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張輝瓚部與姚寶來部整編成第四十七混成協，駐扎在經世大學周邊確保學校安全無虞，孫元起才徹底安下心，終於有空坐下來思考作為四川總督應盡的義務。既然坐在這個位置上，總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不是?

　然而如楊度所言，孫元起在暫署四川總督之前，根本沒有執掌一方軍政的經歷——不僅他沒有，而且祖上三代都跟官場不沾邊，個個是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當年自己在學校做個學習委員，家裡人足足在外面顯擺了半學期！

　孫元起在床上輾轉反側苦思冥想了大半夜，終於想到一個突破口:三農問題。

　2000年，時任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以公開信形式向總理反應三農問題，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隨後又有陳桂棣、吳春桃夫婦的《中國農村調查》，將嚴酷的三農問題徹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讓無數人重新認識到農民遭受的沉重苦難。

　在政府和民間雙重努力下，三農問題終於出現重大轉機，尤其是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並對農村進行適當貼補，從根本上減輕了農民負擔，改善了惡劣的農村社會生態。——這項批評聲最少、讚同聲最多的善政也被譽為改革開放三十年最重大成果之一！

　在清末民初，農民繳納的各種賦稅是國家最重要的經濟來源，其痛苦指數與二十一世紀初相比肯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能夠適當降低農業稅負、蠲免部分農業稅款，豈不是大有益於三省人民?

　第二天一大早，孫元起就急急忙忙找來楊度、章士釗等人，興衝衝地問道:“行嚴，你說如果不出意外，我們現在手中經費足以支撐三年，是不是?”

　章士釗對孫元起突然關心財政狀況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過還是很乾脆地答道:“不錯！”

　孫元起點點頭。又問楊度道:“皙子，現在我們川、陝、甘三省勢同割據，是不是以後中央政府要我們繳納各種賦稅時，我們可以置之不理?”

　楊度審慎地回答道:“理論上我們可以不繳。單是為了讓中央政府面子上過得去，恐怕多少還要繳一點，肯定不會按照以前數目足額繳納就是。”

　孫元起一拍手掌:“那就好！皙子、行嚴，我昨天想了一夜，覺得我既然有幸主政三省，總要做些實事造福一方百姓才好。自嘉、道、鹹、同以來國家多事，外則割地賠款。內則叛亂不休，耗費財帑以巨億計，然而一點一滴無不自百姓身上盤剝而來。百姓頭頂烈日腳踏黃土，耕種收獲辛勞終歲，遇豐年而難免饑饉，遇水旱則餓死道邊。論及世間苦難，還有誰能比平頭百姓更加深重?

　“《道德經》有雲:‘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我們因緣際會接管川陝兩省藩庫。又繳獲雲貴解京的貢銀，足支三年之用。如果我們還向百姓征繳田賦，何異於逆天行事?所以我想蠲免川、陝、甘三省的三年賦稅。並適當降低田租，聊以紓解百姓倒懸之苦。你們覺得如何?”

　章士釗和楊度相互對望了一眼，各自都在對方眼裡看出了否決之意。

　作為分管財務的幕僚，章士釗首先答話道:“大人宅心仁厚，體恤民情，實是三省千萬百姓之福，但蠲免賦稅、降低田租之策卻大不可取！”

　“為什麽?”孫元起急忙追問道。

　章士釗道:“先說為什麽不可以蠲免賦稅。我們推算庫銀足支三年之用，是建立在三省繼續繳納賦稅基礎之上的。只要百姓繼續繳納賦稅，就會每年出售大量糧食以換取銀錢繳納稅款，市場上糧食價格自然偏低。一旦不用交納賦稅。百姓也就不著急售賣糧食，糧食價格就會隨之上揚。

　“我們現在僅軍隊就有四個協、一萬五六千人，每日消耗糧草無數，任何一點價格上漲都會導致費用支出大幅增加。如此一來，庫銀就根本無法支撐三年！到那時候就會面臨兩難局面:開征賦稅則棄諾背信食言而肥，不征賦稅則府庫空虛用度不足。”

　楊度補充道:“縱觀中國古代歷史。只有遇到水、旱、蝗、兵等重大災害才會蠲免百姓錢糧，而且除了帝王故裡、招徠墾荒等特殊情況，一般都隻蠲免一年。如今川、陝、甘三省未遭大災，我們一口氣蠲免三年賦稅，明顯有些名不正言不順。而且隨意蠲免賦稅，很容易使得百姓產生抗拒之心。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就好比你借一大筆錢給別人，連著三年不去討要，某天突然上門追索，那人會乾脆利落地還款麽?”

　章士釗大點其頭:“皙子兄說的極是！百姓之心如平原縱馬，易放難收，最好還是不要輕易開這個頭。”

　孫元起有些皺眉:“今年川、陝、甘三省都發生戰事，難道不能成為蠲免的理由?”

