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的說，其實“窮”這個字，並不能完全讓人產生致富的強烈願望。

　拿我們國家來說，老百姓早已經窮慣了。

　從封建時代開始，一直到建國之後的六七十年代。

　生活窘迫、忍饑挨餓的家庭，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裡數不勝數。

　然而改革開放之後，能及時抓住歷史機遇，甚至敢於去抓這個歷史機遇的人，卻如鳳毛麟角。

　這自然是因為人有惰性，因為長期處於封建農耕社會，所造成的安貧樂道的局限性。

　我們的老百姓太容易滿足了，隻要窩頭變成白面饅頭，大醃蘿卜換成了帶葷腥的炒菜，就只剩下心滿意足，來感歎活著的滋潤了。

　然後人們往往會用“知足常樂”這樣的話來寬慰自己，好為本身的不思進取，找到一個消除負罪感的理由。

　而遠在大洋彼岸的非洲大陸，似乎更是在嚴格地遵循這個規律，所以才會一直與貧窮難舍難分。

　由此可知，因為窮就拚命的致富，這顯然是缺乏生活邏輯的。

　如果理智的來看，窮與富其實是生活境況的南北兩極，這種改變就代表著要走極端。

　因此這“兩極”的轉化，真正的動因隻能來自於自身價值取向的醒悟。

　而這種醒悟，注定了那滋味必然是刻骨銘心的，一定得深深的觸及靈魂才能達成。

　否則，一個人又憑什麽會從習慣的狀態下，敢冒大風大浪和大起大落的風險，走向另一種截然相反的未知處境呢?

　家住京城西四的郭長春，他的經歷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由於他是家裡的獨生子，符合留城政策。

　因此1968年初中畢業之後，他沒有像其他人一樣上山下鄉，而是幸運的成為了醬油廠的一名工人。

　盡管學徒工隻有十七塊零八分的工資，但他留城了，而且是國營企業正式職工。

　他也因此享受到了青春的快樂，在二十三歲就及時的結了婚。

　僅憑這兩點，他就感到一種驕傲和滿足。

　郭長春和他的父母一樣，都是只知道看自己腳底下走路的本分人。

　他從不高攀，沒想過發財，只求沒災沒禍、穩穩當當過日子。

　所以就是真碰上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出於恐懼，他也根本不會彎腰去撿。

　這不是假話，有一次，他撿到一個裝著兩千元的皮包，就毫不猶豫送到了派出所。

　那包是銀行工作人員遺失的，銀行為此給他的單位送了錦旗，領導也要豎立他當典型，要全廠表彰。

　可他就連面對應得的榮譽，同樣還往後縮。

　非說“我不是覺悟高，我要拿著那錢，燙手髒心，日後沒好報，晚上肯定得做噩夢，幹嘛跟自己過不去?您也甭拿我當，甭想高抬我。”

　結果衝著這“沒水平”的話，一個“先進”泡湯了，領導把他的名字從上報的名單裡劃掉了。

　然而他知道之後，卻並不感到沮喪和懊惱。反倒跟告訴他的人聲稱。

　“我本來就不是先進，即使給我抬上去，早晚也摔下來，我真謝謝領導這樣做。”

　結果弄得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傻。

　想想看吧，以郭長春的這種根深固定的思維模式，假如在他的生活裡不發生重大變故。

　他一定也和千千萬萬的普通人一樣，安安心心掙著那份死工資，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下班回到自己大雜院的家裡，與父母妻兒共守平淡如水的日子。

　他是絕不會隨便背離自己的信仰，跟擺攤兒這種事發生任何關系的。

　但就是很偶然的一次同學聚會，讓他經歷了強烈的精神震蕩，把他推入了商海。

　那是1981年的國慶節前，郭長春帶著兒子頭一次下館子，去見他的幾個中學同學，幾個剛剛解決了工作問題的返城知青。

　大家都不富裕，本來吃飯的錢，應該大夥兒一起湊的。

　可郭長春因為上有老，下有小，兜裡摩挲了半天也隻掏出了一塊兩毛錢，距離每個人三塊的標準還差得遠。

　他又不是一個人來的，這不禁讓他有點臉紅，隻能推說出門急了，忘了帶錢。

　後來一個大方的哥們替他出了，大家嘻嘻哈哈一笑，也沒當回事，然後就開始聊彼此這些年的情況。

　不用說，大夥兒對郭長春有幸留城和生了個大胖小子都深表羨慕，免不了好一通恭維。

　而這點讓郭長春自己也有點飄飄然。

　可偏偏吃飯的時候又出了意外，卻徹底毀了郭長春保持了十來年的心理優勢。

　敢情郭長春三歲的兒子是特別愛吃紅燒帶魚，可那一盤子也就十來塊魚，哪兒禁得住七八個大人一起吃啊?

