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魯郡。

　泗水鷹揚府步兵校尉李百藥，帶兒子李安期及一於仆從，風塵仆仆抵達首府瑕丘城。

　李百藥出身山東超級豪門趙郡李氏漢中房，其父親安平公李德林乃儒林泰鬥，中土名臣，山東貴族集團領袖，四海知名，晚年在與關隴人博弈中敗北，鬱鬱而終。李百藥襲爵，以才學和操行聞名於世，乃當代儒林名士，不幸是卷入了皇統之爭，做為“太子黨”重要成員之一，仕途就此急轉直下，尤其聖主登基之後，先是被貶邊陲，接直接免官了。

　大業五年，西征大捷，裴世矩居功至偉，甚得聖寵，在關照下，李百藥再入仕途，到魯郡泗水鷹揚府擔任了一個小小步兵校尉。去年初因老母病重，告假回家，偏偏在此期間魯郡局勢急驟惡化，動蕩不安，於是李百藥遂以各種理由遲滯不歸。

　今年七月，魯郡太守段操親自書告李百藥，魯西南局勢危急，敦促其務必盡快返回相助。

　李百藥及其家族已經了血教訓丨並且這些教訓！影響力尚未消除，李百藥當然要明哲保身，尤其在這種政局和時局都日益混亂，無論怎麽站隊都存在巨大風險情況下，李百藥更不願意出頭了。身份注定了無論身處何地都是一個“出頭鳥”，所以此刻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做一隻縮頭烏龜。

　但是，想做縮頭烏龜，並不代表就能做縮頭烏龜。

　李百藥老家在河北博陵郡安平，雖然這一支追本溯源是趙郡李氏漢中房，但祖上早己遷至河北，反而與趙郡李氏本堂三房聯系密切。就如李密家族，追本溯源是趙郡李氏遼東房，但祖上因為在關隴為官，後代子孫世居關隴，與遼東房本堂後裔基本沒啥聯系了。李百藥是李氏傑出子弟，在中土儒林和政壇上影響力非同一般，當然，這與趙郡李氏以及其父李德林也相當大關系，如果趙郡李氏龐然大物做後盾，李德林遺留下來深厚人脈和龐大政治遺產，僅靠李百藥本人，絕無可能擁此等權勢，不過正因為如此，也成了關隴貴族集團打擊目標，雖然打擊借口始終圍繞“太子黨”身份，但東都上上下下都清楚，打擊實際上就是打擊山東人，斷絕仕途實際上就是遏製和削弱趙郡李氏權勢。

　自中土一統以來，山東五大超級豪門在關隴貴族集團全面壓製下，尤其在新興貴族集團尤其是以軍功崛起新興貴族集團正面阻擊下，權勢被極大削弱，對中土影響力大不如前。這從各豪門所擁官僚數量上就能看得出來，當今朝堂上漢姓官僚中，以關中韋氏、隴西李氏、河東裴氏、薛氏和柳氏等豪門數量最多，其次便是虜姓中元氏等個別豪門，而們都屬於新興貴族，雖然些豪門也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歷史，但過去貴族等級低，門第不高，與山東五大超級豪門這些歷史悠久、累世簪纓、享譽中土老貴族根本可比性。

　然而，真正決定豪門地位和貴族等級不是歷史和榮耀，而是實力，是對中土權力和財富佔量，是對中土命運掌控力。

　門閥士族政治基礎是貴族等級制度，也就是“尚姓”原則，貴族在分享權力和財富時候，依據不是貢獻大小，不是官職高低，而是門第等級。到了本朝，先帝和今上為建立中央集權制度，為廢除門閥士族政治制度，首要目標就是摧毀貴族等級制度，摧毀貴族對權力和財富分配權，但難度太大了，實質上它已經動搖了王朝統治基礎，所以只能一步步來，而第一步便是改革貴族等級制度，以“尚姓”原則，改革為“尚官”原則，以官職大小來確定貴族等級，但要以“尚官”為原則，首要之務是廢除“世襲製”和延續了數百年“九中正”選官制度，而“世襲製”和“中正製”是貴族掌控中土權力和財富第一手段，改革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這一改革阻力主要來自以山東五大豪門為主老貴族，因為們佔據了中土最多權力和財富，而那些新興貴族尤其是以軍功崛起新興貴族，過去因為貴族等級低，甚至過去根本連貴族都不是“暴發戶”，卻因為們佔據權力和財富非常少，理所當然積極支持這一改革，於是這些數量龐大“土豪”們隨即成為推動這一改革動力所在，結果“世襲製”和“中正製”先後廢除，這也是以山東五大豪門為首中土老貴族們，主要是山東和江左兩大貴族集團實力遭到嚴重打擊，權勢被嚴重遏製和削弱原因所在。

