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楊玄感已經兵臨東都城下，明日即可抵達上春門，而其選鋒軍更是勢如破竹，明日定可殺至東太陽門。”韋雲起步步緊逼，“賊帥韓相國勢不可擋，今日再度推進，距離西太陽門已近在咫尺，明日便可與楊玄感夾擊皇城。這種危局下若瞻前顧後，任由皇城一團混亂，則皇城必失，而皇城一失，則東都淪陷，所以大王沒有退路，唯有殺伐果斷，一劍定乾坤。”

　這話說得很有道理，無懈可擊。試想就連裴弘策這樣的中央大員打了敗仗全軍覆沒了，都沒有受到任何懲罰，甚至依舊高居官位，依舊權勢傾天，那其他官員打了敗仗就更沒事了。既然打敗仗沒事，那家為何還要浴血奮戰、舍身赴死?如此則越王沒有權威，中央沒有權威，留守府更是擺設，所有命令都很難得到執行，即便執行了也是大打折扣甚至陽奉陰違，結果可想而知，這種情況下皇城若能守住，那是神跡，而不是奇跡。

　同樣的，殺楊汪的目的也是一樣，如果與楊玄感關系密切者，甚至有證據證明參與了叛亂者，都活得好好的，根本沒有性命之憂，那其他人違法就更不怕了。人家是最高等的叛逆之罪都不殺，我不過消極怠戰，或臨陣退縮、或打了敗仗，那就更不算什麽了。既然違法亂紀都沒事，都無性命之憂，那誰還願意遵紀守法?誰還願意遵從命令誓死奮戰?如此軍紀渙散，士氣低迷，大家都無心作戰，東都如何堅守?皇城又能堅守幾天?

　大佬們面無表情，各自權衡利弊得失，都要在最短時間內做出選擇。實際上現在根本沒有充裕的時間給他們思考，韋雲起的“出擊”時機選擇地非常好，如果大佬們遲疑不決，遲遲拿不定主意，明天可能就是東都失陷之日，而東都如此“神跡”地失陷，首先就把越王楊侗和他們這幫大佬統統送上了斷頭台，其次東都勢必被接下來的連天戰火所摧毀。

　西京的目的本來就是摧毀東都，東都失陷得越早，對他們就越是有利，所以韋雲起並不虛張聲勢、虛言恐嚇，而是真正的要挾。你們幫我殺了裴弘策，我報了仇，你們守住了東都，大家互利互惠，何樂而不為?反之，你們保全了裴弘策，但可能失去東都，而失去東都的代價是可想而知的。

　當然了，韋氏此舉把越王楊侗等人統統拉下了水，日後清算之刻，關中韋氏固然要與河東裴氏大打出手，但越王楊侗等人也要遭受池魚之災，這等於無償幫助韋氏分擔了一部分來自河東裴氏，甚至來自聖主和改革派的打擊。然而這個損失與東都失陷的損失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所以“大佬”們的選擇是唯一的，只是，他們必須要考慮，一旦他們支持韋氏，與韋氏聯手殺了裴弘策，得罪了河東裴氏，得罪了聖主和改革派，之後東都還是失陷了，他們還是要承擔東都失陷之罪，那就是罪上加罪，不死也要脫層皮了。

　於是“大佬”們就不得不惡意地揣測韋氏的真正用意。如果西京不但要利用這場風暴摧毀東都，還要利用這場風暴摧毀聖主和改革派，徹底終結改革，那也就意味著這場兵變很快就會演變成皇統大戰，統一大業可能就此崩潰，中土可能就此陷入分裂，國祚可能就此敗亡。以此來倒推，那現在韋雲起要挾他們聯手誅殺裴弘策，實際上就是以迫使他們與聖主、改革派和河東裴氏翻臉，來達到綁架和策反他們的目的，繼而挾兩京所有保守力量來對抗聖主和改革派，顛覆國祚，摧毀改革。

　“大佬”們猶豫了，未來利益的不確定性讓他們難以抉擇，但就在這時，太府卿、安昌公元文都打破了沉默，也打破了僵局。

　“某同意禦史台的建議，以臨陣逃脫的罪名斬殺裴弘策，以叛大逆之罪誅殺楊汪。”

　一石激起千層浪，元文都的公開支持，頓時讓兩難之中的大佬們看到了“曙光”，心理上的天平驟然失衡，幾乎在這一霎那，大佬們都做出了決斷，與元文都一樣的決斷。關鍵時刻，跟著元文都走，跟著虜姓第一豪門走，跟著以元氏和八姓勳貴為主的虜姓貴族集團走，在大方向上肯定不會錯，甚至還能從中牟利。至於元文都為何支持韋雲起，為何在短短時間內做出選擇，“大佬”們無一例外地選擇性忽略了，因為元文都是中樞實權大佬，很多時候他的態度就已經說明了一切，根本毋須探根尋底。

　“某同意禦史台的建議。”左監門郎將獨孤盛也表態了。

　於是“同意”之聲四起，裴弘策和楊汪的性命就這樣被無情剝奪了。

　越王楊侗很害怕，很緊張，臉色蒼白，目光不停地在楊恭仁、楊浩和崔賾的臉上轉來轉去，期望有個答案。現在除了他們外，就剩下樊子蓋和幾個山東籍、江左籍的中央大員沒有表態了，形勢基本上一邊倒。

　樊子蓋獨木難支，這個“坑”又是他自己挖出來的，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在這件事上他已失去話語權，其他江左人提出反對意見亦是自取其辱，倒不如不表態，保持中立。

