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〇、吳楚弄兵無劇孟

　聽了孫元起問話，三個小夥子一齊看向了魏鎮雄。

　魏鎮雄滿臉微笑:“迫擊炮結構簡單，經過初步核算，每門成本應該在70到80兩白銀。但作為一種具有優良性能的新式火炮，能在近戰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售價縱然不及馬克沁機槍，想來也相差不遠。也就是說，迫擊炮至少有十倍利潤。

　“我等在歸國之前，已經把迫擊炮涉及的相關專利在歐美日各國注冊。如果和百熙先生合作的話，我們將毫無保留，把專利權轉讓給北平鐵廠。我和任之(吳健)是金屬學會的，國臣(劉慶恩)和儀亭(沈鳳銘)是兵工學會的，都會全力協助北平鐵廠調試好生產設備，確保迫擊炮正常投產。”

　俗話說得好:無事獻殷勤，非奸必盜。他們幾個小夥子耗費心血研製出迫擊炮，跑了數十個國家注冊專利，然後再千裡迢迢來到北京獻上圖紙，難道只是學雷鋒做好事?時空管理局可沒批準雷鋒同志穿越到清末的申請。

　見魏鎮雄閉口不說利潤分成的細節，反而大談特談迫擊炮的好處，孫元起有些忐忑:顧左右而言他，這是所求者大啊！

　既然你跑題，難道我就不會麽?看誰最先沉不住氣！

　孫元起開始滿嘴跑火車:“如果北平鐵廠有所盈利的話，利潤除了部分留作擴大再生產外，將主要用作教育經費，培養中國工科人才，重點扶持鋼鐵和兵工方面的技術研究。

　“對於尖端的技術研究，經世大學有較好的學術基礎，而且目前已經建有鋼鐵、發動機等多個研究所，不用另外籌建新的機構。但是培養工科人才，卻必須有專門的學校。

　“敝人從事教育多年，發覺現階段的中國可能更需要熟練的工人、經驗豐富的技師，而不是研究艱澀高深理論的科學家。換句話說，職業學校、專科學校可能比綜合性研究大學對國家更有用。”

　二十一世紀初，但凡與教育有交集的中國學者，腦海裡都會盤旋著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便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中國學校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嗎?大家不要忘了陳省身、華羅庚、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錢學森等具有國際影響的著名科學家。但這些人都是在建國之前培養出來的，所以問題應該修正為:

　為什麽建國之後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如果公知、精英看到這個問題，一定會情不自禁地把它歸結到體制上來。事實上，他們這回說的沒錯，確實是因為制度問題。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的教育體制整體趨向於蘇聯模式，人才培養帶有強烈的國家功利主義色彩。教育不再是為了培養博學通才，而是為國家培養具體的、有用的專門人才，比如工程師、醫生、農業專家、技術人員等。

　為此，在1952年到1953年間先後拆分了一大批歷史悠久的綜合性大學，像清華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都在劫難逃，進而建立起一批以專門學科為主的高等院校。這就是中國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院系大調整”，也是很多高校把1952年作為建校元年的根本原因。

　在這次院系大調整中，誕生了一大批著名專業院校。其中最有名的，當數北京學院路的“八大學院”:北京醫學院(今北京大學醫學部)、北京鋼鐵學院(今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石油學院(今中國石油大學)、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今中國農業大學)、北京航空學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地質學院(今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礦業學院(今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林學院(今北京林業大學)。

　培養傑出人才，就跟小孩捏泥巴一樣。民國時期高校的博學通識教育，是把一群小孩領進大師作品展覽館，然後隨便這群小孩怎麽折騰，學不學自由，跟誰學也自由。千兒八百小孩中總有幾個天資聰穎的，在大師熏陶下自己也成了大師，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而建國後的專門化教育，則像把一群孩子領進製陶工廠裡，老師手把手地教道:“今天我們捏小板凳，第一步先把泥巴拍出片狀，……”在循序漸進的培養下，泯滅了天才與凡人之間的巨大鴻溝，最後所有孩子不分資質都成為熟練的工人，做出碗、陶罐、茶壺等日用品來，卻沒有誰能成為大師，燒製成大師級作品。

　你是不是要唾罵這種限制個人自由發展的教育體制?不過我勸你在開口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它為國家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

　眾說周知，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擁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要知道在1949年之前，中國工業還是積貧積弱的，為什麽能有今天的局面?除了蘇聯援助的156項重大工程為我們建立起較為完整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的框架，就要感謝專門化教育為各種工業提供充足而優質的技術人員。沒有他們的犧牲，中國現在就是第二個印度！