　動了奶酪，奪走了口糧，危及到了生命，當然要反擊，於是老貴族們忍無可忍，終於一怒拔劍。

　李百藥老家安平距離趙郡李氏本堂很近，兩百余裡路程，所以自李德林祖上開始，們這支來自漢中房李氏子孫，就與李氏本堂三房子孫，不但利益一致，命運更休戚相關。關鍵時刻，李氏本堂長者找到了李百藥，向透露了兩個驚人訊息，李百藥非常震驚，當即收拾行裝，辭別老母妻兒，日夜兼程趕赴魯郡。

　李百藥在瑕丘一座府邸，是魯郡一個豪望做為兒子拜師禮送。能拜在李學士門下，那可是莫大榮耀，即便這位當年太子舍人、東宮學士在仕途上倍受磨難，但在儒林地位不減反增，在大河南北影響力依舊令人矚目。當初聖主將其貶出京城，直接“發配”到桂州，而桂州就是今日廣西桂林，距離東都非常遙遠，其目就是要對中土政治和儒林影響力降到最低。後來因為行政區劃制度改革，罷州置郡，官僚數量減少，東都某些人為了李百藥從邊陲荒蕪之地弄回來，就乘機免了官職。無官可做，絕於仕途，李百藥當然只能回家種田教書了，於是李百藥重回山東，於是李德林、李百藥父子弟子門生、親朋故舊紛至遝來，而李氏家族政治勢力因其“領袖”回歸再度凝聚到一起。

　很快，李百藥在儒林影響力就恢復如初，而在儒林影響力，與其在政治上影響力基本一致，並且還一定放大效應。

　中土儒林是中土貴族官僚根基所在，儒林在學術上理論和觀點，與中土政治是相輔相成，兩者彼此需要，互相影響，共同發展，這也是以山東五大豪門為首、以學術化為基礎豪門世家不但能夠延續千年，還能始終影響甚至決定中土命運原因所在，也是中土新興貴族和低等世家與這些超級豪門根本差距所在，同時，這也是中土統一後中央集權制度改革最為核心矛盾所在，最大阻力所在。

　自記載歷史以來，中土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需要與之相適應學術理論，尤其自漢以後，政治制度與儒學理論相輔相成就已經成為一種難以違背天法則。

　漢武帝實施集權，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而董仲舒新儒學則以“大一統”、“天人感應”和“以德治國”等新思想為漢武帝中央集權“保駕護航”。然而，自魏晉以來，中土陷入長達四百余年分裂和戰亂，王朝更迭就如走馬燈一般迅速，門閥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權製，董仲舒新儒學也失去了“市場”，中土化進入了儒佛三教鼎立時期。在這種政治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統，必然是疆土大一統，政治制度大一統，還是就是與政治制度相適應學術理論大一統。

　現在，先帝、聖主還們志同合者，統一了中土疆域，然後是實施政治制度改革，試圖完成政治制度大一統，以中央集權製代替門閥士族制度，但依照歷史經驗，若想完成中央集權制度改革，必須同時進行化大一統，也就是重建與中央集權製相適應以“君權神授”、“天命論”為基礎儒家學術理論。

　然而，今天時代，不是獨尊儒術時代，也不是諸子百家爭鳴時代，而是儒佛三教鼎足而立時代，更嚴重是，在三教相爭中，外來佛家佔據了相當大優勢，同源同流儒兩家聯手都未能擊敗對手，反而被對手打得節節敗退。

　當然了，隨中土疆域大一統，隨政治制度大一統明朗化，隨“大一統”改革步伐越來越快，化“大一統”也已成為不可逆轉歷史潮流。適者生存，凡順應潮流者必將生存，這是真理，也是天法則，所以儒佛三教都在努力適應時代，適應“大一統”改革大潮。

　佛教做為外來者，天生劣勢，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土蓬勃發展起來，與中土近四百余年亂世直接關系，而它對中土政治經濟化全面近乎瘋狂滲透，不但危及到了王朝興衰，也嚴重危及到了本土儒家化生存和發展，矛盾衝突在所難免，於是便了歷史上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兩次“滅佛”運動。佛家吸取了教訓丨為了生存發展，主動改革，不但在內部進行南北佛教融合，主動配合政治上需要，還在外部進行融合，在詮釋佛家經義時候，大量吸收儒家和家教義，甚至不惜代價篡改經。

　教在三教中實力排在最後，尤其北教，就是活躍在關隴樓觀，同樣在北周武帝“滅佛”運動中慘遭滅頂之災，而南教“上清派”一直得到江左朝廷支持，發展很快，但面對“大一統”新時代，南北兩教也開始了互相融合，還主動吸收佛教教義，取長補短，竭盡全力抗衡佛教。