　這孩子才剛吃完碗裡的一塊，眼看著盤子裡的魚風卷殘雲的消失了，就開始哭。

　郭長春呢，一個大老爺們，心糙得很，哄哄孩子還繼續和同學們說話。

　可沒想到他的兒子看見鄰桌客人離開了，那桌上也有一盤剩下不多的帶魚。

　趁著沒人收拾，他就自己出溜下桌，跑過去撈盤子裡的東西吃。

　結果呢，沒擇刺兒，擱在嘴裡扎著了。一下子就大哭起來。

　等郭長春這桌人發現之後，郭長春看著貪嘴的孩子是又氣又恨又可憐，火上來直接給他一巴掌，小臉立刻就腫了。

　同學們都趕緊勸。有的人哄孩子，有的人攔郭長春，好一通鬧騰這事兒才過去。

　但這件事兒到這兒並沒有完，臨走告別的時候，郭長春因為啤酒喝多了，把孩子托付給同學照應一下，自己又回飯店裡上了趟廁所。

　萬萬沒想到透過廁所窗戶，他竟能清楚聽見同學們說話的聲音，而且談話的中心內容就是他。

　有人說，“我還以為留城的能怎麽地呢。敢情也不比大家夥強多少啊。”

　還有人說，“就是，這留城留的都丟人。就別說掏不出一頓飯錢了。看孩子這一身補丁，再看大春兒抽的煙。一毛二一盒，也好意思敬人?”

　當然也有明白人，有個女同學就說，“你們別站著說話不腰疼。兩個職工工資才有多少，上有老下有小，誰家過日子也這樣。等你們結了婚就知道了。”

　可偏偏最刺激人的話，居然是那個替郭長春掏了錢的哥們說的。

　他一聽就抬杠一樣怎呼上了。

　“哎哎哎，你還甭說這個。要我說，沒本事的人就不該結婚，不該生孩子，把孩子弄到這個世界上來受窮幹嘛呀?那叫不負責任！你們看咱哥們的，三年之內要混不上一官半職，打死我也不結婚，免得等孩子大了罵我窩囊廢……”

　這句話引起了一陣笑聲，同時，同學們背地裡的真實態度，也徹底刺穿了郭長春的自尊心。

　當他從廁所出來之後，雖然大家夥還是對他那麽客氣，還是在言語裡羨慕他多年以來的幸運。

　可他不再沾沾自喜了，而是一種難以描述的尷尬和屈辱。

　晚上回家時候，妻子問起孩子還沒完全消腫的臉是怎麽回事。

　結果他還沒開口，兒子見他陰沉的臉色一下就哭了，開始主動衝他承認錯誤。

　“爸爸，我再也不吃帶魚了。我再也不嘴饞了。別打我……”

　郭長春屬於性格內向的人，平時沉默寡言，加上向來奉行自己過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並不太容易表露自己的感情。

　但那一天，他摟著兒子也落淚了。

　因為他第一次體驗到，窮與窘的滋味遠比餓肚子更難受，是可以讓人顏面無存，讓一個父親扎心的。

　他可以自己不要面子，摳摳縮縮，讓別人背後說閑話。

　可他卻不願意連累自己的孩子也讓別人瞧不起。更不想孩子長大以後真的埋怨他。

　於是就因為這種狀況，他才決心要乾事，要掙外快。

　事兒是由魚引起來的，郭長春的第一個念頭自然而然也就動在了魚上。

　他上班的廠子旁邊就是什刹海，有野魚，有田螺。於是每天下班他就下河，撈魚撈田螺去賣。

　掙的錢雖然不多，可真管用，幾個月下來讓家裡的經濟有了很大好轉。

　可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很快這事兒讓單位給知道了，領導要處理郭長春，還讓他上交非法所得。

　結果郭長春不服，他認為是自己撈的東西。

　大冬天的破冰下河，衣服凍得跟盔甲似的，才換回來這麽點外快。

　完全是勞動所得，根本不違法，憑什麽要處理?

　然後就像上次撿錢包的事兒一樣固執著不肯屈從，竟然還因此跟領導吵了起來。

　這樣事情就全失控了，領導早就因郭長春脾氣固執不好管理，看他不順眼。

　見他又犯軸，正落下懷。索性借這個機會把他從廠裡除了名。

　當郭長春醒過味來，他已經成了徹頭徹尾的無業遊民了。而且馬上就要過年了，他又能到哪兒去呢?他敢把這件事跟家裡人說嗎?

　於是從此，他的日子正式翻了篇兒。

　就在這種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才徹底投身商海，成為在服裝夜市門口賣鞋墊和解放鞋的小販的。

　可偏偏時運實在不濟，瞞著家裡幹了一個月，剛把過年這個月的工資糊弄過去。翻過年來，他的攤子就讓工商給抄了。

　他身上僅有的五塊錢又都交了罰款，接下來又讓他怎麽辦，怎麽活?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啊。哪怕是這種情況下，命運的大門仍然衝他打開了一道門縫。

　工商所門口，突然有人說願意免費供貨，讓他試著在服裝夜市裡買衣服， 他能拒絕嗎?

　哪怕對方說的六百塊租金簡直是個天大的笑話，打死他也掏不出來。

　可話說回來，對方也不知道他沒錢啊。

　反正他也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了，幹嘛不乾上幾天試試呢?

　大不了賣不出給人白乾唄，可不是有言在先嗎，要賣過了二十塊，賺到的錢就是他的了。

　這總比閑著發愁強吧?

　於是，1982年1月30日，郭長春做出了對他一生的發展，最重要的一個決定。

　他加入了由十幾個人組成的服裝夜市試賣隊伍。

　這些人裡面，既有賣紅褲衩的大漢，也有蓄發的男青年。

　但恐怕任何人，也不會像他的所面臨的處境這麽艱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