　改革開放三十年，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突飛猛進，專門人才開始出現過剩。而且中國經濟發展飛速發展，也迫切要求在科學和文化上出現傑出人才，作為新時代的靈魂人物，於是“錢學森之問”應運而生。與“錢學森之問”同步的，是各大高校開始了“綜合性大學”發展之路，像傳統的理工名校清華、北航、北理都有了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著名的文科大學人大、北師也有了理工農醫的碩士點。

　大學的綜合化，一方面固然是教育產業化帶來的風氣使然，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這是大學在或主動、或被動地肩負起社會對傑出人才的期盼。

　回顧中國百年教育歷程會發現，由通識教育走向專門化教育，是基於國家和民族的迫切需要;而由專門化教育走向通識教育，也是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大勢所趨。孫元起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才在湖北揮金如土，建立了一系列專門學校。

　“如果經濟允許的話，北平鐵廠會建立一所附屬學堂，前期著力培養鐵廠所需技術人才，學校名字我都想好了，叫‘水木學堂’。我很希望你們能夠留下，參與到學堂的籌建和開辦中來，為中國的工業技術人才教育貢獻自己的力量！”孫元起熱情澎湃地邀請道。

　清末民初潮流激蕩，單純奔放的青年人被撩撥得熱血沸騰，個個都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他們最受不了“國家”“民族”“責任”等宏大敘事詞匯的勾引，一說起來，便跟磕了藥似的，熱血上湧、面紅耳赤、奮不顧身。

　果然，孫元起話音剛落，沈鳳銘、吳健、劉慶恩三個人馬上就湊過來，開始暢談自己對培養中國未來技術人員的宏偉構想。幾個人越聊越深入，越聊越興奮，甚至討論起以後水木學堂各個院系的課程設置。只剩魏鎮雄一個人在旁邊大眼瞪小眼。

　過了半個多小時，魏鎮雄終於按捺不住，在談話的間隙趕緊說道:“諸位，我們還是先來談談迫擊炮的生產吧！水木學堂的事兒不著急，以後可以慢慢聊。”

　孫元起心裡得意:哼哼，跟我玩，小子你還嫩了點！

　三個小夥子也發現偏離主題太多，趕緊閉上嘴巴，請魏鎮雄繼續發言。

　“剛才談到如何合作的問題，我們願意提供迫擊炮的全套圖紙，並負責調試設備，指導工人生產。不知北平鐵廠方面能夠提供什麽?”魏鎮雄問道。

　孫元起思忖片刻說道:“按照你們所說，生產迫擊炮屬於暴利，本來應該給你們更高的利潤提出。不過考慮鐵廠前期投入太大，兵器在生產、運輸、銷售等環節需要打點，而且利潤還得給鐵廠、學校留一部分，所以北平鐵廠會給你們純利潤的百分之二十。”

　20%的比例不算優渥，但也絕對不刻薄，算是中規中矩，所以幾個小夥子看起來都比較滿意。

　魏鎮雄卻道:“我們不要銀子，不過北平鐵廠每生產10門迫擊炮，就要向我們免費提供2門。”

　“給你們22%！”

　免費提供的迫擊炮，誰知道最終會流向何方?時下十個留學生，至少九個半是革命黨，萬一他們拿去造反，被清政府查獲，自己豈不是受池魚之殃?迫擊炮有專利保護，北平鐵廠就是獨家生產，想推諉都推不掉。為了避免不確定的風險，孫元起寧願多付2%的利潤。

　魏鎮雄皺著眉頭:“那就每生產10門迫擊炮，免費向我們提供1門，另外支付10%的利潤。”

　“24%， 不能再多了！”

　魏鎮雄咬咬牙:“我的底線是每生產10門迫擊炮，免費向我們提供1門，另外支付8%的利潤。”

　孫元起搖了搖頭:“不行。你知道的，生產槍械，每個上面都會刻有編號，以備政府查驗。私自流出的武器，會給北平鐵廠、我本人乃至經世大學帶來很大風險，所以我寧可多付點銀子，也不會同意你的方案。”

　革命黨在國內數次起事沒有成功，很大原因是沒有足夠的武器彈藥。革命黨的款子，都是孫中山厚著臉皮從各處化緣得來，本來就不多，哪能買到什麽好槍械?即便能夠買到，能不能運到國內還是兩說，清政府對於武器管制可是非常緊的。迫於無奈，革命黨人隻好在國內自製炸彈，可他們化學水平實在難以恭維，往往沒炸到敵人，卻先把自己給炸了。因此而暴露的革命黨人，不是一個兩個。

　從魏鎮雄始終堅持從鐵廠獲得免費迫擊炮的舉動來看，孫元起基本上可以斷定他是革命黨，而且這些迫擊炮極有可能用到起義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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