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我的戀愛》張寶同 2019.5.5

　　從多倫多回來後，我想把與徐麗莎的相見寫上一部中篇小說。當然小說的情節會跟我們的真實情況有些不同，因為是小說，就要有些衝突和懸念，以達到開篇引人入勝，結局出人所料的效果。

　　正當我寫了一多半時，我妹打來電話，說我媽的眼睛要做白內障手術。我媽的眼睛這兩三年來就看不清東西了，你把手伸在她眼前，她都看不清是幾個指頭。前兩年我記得她還能看電視，可是，今年四月我回汨羅參加同學聚會時，看到她給熱水瓶灌水都灌在了外面，還把手給燙著了。

　　我們都勸她做手術，把白內障切除，可是，她覺得自己年齡太大了，害怕手術做不好，會傷害了眼睛。就一直不肯做手術。可是，前幾天，她把別人還她的一張一百元錢當成了廢紙給燒了，可是，剛燒了半邊，讓別人給看到了。這讓她可惜了很久，並驅使她下決心要做手術。

　　我媽都88歲了，做這樣的手術對她來說是個很大的考驗，所以，她想讓我陪在她的身邊，因為我媽最喜歡我。我就帶著筆記本電腦，回到了汨羅。

　　回到汨羅，我帶我媽去人民醫院做了檢查，預約了時間，由長沙來的醫生做了白內障的切除手術。手術很成功。我媽只在醫院裡住了一天院，就回了家，在家裡進行康復。

　　我姐也從安徽那邊回來了，我媽幾乎都是讓我姐照管，啥事都不讓我去做，只要看著我坐在電腦前寫作她就高興。

　　一連在電腦前坐了幾天，我感覺眼睛有些不舒服，就不敢再繼續寫作了。因為我患過病毒性角膜炎，雖然治好了，可是，只要用眼過多，就會發作。而且一發作就要去醫院治療，要往眼睛的角膜上打針消炎。所以，我只要一感覺眼睛不舒服，就會馬上停止寫作和看電腦，要歇上兩三天。

　　但我不能讓這兩三天閑著，我想去我過去下鄉的地方去看望羅玉梅。我和她曾有過一段十分親密的戀情。她是我人生中最難忘懷的戀人。

　　李春波詞曲和演唱的《小芳》，唱出了多少當年知青的心聲和隱密。每當想起在農村度過的那段戀愛的歲月，我都會情不自禁地唱起這首歌:“謝謝你給我的愛，今生今世我不忘懷;謝謝你給我的溫柔，伴我度過那個年代。”

　　沒有經歷那種苦難的人們是不會理解這種愛情的珍惜和可貴，沒法理解愛情曾是我們度過那個艱難歲月的心靈慰藉。因為有愛，我們才會在艱難困苦中滿懷著希望與快樂。

　　我永遠忘不了羅玉梅，她曾給過我真摯純潔的愛戀，讓我從人生的屈辱與無助中撥雲見日，迎來了一個光明亮麗的新天地。

　　那時，我正經歷著人生中最苦難沉重的一段時光。我可能會在與陳美雲的相愛中講述我在公社茶場插隊時的苦難和煎熬。

　　那個茶場的白書記就像《半夜雞叫》裡的周扒皮一樣，對我們知青非常地嚴厲和苛刻。每天天不亮就把我們的房門砸得生響，喊道，“下地了，下地了。”

　　我們總是從床上爬起來，臉都顧不得洗，先去幹活。等我們跑到公社那邊挑著一擔磚瓦回到了茶場，才開始洗臉和吃飯。飯碗剛一放下，白書記就像趕鴨子一樣把我們又趕著去公社那邊擔磚。公社離茶場有十多裡山路，他給我們規定每天必須清早一趟，上午三趟和下午三趟地擔上七次。

　　那時，我們才只有十五六歲，一百斤重的擔子一挑就是一整天。

我們的肩膀都磨腫了，夜裡老是做惡夢。可是，我們每頓吃的是一碗滿是沙粒的碎米飯和一碗用鹽和醬油燒開的鹽水來當菜吃。我們非常想家，可是，不到端午或是中秋之類的節日，白書記就不給我們放假。　　我們在茶場裡拚死玩命地乾活，沒有一點尊嚴和自由，完全就跟服役的勞改犯人一樣。當時，我們四五十人的知青在茶場裡分成了四個知青突擊隊。我是共青團員，擔任著第二突擊隊的隊長。我是窮孩子出身，身強力壯，不論什麽活，總是搶著乾爭著乾，想好好地表現一下。