　儒家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其化便成為中土正統化，其思想便成為中土正統思想，由此滲透到社會各個方面，深刻影響社會德規范和行為準則。而自魏晉之後，佔統治地位今經學陷入絕路，古經學迅速崛起，並逐漸成為治國之本，所以外來佛教發展，最大阻力就是本土儒家，而且主要是來自山東以古經學世代傳承豪門世家。

　儒學是處世治國之學，佛教是出世離俗之教，二者是對立，但佛教勸世人慈悲愛施，普渡眾生，這與儒家“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仁愛精神又基本一致，所以兩者調和之處，這也是中土貴族官僚在研習儒學同時，非常虔誠信佛拜佛重要原因，而正是因為大量貴族官僚們在政治上支持佛教，利用佛教，才使得佛教即便遭受到了兩次毀滅性打擊，但依舊蓬勃發展原因所在。

　在中土化“大一統”改革中，最著名手段就是儒佛三家辯論。

　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先帝召集儒、佛、三教代表辯論《老子化胡經》之真偽。儒方代表是蘇威等名士，佛教是僧人彥琮，教是士張賓。

　大業三年(公元uu7年)，在智藏寺又進行了一次三教公開辯論，這次是關於理論、教義辯論。這場辯論由始平令楊宏主持，教是士余永通，佛教是僧人慧淨。

　由這兩次辯論可以看出，以古經學理論為主儒家為維持自己治國之本地位，聯合教，對嚴重威脅到中土整體利益和自身利益佛教，發起了一次次“衝鋒”。儒佛融合是不可能，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目是生存，而儒家吸收佛教教義，則是一種從根本上徹底摧毀佛教手段。

　化“大一統”遭遇到了巨大阻力，阻力遠遠大於政治“大一統”，而阻力來源一方面是因為佛教蓬勃發展了，滲透到中土政治經濟化方方面面，與儒兩教形成了鼎足而立之勢，另一方面則是最高統治者在政治上需要佛兩教支持。

　先帝建國，名義上是受禪，實際上就是篡國，而為了名正言順篡國，就必須在輿論上贏得平民百姓支持，在學術理論上贏得大義，當時教就給了先帝輿論上支持，隨後佛教也廣為宣傳。這對先帝和追隨者來說非常關鍵，相比起來，儒家當時支持就不夠，山東人甚至支持尉遲炯、司馬消難和王謙造反，差點先帝推翻了。

　聖主能夠贏得皇統，最重要是江左貴族集團絕對支持，而江左貴族集團與南方佛教教在政治經濟化上聯系非常密切，可以這樣說，若想贏得江左貴族集團支持，首先就要贏得南方佛教和教支持，所以聖主在江左鎮戍期間，積極“公關”佛兩教，在佛教受了“菩薩戒”，法號“總持菩薩”，在教不但奉養南方教第一仙人徐則，還與上清法主王遠智等諸多著名士親密交往。聖主登基後，繼續不遺余力支持佛兩教發展，以便在輿論上大規模宣傳改革政策，同時在政治上努力贏取更多更大支持。

　這就是化大一統改革核心矛盾所在。

　儒學是治國之本，但今天以古經學理論為主儒學已不適應時代發展，在以中央集權製為主政治“大一統”改革中，不但起不到幫助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礙作用。 然而，中土儒學實質上控制在以山東五大豪門為首北方豪門世家手中，以關隴人為主新興貴族集團在學術思想這一塊是個“短板”，望塵莫及，為此不得不在治國所需要儒學理論上依靠山東人，但山東人在“大一統”改革中是利益損失者，是權力和財富被剝奪者，當然改革動力。

　山東人既然改革動力，當然不會幫助關隴人，為大一統改革提供相配套儒學理論。而儒學“不思進取”，不改革，不創新，不能在輿論上推動改革前進，那麽反過來就迫使關隴人不得不依靠佛兩教來控制輿論，尤其是最高統治者和改革派，更是在化“大一統”改革中缺乏支持儒家力度，如此一來就等於變相支持佛兩教，導致化“大一統”改革阻力增無減。

　化不能“大一統”，儒學理論思想不能積極配合中央集權制度改革，那麽可以想像“大一統”改革阻力多大，可以想像關隴人和山東人之間矛盾多嚴重，而這些阻力和矛盾反過來又嚴重危及到了中土統一大業。

　李百藥回到山東，重返中土儒林，能不能再入仕途無所謂，在政治上影響力不是做多大官，多大權，而是在經史學上理論思想，這才是真正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