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唐朝和尚玄奘奉唐太宗之命，萬裡跋涉，西行取經，歷時一十七年，方才抵達yd，方才取得真經，傳播中原。”

　斯坦因一臉虔誠，說一句，蔣師爺就翻譯一句，“而我如今，便是循著玄奘和尚回返中原之路，從yd一路走來，尋找玄奘和尚的遺典真經。”

　王道士坐在一旁，看著這個長著高鼻梁、深眼窩的洋人，沉默不語。

　“啊，對了，王道長，我這裡還有yd國王簽發的令狀。”

　斯坦因像是忽然想起了什麽似的，連忙從隨身攜帶的包裹裡拿出了一份《第二次中亞考察》的申請回函，上面全是英文，用來騙一騙這個老農民似的道士，完全沒有問題，他說道，

　“其實，我和唐朝大和尚玄奘一樣，也是奉旨尋經。”

　王道士看著上面密密麻麻的像螞蟻一樣的文字，以及右下角上的簽名和大紅印章，也忍不住有些動容了。

　這世上，居然還會有這麽虔誠的人?

　見王道士神色有些緩和，斯坦因不動聲色地朝身旁的蔣師爺使了個眼色。

　“斯坦因大人不遠萬裡，從yd一路行來，歷盡了艱險，只為了尋找玄奘和尚的遺典，著實令人感動啊，道長你又怎麽忍心看著他空手而歸?”

　蔣師爺會意，連忙開始勸說起來，“再者說了，斯坦因大人並非貪圖你這藏經洞內的經卷，他只是想看一看，這些是不是玄奘和尚的遺典，如果不是，他自然不會將它們帶走的。”

　“那，你晚上來，我拿幾卷寫本給你先看看。”

　王道士心裡面，實際上已經有八成信了，再經蔣師爺這麽一勸，總算是松了口。

　玄奘的經書，本就是從yd取來的，現在yd人來找玄奘的遺典真經，他一個道士，有什麽理由來阻止他呢?

　王道士想都沒有想過，斯坦因的這個故事，原本就是杜撰出來騙他的。

　當天夜裡，王道士偷偷摸摸抱出一捆寫本交給了蔣師爺。

　蔣師爺一刻也不耽擱，又交給斯坦因，斯坦因則讓蔣師爺連夜辨查寫本的內容。

　“大人，好消息，好消息啊！”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為了辨查寫本內容而一夜沒睡的蔣師爺紅著雙眼，興衝衝地跑到斯坦因的帳篷前，大聲說道，“我發現一件寫本的題記說明，這套經卷就是玄奘從yd得來，並譯成漢文的。”

　“好好好！”

　斯坦因大喜，這蔣師爺，果然是他的福星啊！

　找到“證據”後，斯坦因和蔣師爺立刻將這消息告訴給了王道士，將信將疑的王道士隻好同意讓他們看藏經洞的所有藏品。

　於是斯坦因在蔣師爺的幫助下，在藏經洞外的甬道中，一件件檢查王道士抱出的寫本和絹畫織物，他將自己認為好的經卷和繪畫挑選出來，然後以相當於500盧比的40塊馬蹄銀買下。

　一個月後，斯坦因攜帶著12大箱寫本、繪畫、織物等各種文物，離開了莫高窟，將這些珍貴的文物運回了y國。

　……

　和斯坦因不通漢語不同，f國探險家伯希和是個漢學家，他是傳教士以外，西方漢學界中罕有的能講流利京城話的學者。

　1906年，伯希和帶隊開始中亞考察，並在柱州圖木舒克發掘了大量的雕塑、壁畫、陶器和雜物、雕刻品或版畫，之後又於次年抵達庫車，發現了庫車綠洲西緣惟一的一處佛教大遺址群，又大肆發掘了八個月，發現了用婆羅米文書寫的久已失傳語言的文件。

　1907年10月，伯希和的隊伍抵達了烏市，在這裡，他第一次聽說了敦煌莫高窟發現了藏經洞，並且獲得了一卷藏經洞寫本。

　在看到這卷寫本之後，伯希和當即意識到，這是八世紀的珍貴文物。他立刻取消了從烏市向西北方向前進的原訂計劃，立即趕赴敦煌。

　在斯坦因離開敦煌大半年之後，1908年2月，伯希和的隊伍抵達了敦煌莫高窟。

　來到莫高窟後，伯希和一邊開始對所有洞窟進行編號、測量、拍照和抄錄各種文字題記，一邊和王道士進行交涉，他一口流利的的漢語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

　“道長，我是個漢學家，需要對藏經洞的經卷和文獻進行一下梳理。”

　伯希和面對著王道士侃侃而談，他看著對方的眼睛，一臉誠懇地說道，“這樣的石窟，是保護不了這些經卷、文獻的，要麽重建，要麽換一個地方，讓真正懂得它們的人去保管它們。”

　王道士自從無意間發現了藏經洞之後，心裡面一直都希望官府能夠出面來保管藏經洞裡面的這些經卷、寫本，然而除了一個汪縣令曾經來到藏經洞和自己一起檢點、封存了裡面的經卷、寫本之外，再沒有引起任何官員的重視，這讓他感到很失望。

　可藏經洞是他發現的，他又做不到撒手不管，如今聽到這洋人說，石窟破敗，無法好好保存這些經卷、寫本之後，心裡面就起了要重建莫高窟的想法。

　可重建莫高窟，需要大筆的資金，這些錢從哪裡來?

　由於對伯希和有了好感，王道士在半推半就之下，讓伯希和等人進入了藏經洞。

　用了三周的時間，伯希和詳細整理了藏經洞的經卷、寫本和繪畫，並從中選出了最有價值的經卷、繪畫等文物。

　計劃重建莫高窟的王道人，最後同意以500兩銀子(約90英鎊)的價錢把這些文物賣給了伯希和。伯希和從而獲得了6600卷精品，其中古藏文2700卷，非藏文卷子3900卷，被打包裝車。

　因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帶走的經卷、寫本和繪畫中有很多沒有價值的東西，與之相反，通曉包括漢語在內的13國語言的伯希和選出的文物全都是絕品，其中也包括了新發現的唐代新羅僧人慧超所著的《往五天竺國傳》。

　1909年，伯希和讓手下攜帶大量敦煌遺書運回巴裡斯，自己僅帶了一小部分輾轉來到了京城，並認識了數位京城學者。

　這些京城學者看到伯希和手中的這些敦煌遺書，都忍不住嘖嘖稱奇。

　當時有一人上前說:“伯君， 如此精品，世所罕見。這些寶卷隨你回國，再也見不到了，可否將這些經卷拍成照片，贈送給我們一份?”

　本就做賊心虛的伯希和連忙答應，他勸京城學術界的這些人，敦煌石室中還有8000余卷遺書，應早日派人前往保護，以免被別人奪走。

　得知敦煌文物大量流失，京城學術界大驚失色，立刻上書，要求清廷保護好這些敦煌文物。

　宣統二年(1910)，清廷學部獲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後，電令駐金城的隴右總督，讓敦煌縣縣令調查清點藏經洞文獻，不許賣給外人，並讓隴右布政使押運送京，交京師圖書館收藏。

　那時候，已經一心想要重修莫高窟的王道士，在官府來人之前，又私藏了若乾經卷、寫本和繪畫。

　同年前後，王道士將數十洞窟鑿通，使各洞相通連，大量壁畫遭破壞。他還修建“古漢橋”，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殘塑，造“千相塔”，有廷學政撰文並雕刻《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以記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