　　有個別同學受不了這種辛勞和苦難，產生了不滿情緒和反應，對白書記的高壓政策感到不服，其中就有和我同宿舍的方國強。他經常當著大家的面跟白書記大喊大叫，爭爭吵吵。

　　我多次勸他別這樣，因為你得罪了他，以後招工時，他要是給你穿個小鞋，就能把你這一生給耽擱了。可是，他不怕，一方面是白書記專門喜歡找他的岔，一方面是他也不肯向高壓低頭。

　　白書記為了殺一儆百，讓其他知青都能接受教訓，服服帖帖的順從他，就采取了一個打壓的方式，好把這些不聽話的人狠狠地收拾一下。於是，就把五個人趕出茶場，遣送到他們所在的生產隊裡。因為我們只是在公社茶場勞動，而我們的食糧和年底分紅都是由各生產隊包管。

　　出乎所料的是被遣送下隊的這五個人中居然還有我。當白書記在大會上宣布名單時，我當即就蒙了，怎麽也不通，怎麽會有我的名字。

　　我是知青突擊隊長，共青團員，乾活總是衝在前面，搶在前面，從來都沒有跟白書記和其他老職工爭吵過。而其他四人要麽是經常跟白書記爭吵，要麽是白書記看著不順眼，要麽是犯過一些過錯，要麽是表現不太好。可這四種原因都跟我一點都不沾邊。

　　直到後來，我從我哥那裡得知，白書記曾托我哥幫他買一些緊俏商品。那些商品都是要憑票供應。我哥幫他買了不少，可是，他接二連三地要買更多的物品。我哥對他解釋說這些商品是國家的統購物質，他沒有那麽大的支配權。就因為這，白書記對我實施了打擊報復。

　　我並不害怕下到生產隊。我所在的生產隊是我們整個知青落戶的最富裕的隊。每天的工分值為5角錢，也就是說每掙十個工分就能在年底得到五角錢的分紅。而其他同學的生產隊，工分值大多只是一角錢或是幾分錢，還有的生產隊勞動一天的所得還是負五分。就是說到了年底分紅，你每掙到十分工還得要給生產隊交上五分錢，才能給你分到應有的口糧。

　　我一人下到生產隊並沒有什麽不好，隊裡能照顧的地方肯定會照顧我。可是，在公社茶場有四五十個知青，需要照顧的人就太多了，光是那幾位女同學都照顧不過來呢。

　　可是，我還是覺得太丟人。這不但會讓茶場裡的同學對我有看法，覺得我違反了什麽規定或是犯了什麽錯誤。這事傳到我們鐵路家屬區，會有多少人以為我在農村表現不好，讓茶場給貶到了隊裡。

　　下隊那天是春插馬上就要開始的日子，天下著大雨，山上山下都是雨水的嘩嘩聲。我穿著蓑衣，戴著鬥笠，扁擔的一頭挑著一個木箱，裝著我所有的物品，另一頭挑著大耙子和鋤頭，是茶場發給我的勞動工具。我獨自一人，冒著大雨，走了十多裡的山路，來到茶嶺大隊部報到。

　　到達茶嶺大隊部時，已是下午五點來鍾。因為一直在下大雨，天色很早就暗了下來。我進到大隊書記的辦公室。辦公室裡有一張很大的床，還有一張半舊的寫字台和一把椅子。大隊書記我認識，姓徐，是個複員軍人，四十來歲。他正在跟一個人說話。

　　我見徐書記在說話，就把挑的擔子往地上一放，站在旁邊等著。鬥笠和蓑衣上的水很快就把地面打濕了一片。

　　過了一會，那人離開了。我朝徐書記說，“白書記讓我回生產隊。”

　　他顯然接到了通知，朝我點了點頭，對我說，“你今晚就住在我這屋裡，明天一早，黃隊長過來接你。”然後，就朝著旁邊的廣播室喊道，“羅妹子，你過來一下。”

　　羅妹子應了一聲，就從廣播室那邊跑了過來，她先朝著我打量了一眼，說，“徐書記，麽子事?”