　楊度道:“那些遭受兵燹受災嚴重的府縣倒可以單獨蠲免。但是不分是否受災、受災輕重，一律享受優惠，未免就有些失之寬泛了，而且也是種大不公。如果真要蠲免，甘肅、陝北繳納的賦稅本來就沒多少，不妨多蠲免些府縣，以示仁政;而陝南、四川向來是財賦重地，則要少蠲免些地方，以確保有穩定財源。”

　孫元起又問:“那為什麽降低田租也不可取?”

　章士釗道:“在下知道大人降低田租是想改善民生造福百姓，用意極好。只是各省各地田租或高或低本不統一，我們很難加以統一調整。而且這些田租都是地主和佃戶在數百年間相互商議並漸漸穩定下來的，所謂‘常人安於故俗’，無論地主還是佃戶都早已習慣，兩者好比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如果我們強行插足其間，不僅於事無補，反而兩頭不落好，只會徒生事端！”

　楊度也道:“田租問題最是繁雜，歷朝歷代都視之為難題，我們初來乍到。之前又沒有任何處理民政的經驗，如果貿貿然加以改動，得罪本地士紳，很容易鬧出大亂子。我們還是一動不如一靜吧！”

　孫元起大為敗興:昨夜想了半宿。自以為想到了好法子，大清早興撲撲地找人來商議，最後居然是這個結果！看來我果然不是從政的料兒。

　章士釗見孫元起有些垂頭喪氣，便勸慰道:“我們現在府庫比較充裕，其實可以照常征收錢糧，征收之後由政府對老弱、孤寡、廢疾、貧困人群進行賑濟，這種‘損有余而補不足’的法子。似乎比降低田租更易見成效。不知大人以為如何?”

　楊度搖著紙扇道:“主意倒是不錯，就是執行起來太困難。還是那句話，我們初來乍到，之前又沒有任何處理民政的經驗，只要府道州縣的官員動動手腳，這筆錢糧就會被他們中飽私囊，一分一厘都落不到窮人的口袋裡。所以說，我們現在最緊要的就是先熟悉三省官場。再換上一批既聽話又能乾事的自己人，以後推行新政才事半功倍！”

　章士釗歎息道:“大人，當年你創辦經世大學的時候為何不設立法政系?如果設立的話。我們現在何至於手頭無人可用?”

　孫元起撓撓頭:“那時候我也想不到自己會做總督呀！”

　楊度、章士釗聞言哈哈大笑。

　其實孫元起在經世大學不設法學院和政治學、法學等專業，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理工科學生對政治天生的鄙視和排斥。好比現在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高校設立馬克思主義學院，擁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博士學位一級授權學科，在大多數學生心目中這更像是一枚政治標簽，而不是學術或學問，絲毫不覺得驕傲和光榮。

　楊度笑完說道:“所謂‘亡羊補牢，未為晚也’，百熙可以現在就在學校中設立嘛，反正你這總督以後還有的當。沒準兒哪天還會坐上大總統寶座，手下沒有自己的班底怎麽成?袁慰庭靠的是北洋軍，孫逸仙靠的是同盟會，以後值得你依靠的就是經世大學的那一大幫學生。”

　“這個提議我會認真考慮的！”孫元起也是哈哈大笑，旋即正色說道:“從古至今，中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土地問題。要想徹底根除百姓的苦痛，必須要解決土地的分配問題。我們現在手中資金比較充裕，能否逐步購買地主的土地，然後以政府名義低價租給失地農民耕種?”

　楊度、章士釗同時搖頭。

　楊度道:“難！很難！非常難！首先，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也是最可寶貴的家庭財產，普通人絕不會輕易出賣土地。俗語有雲:‘休妻賣地，到老不濟。’可見土地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次，就算有人願意賣，我們又能買多少?少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多了，我們也未必能買得起！第三，我們用低地租招徠失地農民的時候，肯定會得罪全國大部分士紳，以後做事便寸步難行了。”

　孫元起心裡暗暗想道:怪不得叫“土地革命”！看來不用暴力革命，還真的無法從地主手中拿走土地。

　當然，孫元起沒有太祖爺那種“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霸氣，也就不敢把所有地富反壞右全都打倒在地，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想了半天，才模模糊糊有個思路:既然無法把土地從地主手中拿走，那何不試著讓地主主動從土地上脫離開來?但具體該如何做，卻一時半會兒也想不出來。

　最後，孫元起說道:“雖然蠲免賦稅、降低田租之策不大可取，但我們總要做點什麽讓普通百姓嘗到甜頭。今天我就獨斷專行一回:四川省明年錢糧全部蠲免，後年減半征收，第三年再足額征繳;陝西、甘肅兩省明、後兩年全部蠲免，第三年足額征收。”

　本來孫元起就是最終決策拍板者，章士釗、楊度只是幫忙出謀劃策，而且蠲免錢糧也無關大計，還能落個好名聲，所以他們見孫元起難得專擅一回，也沒再固執己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