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與德川幕府的談判並不容易，德川幕府作為一個統治近兩千萬人口的政權，其實力不說與明朝和滿清相比，但可以說比金國都要強上一些。

　德川幕府雖然驚恐於大明的海上實力，可是明軍卻也不能上岸，德川幕府僅在江戶地區的旗本武士就有六七萬人，再加上親藩、譜代大名、外樣大名的兵馬，日本至少能動員四十多萬大軍，所以明朝不可能與德川幕府開戰。

　不過德川幕府雖然在島上無敵，可是卻拿海上的明軍沒有辦法，明軍可以在海上轟擊江戶，而德川幕府卻攻擊不到明軍，明軍可以用江戶城和日本沿海做要挾，德川幕府只能服軟談判。

　雙方開始進行談判，明朝首先要求德川幕府承認，明朝與薩摩藩的《明薩條約》，然後要求德川幕府增設鹿兒島、長門、土佐、尾張為通商口岸，加上原來的長崎正好五口通商，然後同樣要求準許明朝商人進入日本貿易，允許明朝商人在日本開礦，並要求對關稅問題進行協商，還提出明朝商人犯法，幕府需要交給明朝處理。

　薩摩藩戰敗了才簽定《明薩條約》，喪失稅率和司法的自主權，德川幕府作為一個主權完整的政權，連《明薩條約》都不願意承認，自然不會接受明朝的條件。

　錢秉鐙、吳世昭這樣提，其實是虛張聲勢，先抬高價碼，然後做出退讓，換取德川幕府先承認《明薩條約》的合法性，再與德川幕府商議通商事宜。

　薩摩已經簽了《明薩條約》，幕府雖然極為不滿，但是也只能承認，可是《明薩條約》的合法性雖然確定，但是與幕府的通商談判卻陷入了僵局。

　時間一晃就過去十多日，明軍船隊物資消耗殆盡，滿大壯只能將錢秉鐙和吳世昭留在江戶繼續談判，而他則率領船隊先行返回明朝。

　明軍船隊雖然走了，可是德川幕府卻並沒因此松口氣，反而十分緊張，因為滿大壯臨走時對錢秉鐙和幕府官員說，明年他將率領更龐大的艦隊，來江戶接使團回國。

　在明朝謀劃開拓市場，充實國庫之時，作為明朝的對手，金國和滿清也沒有休息，而是做著各自的轉變和準備。

　滿清一方，多爾袞正忙於仿造明軍的自生火銃，以及鑄造火炮，可是效果並不理想，工部雖然製造出了樣品，可是卻無法大規模的製造，滿清缺少足夠的工匠。

　他從粘杆處收到情報，知道明朝工部有大量的西夷為之效力，於是找來了耶穌會滯留北京的傳教士湯若望，委托他幫助大清國招募能夠鑄炮造銃的西夷工匠。

　金國在失去四川之後，豪格終於明白了自己的斤兩，明白自己鬥不過多爾袞，也打不過明朝，整個金國的國策，再次轉為西擴。

　失去四川對於金國打擊巨大，幸運的是之前幾年四川不斷給關中輸血，使得原本殘破的關中，勉強能夠自足，逐漸恢復了生機，否則金國必然要發生糧荒。

　豪格回到西安後，金國的國策再次轉為經營西域，可是金國還未準備好進攻葉爾羌漢國，漠西蒙古卻開始異動了。

　金國之前攻滅了盤踞於青海的衛拉特蒙古一部，已經同漠西蒙古諸部結下了大仇，準格爾部蒙古早就想找金國的麻煩，只不過後來滿清偷襲了漠西蒙古，將準格爾的注意力吸引過去，兩方才沒有打起來。

　滿清在南線與大明隔著淮河對持之後，多爾袞將注意轉移到了西北方向，準備進一部控制漠北蒙古，攻滅漠西蒙古。

　去歲準格爾部入寇滿清，並沒有討到便宜，反而損失頗大。

　今歲準格爾部探聽到了金國在四川大敗的消息，覺得有機可成，所以很有可能改變入寇的方向。

　豪格在四川戰敗之後，返回西安，金國的政局發生了劇烈的動蕩，以韓朝宣、孔聞褾、孟喬芳為首的漢族大員，乘勢發亂，迫使豪格撤掉了濟爾哈朗等人的職權，漢族大員逐步掌握了金國朝廷。