　　徐書記說，“我馬上回家，你一會帶他去灶上吃飯。”

　　羅妹子說，“好了。”然後，她又朝我看了一眼，就離開了。

　　徐書記戴著鬥笠，冒著雨，回家去了。我就開始解下身上的蓑衣，摘下鬥笠掛在牆上。

　　這時，天已經有些黑了，整個大隊部大院裡十分地安靜，只有雨在不停地下著。我出了大會部辦公室，就來到了廣播室門前。廣播室裡開著燈，可以看見那位羅妹子坐在床邊，抱著歌本，在唱著那支《春苗》電影中的主題歌。

　　這個羅妹子我認識，在公社文藝匯演中見過她，她獨唱的《映山紅》還在縣文藝演出中獲過獎。她是紅花公社的名人，全公社上上下下沒有人不認識她。

　　她是那種膚色細白，清純明秀的妹子，帶有鄉下清朗的氣息，卻有著春光一般的明媚，就像山間那絢麗明豔的映山紅。她真是很漂亮，有人說她是全公社最漂亮的妹子，其實，你就是在汨羅縣大街上走一遍，也找不到這樣漂亮的妹子。

　　我認識她，不知道她是不是認識我。我很想進到廣播室和她打招呼，可是，還是覺得不好意思。我想羅妹子肯定知道我是被茶場遣送下隊的，會把我看成是一個不守本分的知青，因為知青中總有一些讓農村幹部感到頭痛的人。所以，我心裡有種深深的自卑。

　　到六點來鍾時，她帶我去灶房吃飯。大隊部的人都回家了，灶房裡只有廚師和我們兩人吃飯。她先給我打了一碗米飯和一碗青菜，然後自己也打了一碗飯和青菜，坐在我的對面一邊跟廚師說著話一邊吃著飯。

　　燈光很暗，但我能很清楚地看著她那張漂亮的臉蛋，我甚至能嗅到她那清爽明快的氣息。當時，我就想要是能把這樣漂亮的妹子娶到手，啥事都不讓她乾，光是每天擺在面前看她的容貌聞她的氣息就能讓人陶醉。但我還是不敢大著膽子看她，而是不時抬起頭來，朝著她匆匆一瞥，趕快再把頭低下，生怕讓她看出我的心思。

　　這飯太好吃了，我有一年沒吃過這樣的飯菜了。因為這一年裡，我們在茶場整天吃著有沙子的碎米飯，就著鹽水湯，所以，吃著這飯菜，就覺得非常地好吃。在茶場我總是吃上一小碗飯就不想吃了，可是，我在這裡吃了一大碗飯，還不覺得飽。她見我吃完一碗飯，也不問我吃沒吃飽，拿起我的碗又給我打了一碗飯和菜。這讓我對她心懷感激。

　　吃完飯，我回到徐書記的屋裡，她住在隔壁的廣播室。我想進到她的屋裡跟她說說話，可是，我不敢進到廣播室，因為天已經黑了，我怕天黑了再去人家妹子的房間裡不好，因為我跟人家並不熟悉。可是，我的心在被她強烈地吸引著，她的容貌，她的氣息，她的美色和她的親切，讓我心懷渴望。我在她的門前徘徊了多少次，都沒敢去敲門。所以，失去那次機會曾讓我後悔過多少次。

　　第二天早上，窗外的鳥天不亮就把我給吵醒了。可是，羅妹子起得更早，因為她要起來放廣播，讓整個大隊的社員出早工。

　　不一會， 天大亮了。她把窗子打開，用熱水洗過頭，對著鏡子在梳頭扎辮子。我站在門外，朝著窗口那邊看著她在梳頭。晨光照在她的臉上，她在朝著我微笑，那模樣簡直是無比地美麗。等扎好了辮子，她走了出來，主動地跟我搭腔說話，“小張伢子，你的個子長得好高。你們知青的個頭都好高。”

　　我說，“我們北方人的個子都比較高。”因為當地人的個頭比較矮小，這和氣候有關，和基因有關，也和生活條件有關。我對她說，“可你的個頭不低。”

　　她說，“我的個頭比其他妹子是要高一些。”

　　我說，“不過，茶山的妹子道是一個比一個漂亮。”過去，我從不對女孩說這種話，但看著她，我就忍不住地把這話說了出來，想從側面來討得她的歡喜。

　　她說，“縣裡有工作的伢子都喜歡來我們紅花找妹子。他們說縣城大街上的漂亮妹子差不多都是我們紅花這邊的妹子。”

　　我說，“紅花公社出漂亮妹子，但最漂亮的妹子還是在茶山。”這是當地流行的說法。我想說，“你就是紅花公社最漂亮的妹子。”可是，我不敢在她面前太唐突太冒失。

　　漂亮的妹子總是很聰明，她當然能聽出我的話外之音，臉上閃爍著明朗欣喜的亮光，朝著我明媚地一笑，說，“要不，給你也在我們茶山找個漂亮妹子?”

　　我當然明白她的意思，就似是而非地笑道，“好嘛。”

　　就在這時，生產隊長黃爹來到了大隊部，朝著我們走了過來，跟羅玉梅說了兩句話，就帶著我離開了大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