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殘余“和“文革余孽”考

張鳴

在這裡提這兩個概念，是因為溫家寶總理最近見香港人士吳康民提到的。雖然說，說起這兩個概念的人，似乎並無所指，但聽的人，心裡其實有數。

在這兩個概念中，封建殘余問世要早一點。自打馬克思唯物史觀傳入中國，即使在民國期間，經過一場學界的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辯論，歷史學界的主流，從此認可或者部分認可了五段式的歷史發展觀，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的帝製時代，逐漸就變成了封建時代。封建的概念，由此轉入民間，既非古代“封邦建土”之意，也非歐洲的feadalism(封建主義)，近似一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後的混搭概念。更多的時候，人們把它跟專製，落後，愚昧攪在一起，甚至成了專製的代名詞。在民國，封建殘余往往特指軍閥和土豪劣紳，到了1949年之後，則變成地主，或者一切守舊的人和思想。但是，封建殘余這個概念，使用率最高的時段，是文革之後的改革開放初期，它跟文革殘余，同時出現，成為一時間人們最痛批的對象。

文革殘余的概念，已經沉寂久矣，但在改革之初，卻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詞。那年月，幾乎所有不好的事物，人們都將之歸咎為文革殘余，人也罷，事也罷，思想意識也罷。有時候，它往往特指某些在文革重特別活躍的人士，當時還有一個特別的頭銜，叫做“三種人”，所謂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這樣的人，在當時是要清查的，問題嚴重的，還要判刑。其實，這樣的清查，本身就是文革的余風，清查下來，固然一些文革中的活躍人士倒了霉，但跟以往的政治運動一樣，也有冤枉和借機報復的。一些真正對文革懷有強烈感情，對文革手段特別熱衷的人，其實並沒有被查到，或者查到了，也往往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過後不久，又重新走上領導崗位。

在封建殘余和文革余孽同時挨批的時代，這樣的批判，代表著當時的人們，對文革最初的反思。人們似乎突然發現，1949年以來，一直在高調批判資本主義，結果反倒讓封建主義鑽了空子。文革中盛行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個人專斷，蔑視人權，三呼萬歲這樣一些專製主義的東西，不僅跟人們想象中的社會主義格格不入，倒是跟帝製時代的種種表征，有驚人的相似。按照共產黨人的邏輯，反對封建主義，也是他們的基本使命，怎麽可以光顧了反對資本主義，把封建主義給放過呢?況且，在當時人們的意識中，中國恰是一個具有漫長封建社會歷史的國度，有著悠久的封建傳統。在某些新銳的歷史學家將系統論引入歷史研究之後，這樣的封建歷史，又變成了超穩定結構。所以，人們一下子悟到，為什麽文革偏偏發生在中國，原來是這麽回事。文革，實際上就是封建主義的大複辟，大重演。這樣一來，文革余孽也就有了封建殘余的意味，當年的最革命的小將們，突然之間，變成了冬烘愚昧的封建渣滓。

盡管說，當時的人們，由於意識形態的束縛，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所說的封建殘余，其實就是帝製傳統的殘余，專製主義的殘余，一種中國式的極權主義表現。推翻一個政權的革命其實並沒有反掉這種殘余，在某種意義上強化了它。所以，當繼續革命到來之後，自然是專製主義肆虐之時。一個比皇帝還要專製一萬倍的紅太陽，不僅控制了人的身體，而且控制了人的靈魂。但是，這樣的清算和批判，

對於人們的思想解放，無疑是有作用的。可惜的是，這樣的清理和批判，並沒有深入下去，剛開了頭，就戛然而止，文革的反思不僅不能在繼續，連提都不能再提了。 以至於文革的危害並沒有被清算，導致文革的源頭，也沒有被清理。文革跟所謂封建主義的關系，隻呈現了一點模糊的印象。官方對文革的批判，往往僅限於清算文革初年對“走資派”的傷害，而把這場革命對民眾的迫害和社會的摧殘，一帶而過。因此，當改革進行到一定階段，很多弱勢群體被畸形和變質了的改革傷害之時，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就會出來把文革宣揚成一場民主運動，一場反對當權派的人民革命。某些真正對文革有感情的人，也冒出來推波助瀾。當局對於真正的文革反思，嚴厲禁止，但對於社會上肯定文革的思潮，卻睜眼閉眼，聽之任之。在某些局部，文革實際上即使官方話語中，也是被肯定的。文革的做法和做派，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資源，一種在某些投機者眼裡可以煽動民粹，拉動民意的資源。當某些人出於權欲而鼓噪紅潮回歸之際，各種的左派，趨之若鶩，找到了組織。在濁浪排空之際，文革的感覺，似乎又回來了。這樣的鼓噪，對於沒有清理寧左勿右中共革命傳統的中共而言，居然依然具有“正當性”，似乎只能肯定，不能否定。當然，這樣的氛圍，對於中共黨內的另一部分人而言，痛感到了文革回歸的危機，於是，他們要反擊，改革之初對文革的批判再次回到他們的腦海裡，就這樣，封建殘余和文革余孽的概念，再現江湖。但是，即使這樣的批判，也依然只是中共黨內少數人的微弱的聲音，這對於經過了30多年改革的中國，的確是一種深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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