　而越王楊侗的態度實際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宗室和山東豪門的態度，如果宗室和山東豪門聯手反對，越王楊侗拒絕下令，韋雲起和元文都等人的努力就算白費了，但關鍵是韋雲起已經做出了威脅性的暗示，元文都、獨孤盛等人又支持他，這種情況下東都如果失陷，越王楊侗和楊恭仁等人必將承擔全部責任。

　楊恭仁保持沉默，楊浩緊隨其後閉緊了嘴巴，但兩人始終關注著崔賾，目光有意無意都落在崔賾的臉上。這件事宗室必須最後一個表態，而從目前局勢來看，若想保住楊汪，就必須寄希望於崔賾，寄希望於山東人的堅決反對，唯有形成了“正反”兩種意見，宗室才能掌握主動，才能從斷頭台上搶走楊汪。

　吏部侍郎高孝基沉默不語。宗正卿崔君綽一言不發。衛尉卿張權閉目假寐，仿若熟睡。很明顯，三位山東籍的老臣在關鍵時刻都明確支持崔賾，只要崔賾是什麽態度，他們就是什麽態度，而在關隴人和山東人的鬥爭中，這是一種寶貴的默契，不論對錯，隻論得失。

　“某反對，禦史台的建議不但無助於堅守東都，反而會進一步惡化局勢，陷東都於敗亡之絕境。”果然，崔賾的態度旗幟鮮明。凡關隴人堅持的，都是山東人反對的，至於理由，只要不缺智慧，理由千千萬萬，信手拈來。

　崔賾堅決反對，從律法到人心，他都一一駁斥，拿出了與韋雲起截然相反的觀點，他甚至公開威脅韋雲起和元文都等人，“你們今天殺了裴弘策和楊汪，等於把所有的東都官員和衛戍將士都逼到了無路可走的絕境。當他們抵擋不了楊玄感的攻擊，守護不了東都，卻又無路可退的時候，除了戰死就是投降，而他們大都會選擇投降，於是一批批的官員和軍隊就被你們拱手送給了楊玄感，到那時我們拿什麽堅守東都?所以某在這裡告誡你們，如果你們殺了裴弘策和楊汪，而東都大部分官員和軍隊就此開始紛紛投降，東都因此而失陷，責任就是你們的，你們必須為此承擔全部罪責。”

　“一派胡言。”韋雲起勃然大怒，當即反駁，而元文都等人也出言相助。

　高孝基、崔君綽、張權頓時來了精神，不要看這幫老家夥們平時老態龍鍾、有氣無力，一旦進入“狀態”，馬上就變了，一個個老當益壯、精神矍鑠、士氣如虹，大有擋者披靡、無堅不摧之勢。

　這個東西爭不出結果，實踐出真知，只有實施了才知道對錯，但問題是現在東都面臨生死存亡，沒有時間去驗證對錯，而一旦實施了錯誤的決策，得到了與預期相反的結果，東都就完了，就再也沒有改正糾錯的機會了。

　殺，有道理，但結果可能是錯的，而不殺，也有道理，但結果同樣可能是錯的，所以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於是楊恭仁站出來了，充當和事佬，危機當前，時間寶貴，不能這樣無意義的爭吵，必須盡快拿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決策。

　楊恭仁的建議是，嚴格依照律法來，可以宣判裴弘策和楊汪的死刑，並公之於眾，以儆效尤，但不能執行，不能馬上殺了他們，因為依照律法，還須經過中樞審核，還須聖主下達詔令，然後在規定執刑的日期裡才能砍頭。如果借口非常時期或軍興之法(戰時制度)，就擅自把他們殺了，那置聖主和中樞的威權於何地?置禮法律法的權威和尊嚴於何地?

　韋雲起的目標是河東裴氏，是裴弘策，而對於山東人和江左人來說，裴弘策是根正苗紅的關隴人，不像裴世矩和裴蘊，他們一個原來是山東高齊的舊臣，一個原來是江左舊臣，這兩人的政治勢力與山東、江左有很多交錯重疊的地方，所以山東人和江左人肯定要保護裴世矩和裴蘊，但可以舍棄裴弘策。裴弘策不在他們的保護范圍內，相反，他們倒是樂於看到關隴人自相殘殺，當然了，裴弘策死了對河東裴氏還是有一定的打擊，但這個打擊顯然不在山東人和江左人的考慮范圍內。

　一番激烈爭論之後，關隴人和山東人各讓一步，開始圍繞著楊恭仁的建議“討價還價”。

　韋雲起下定決心誅殺裴弘策，而崔賾有意力保楊汪，於是最後結果就是馬上斬殺裴弘策，楊汪則僥幸“逃脫”，至於達奚善意最後連提都沒提，直接被大佬們“無視”了。

　然而，最後時刻，越王楊侗在秦王楊浩的暗示下，突然“發飆”了，一改往日的儒雅懦弱，像個癡兒般連哭帶喊，連罵帶叫，胡攪蠻纏，拒絕下達誅殺令。

　樊子蓋“大難臨頭”了。

　既然宗室和山東人要力保越王楊侗，那麽他們當然要配合關隴人聯手施壓，逼迫樊子蓋以東都留守的名義下令誅殺裴弘策。

　這完全不合法度，這根本就是踐踏禮法律法，這嚴重損害了律法的權威和尊嚴，對聖主和中樞的威權更是個沉重打擊，它帶來的惡劣後果不但會直接影響到今日的東都危機，亦會影響到未來的兩京政局，然而，越王楊侗、楊恭仁和崔賾等人為形勢所迫，即便知道韋雲起用心險惡，即便知道以關中韋氏為首的關隴本土保守勢力為了摧毀東都而無所不用其極，亦是一籌莫展，無可奈何，只能妥協妥協再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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