　金國原來的滿漢製衡被打破，豪格不得不采取以漢製漢的策略來分化漢族大臣，使得他們相互爭鬥，從而保障自身皇位的穩定。

　吳三桂成為豪格倚重的一支力量，除了吳三桂之外，投降金國的孫可望也得到了豪格的重用。

　豪格不是不知道孫可望是個野心勃勃之輩，這種人最好直接殺掉，以絕後患，可是如今朝中孟喬芳、韓朝宣等人一派獨大，滿人大都被擠出了朝堂，豪格便不得不留下孫可望。

　孫可望是外來投降的勢力，加上他的出身，肯定與韓朝宣等漢族士紳玩不到一起去，必然會受到韓朝宣等人的排擠，他想要在金國立足，就只能依靠豪格，而豪格也需要他來牽製韓朝宣一派，所以重用孫可望就成了必然的事情。

　孫可望投降金國之時，只剩下千余人跟隨，豪格沒有將他的人馬打散，反而將屬於漢族官紳的一萬人馬交給了他。

　這一是壯大孫可望的實力，削弱永平王孟喬芳的實力，二是讓他和孟喬芳、韓朝宣等人鬥，以達到分化漢臣的目的。

　豪格這個舉動，果然引起了孟喬芳、韓朝宣的反擊，孫可望在西安待不下去，豪格只能封其為歸義王，提督嘉峪關以西的軍政要務，鎮守敦煌、瓜州、哈密衛、安西、玉門等地。

　這些地方基本都是金國新得之地，原來被吐魯番和蒙古人控制，勢力盤根錯節，而且信仰複雜，有信仰綠教的，也有信仰黃教的，還有胡化的漢人，很難控制。

　孫可望到了關西之後，將駐節之地放在了瓜州，便開始治理這關西數百裡之地。

　孫可望打仗不行，內政卻是一把好手，他到了瓜州之後，首先就將黃教的幾個仁波切，趕回了藏區，然後又打壓綠教，規定河西走廊上的漢、蒙、回、藏四民，都必須遵守金國的法令，各教派不得私收賦稅和要求信徒捐獻，另外河西走廊所有的居民，都必須向金國納稅。

　他這樣搞，自然引起了宗教和一些大部落的不滿，可是孫可望最擅長的就是吃大戶，打土豪。

　孫可望不怕他們鬧事，就怕他們不出聲，一旦他們鬧事，他就有了動武的借口，而一旦動武，那他就會要錢有錢，要糧有糧，能夠在河西走廊打開局面。

　他這招如果在關中用，肯定會被韓朝宣等漢族大臣噴死，欲殺之而後快，可他在河西走廊上搞，卻沒有影響到漢族士紳的利益，所以並沒有多少人反對。

　孫可望以雷霆手段，剿滅了兩個不服的部落，然後又殺了幾個宗教首領，一改當初豪格寬松的宗教政策，以狠辣的手段震懾住了河西諸部，將原本松散的河西之地，慢慢整合起來。

　等到初步整合之後，孫可望便開始一面恢復畜牧業，將一些不服教化的部落首領和宗教領袖的資產，主要是牛羊和馬匹，分給牧民放養，然後與牧民平分收獲，使得牧民的積極性大大提高。

　另外，他還開設邊市，同蒙古人、藏區，甚至和葉爾羌進行貿易，積蓄財富，使得金國對河西的控制顯著加強，連韓朝宣、孔聞褾等人對他的看法都有所改觀。

　瓜州，如今就是整個河西走廊上一個重要的物資集散之地，孫可望在這裡開設了一個集市，四周的牧民和商人都慕名而來，使得瓜州比之以前，繁華了幾倍。

　孫可望十分重視集市，關中的茶葉、布匹、瓷器等貨物運送到此，換取了牛羊毛皮，甚至馬匹，然後又運回關中。

　這一來一回就能賺個幾倍，巨大的利益促使更多的關中商人過來，這不僅給孫可望帶來賦稅，同時也改變了關中士紳對他的映象，覺得這個泥腿子出身的殺人魔王，或許還有些用處。

　原本松散的河西之地，在他的經營下，似乎有了點絲綢之路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