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陽後，張浚改變了自己原來的計劃，放慢了速度，並不急於趕去長安。他需要時間，深入京西、河東和陝西各軍的內部，慢慢地了解現在西軍的真實狀況。

　　在汝州，翟興、楊進等人無意中抱怨李峴行事非常跋扈，喜歡獨斷專行，讓張浚敏銳地意識到西軍本身並不是無懈可擊，鐵板一塊，其內部的矛盾也是不小，只不過都被暫時掩蓋了起來而已。

　　從汝州出去往洛陽，張浚在官道兩側所看到的景象與江南、淮西那種滿目蒼痍的混亂局面截然不同，顯得安定了許多。大部分的田野裡生長的秋小麥，還有大片的苜蓿地，雖然已經是寒霜初降，但放眼望去，依然是滿眼綠色。

　　河南府和洛陽城在建炎元年曾遭受金兵荼毒，西軍大將翟進堅守洛陽，擊退完顏撻懶和完顏宗弼兩支大軍的圍攻，力保城池不失，也是一戰成名。洛陽也成了自金軍南下侵宋以來，第一座沒有被大軍攻破，讓金人铩羽而歸的堅城。

　　這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宋地民眾抵抗金人的決心。

　　由於翟進軍紀嚴明，地方安定，京畿周邊大量的流民湧入河南府。翟進在流民中招募丁壯，在河南府大規模推行軍事屯田，使得河南府在這戰亂之時，反而呈現一種畸形的繁榮和安定。現如今河南府及汝州擁有丁戶七十余萬，反而比戰亂前還多出了三成。

　　而南陽盆地，由於之前李峴所制定的戰略是堅壁清野，堅守襄陽，南陽、鄧州一帶民眾被動員南遷到荊湖一帶，反而沒有河南府這麽繁榮。到現在，翟進在中原民眾中的聲望如日中天，是猶如保護神一般的存在，甚至比西軍的統帥李峴還要高得多，在民間流傳著不少歌頌“翟爺爺”的童謠和俚詩。

　　這也是汝州知州翟興對於翟興自甘居於李峴之下，聽其指揮很不服氣的一個主要原因。在翟興看來，自家的兄弟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都不比李峴差，憑什麽要聽從李峴的支使?他是小地主出身，隻讀過幾年鄉學，眼界和見識自然沒有翟進那麽多，對李峴的了解也不夠，自然不知道李峴在西軍主要將領心目中的地位。

　　他自然沒有想到，自己只是隨口抱怨了幾句，竟然給了張浚莫大的信心。

　　張浚在汝州還了解到，如今河南府實行屯田的流民都被編入了軍籍，實際上翟進手上隱含的軍力還有二十多萬。也就是說，如今河南府的兵力，實際上超過了三十萬之數。在張浚的想象裡，如果是自己統帥這麽一支強大的軍隊，在汜水關之戰中就不會如縮頭烏龜般死守城池，而是會選擇主動出擊，與宗翰進行決戰，說不定能夠一舉殲滅金軍主力，驅逐金虜，趁機收復東京乃至是河北之地。

　　他心懷大志，這種想象更是讓他的內心變得無比熾熱起來。

　　只不過到了洛陽後，翟進卻給他收復中原的熱情當頭澆了一盆冷水。

　　翟進告訴他，京西路諸軍明年的戰略就是防禦，至於反攻中原，收復汴京，那也是兩、三年後，等河南、鄧州一帶軍屯穩定下來，糧草儲備充足以後的事。而在這之前，京西路各軍絕不會冒險出擊，主動與金軍進行決戰。

　　張浚認為自己這個樞密使的權威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從翟進的言語裡，根本看不到任何對於自己這個樞相半點的尊重，他用極為輕蔑的語氣輕易就將自己趁機收復東京的建議給否決了。

　　真是一個極大的侮辱！

　　張浚認為這主要是太子府和官家互相對抗所造成的惡果，陝西和京西各軍隻聽太子府的命令，而根本不理會那個現在也確實是不知跑到了哪裡去的官家。

　　武人專權，非國家之幸。他張浚要用一己之力，來扭轉這種局面，縱然前路千難萬險，也無所畏懼！

　　懷著鬱悶而複雜的心情，張浚離開了洛陽，卻沒有走陝州，而是渡河北上，從孟州走太行陘，進入了剛被收復的河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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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南，整個朝廷都漂洋出海，沒有了音訊，主持長江防線的宰相杜充也是叛變投金，原來他屬下的部隊也是分崩四散，大多淪為盜匪，靠劫掠為生。

　　嶽飛在脫離了杜充的指揮後，在茅山自立，仍然在堅持高舉著抗金大旗。他嚴明軍紀，又不斷地招募和收容各地的散兵遊勇，在太湖周邊取得了數場與金軍作戰的勝利，名聲大振，逐漸發展成為了江南抗金義軍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宜興知縣錢湛在聽說嶽飛所部的威名後，特地派人請嶽飛率軍移師宜興，以保境安民。宜興東臨太湖，物產豐饒，縣城內存糧充足，嶽飛在率部移駐宜興後，終於算是有了自己的根據地。

　　其時，在宗弼過長江時，曾經在當塗阻擊金軍渡江，痛擊過宗弼的江淮宣撫使司水軍統製郭吉在杜充渡江投金後，也帶著自己的部下還有一百多艘戰船，在宜興落草為寇，盤踞在太湖東岸一帶。

　　嶽飛與郭吉同在杜充麾下任職，原是相識，於是派人給郭吉送信，邀其加入自己的部隊。郭吉在江南一帶劫掠了不少財富，對當湖匪這一油水豐厚的行當還十分留戀。他知道嶽飛是北軍出身，比較能打仗，所以也不敢與之對抗，在接到嶽飛的來信後，就開始收拾東西逃跑。

　　嶽飛在得到郭吉逃跑的消息後，命部將王貴和傅慶率二千部眾進行攔截，結果俘獲了郭吉和其部下，尤其是其積累的財物。

　　於是嶽飛就用這一部分財物招兵買馬，原來在東京時的戰友馬皋、林聚等人也前來投靠，於是嶽飛愈加聲勢壯大。但在兵精馬壯之後，嶽飛仍然能嚴明軍紀，做到與民無犯，安定地方，這在這個混亂的年代是極為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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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有這份操守，讓他得到了民眾和地方官員、士紳的交口稱譽。也正是因為有這種讚譽，在宋高宗重新返回臨安後，讓嶽飛和他的部隊開始得到了朝廷的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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