍板，分派任務，而陸羽和魯肅無論吵得多麽激烈，卻始終合作愉快，整個集團在劉備的帶領下顯然精乾而又充滿人情味，這對於身心俱疲的沮授帶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如果領導顯得果斷而富有人格魅力，那麽部屬就會辦事積極、雷厲風行， 如果領導耳根子軟、偏聽偏信，部屬就會勾心鬥角、誣告成風，集體的凝聚力就會蕩然無存，總而言之一句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也是中國特色人治當先的生動反映。所以尤其在古代，人才的基本素質就是“審量於主”，而顯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沮授還沒有那麽快下決心。

　　建安六年春三月，當荊州地面一片春意盎然的時候，劉備的那隻嚴格意義上算不得水軍的水軍掛牌成立了，以甘寧為主將、總人數五千不到，戰鬥部隊約3000人。荊州水軍十余萬，分為三部，江夏黃祖部原有4萬余人，因遭到孫策不斷打擊，現已不足兩萬;襄陽水軍約有三萬人，主將是文聘，副將是王威，原先受財貿節製，現在劃給劉琦指揮;剩下水軍六萬人在江陵，有蔡瑁的三個弟弟分別掌握，連劉表也無可奈何。劉備的水師第一次操練，劉備軍在新野的文武將官全部出動，連荊州方面也有劉琦、文聘、伊籍出席。錦帆賊甘寧可不是浪得虛名，以千余錦帆舊部為骨乾，劉備水師的人數雖少，但調度準確，旗號分明，船隻進退有度，毫不混亂。

　　親自來到北岸，登上劉備軍新建的水寨觀看的劉琦對身邊的劉備道:“欲治軍者，必先選將，叔父果然得人。”

　　“甘興霸本是黃祖部將，未得重用，吾不過是為國家留一賢才罷了。”

　　挖牆腳總歸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在作為弱小的一方，挖牆腳是不可避免的行為，就像共軍一開始都是國軍變得，哦，不對，那叫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