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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文件太多，黎明來臨的時候，三人還是沒能抄寫完畢。

　“智勇同志，恐怕趕在上班前我們抄寫不完。”潘武陽起身，站在窗戶邊看了看外面露出的一抹曙光，焦急地說。

　“是否給康正同志匯報一下，讓楊青林同志在武漢再多等一天?”張智勇建議道。

　“恐怕不行，北平特科那邊有急事，楊青林同志今天必須走。”潘武陽說。

　“那怎麽辦?還有這麽多沒抄寫！”廖素紅看了看還沒抄寫完畢的文件說道。

　“算了，我們不抄寫了，把已經抄寫好的文件，連同沒有抄寫的，一並送給楊青林同志，讓他帶走。”

　潘武陽心一橫，丟下了手中的筆，開始整理著已經抄寫完畢的文件。

　“武陽同志，這樣不好吧，原件你讓楊青林同志帶走，這樣容易出問題，萬一剿總那邊需要這些文件時怎麽辦?”張智勇勸說著。

　“智勇同志，現在這是唯一的辦法，黨的利益最重要，紅軍的命運最重要，剿總這邊萬一問起文件來，我可以搪塞。”

　潘武陽目光堅定地望著張智勇，在心中做出了最終決斷。

　潘武陽吩咐妻子廖素紅，煮了一鍋面條，三人匆匆吃過，潘武陽便帶著抄寫好的文件，以及幾份沒來得急抄寫的文件，去找楊青林去了。

　同楊青林在預定地點接上頭，潘武陽把抄寫完的文件，連同沒來得及抄寫的文件原件一股腦兒交給了楊青林。

　在沒抄寫完的文件中，有一份原件，詳細印有武漢“剿總”所屬部隊番號、兵力、駐地，以及團以上主要軍官姓名等。

　這份文件是武漢“剿總”的核心機密，隻發給“剿總”長官及直屬的各廳、處、組。

　潘武陽手中的這份，是他負責存檔保管的。

　潘武陽知道這份文件的重要性，這份文件，有助於紅軍確切地掌握敵人的兵力和分布情況，只是文件太長，來不及抄寫了。

　也就是這份機密文件，直接導致了潘武陽的暴露和犧牲。

　……

　楊青林離開武漢這天，正是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以北的兩河口，舉行會師大會的時候。

　在兩河口一個叫撫邊的村莊裡，紅軍官兵搭起了一個會場。

　這個偏僻的小村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場景。

　房屋上掛滿了紅旗，草地上搭起了講台，講台四周還用松枝鑲嵌起一道綠色的邊緣，這道綠色，令這個荒涼的小村莊頓時充滿了生機。

　中央和中革軍委的領導們，從小村莊步行了三裡多路，到達一條小路的路口，他們要在這裡迎接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

　幾千名紅軍官兵，在他們的身後列隊完畢。

　驟然間，天上下起了大雨，但所有的人都站在大雨中沒有動。

　大家就這麽等了許久。

　突然有人喊了一聲:“來了！”

　放眼望去，泥濘的小路上，三十多匹高頭大馬，在大雨中飛奔而來，馬背上是全副武裝的紅軍戰士。

　張國燾騎在一匹白色高頭大馬上，在衛兵們的簇擁下從雨霧中出現了。

　這是中國革命史上難以形容的重要時刻。

　紅軍官兵們用力地敲打著鑼鼓，努力地喊著口號。

　在大雨中久候的毛偉人，扯了扯已經濕透了的灰色軍衣，向著那匹白色的高頭大馬緩步地迎了上去。

　大雨中，張國燾的高頭大馬踏起的泥水，幾乎濺了毛偉人一身。

　但是，當張國燾看見了毛偉人的時候，他立即飛身下馬，兩個人緊緊地擁抱在了一起，接著手牽著手朝著講台走去。

　在紅軍官兵的歡呼之中，兩個人登上了臨時搭起的講台，講台是從藏族群眾那裡借來的一張桌子。

　毛偉人發表了歡迎詞，張國燾發表了答謝詞。

　隨後，二人說笑著一起往村子裡走。

　並肩行走在路上，毛偉人說:“國燾，我們到達這一帶已經四天了，專門等著你來，我們好商量兩軍會合後的軍事方針。”

　“呵呵，老毛，我從茂縣到這裡，也是騎了三天的馬，一路上多是經過藏族聚居區，山高林密，河流湍急啊。見你們的心情很迫切呀！”

　接下來，張國燾給毛偉人描述了，他來的路上，住過一晚的一所石建的教堂。

　張國燾說:“老毛，你是不知道，這座教堂裡住著一位英國傳教士，特別會享受，教堂除了擁有一個很大的養蜂場和一座精致的小磨房外，這個傳教士竟然還運進來了整箱的蘋果洋酒，供自己享用。”

　毛偉人同張國燾並肩走在一起的瞬間，讓在場的紅軍官兵感觸很深，那個溫暖的時刻給予他們的希望與信心，使他們覺得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犧牲都是值得的！

　接下來，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會議，史稱“兩河口會議”。

　會上，周副主席首先發言，他根據一、四方面軍都已經離開從前的根據地，現在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他闡述了選擇新的根據地的必要條件和今後紅軍的行動原則。

　周副主席強調，新根據地的選擇地域，要有利於紅軍的作戰和生存，而目前紅軍所處的這個地域顯然不符合這個原則，應該選擇向北，向川、陝、甘方向發展。

　周副主席的發言，代表了中央和中革軍委的意見，主要是說給張國燾聽的。

　兩河口會議最後形成的決定是:

　“紅軍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兵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的軍隊，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

　會議結束後，張國燾回到了他在撫邊北端的住處，他的秘書黃超拿來了一份中央出版的《布爾什維克報》。

　黃超小心翼翼地說:“張主席，規定這份報紙，隻給一方面軍的幹部看，不給四方面軍的幹部看。”

　“哦?為什麽?”張國燾感到很是奇怪，隨口問了句。

　“你看看報紙就知道了。”黃超把報紙遞給了張國燾。

　張國燾接過報紙看了看，馬上明白了，為什麽黃超說，隻給紅一方面軍的幹部看了。

　報上刊登的文章，出自宣傳部部長凱豐，標題是《列寧論聯邦》，文章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張國燾提出的組建西北聯邦政府。

　文章說，這樣一個“聯邦政府”在理論上是違背列寧主義的，在組織上是背離中華蘇維埃政府的。

　凱豐的文章被登在《布爾什維克報》上，說明中央領導層意識到張國燾提出的“聯邦政府”即使沒有政治野心，名稱也是令人疑竇叢生的。

　既然建立的是一個蘇維埃政權，那麽按照慣例，為什麽不叫“川康蘇維埃政府”，弄出個不明不白的“聯邦政府”是什麽目的呢?

　成立西北聯邦政府是張國燾的主張。

　凱豐的文章刊登後，張國燾便借機生事，找到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同志，一連提出了6個問題:

　“中央機關報發表凱豐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開關於西北聯邦政府的辯論?

　這篇文章是不是根據中央的決定寫的?

　如果是，為什麽不等我到了撫邊，讓我有機會參加討論之後，再行發表?

　又為什麽我已經到了此地20個小時，還不拿一份報紙給我看?

　難道在中央機關報上可以隨便批評一個政治局委員的政治主張嗎?

　我已公開提到西北聯邦政府這個問題，而其他同志並沒有發表批評的意見，現在卻在機關報上登載出來了。為什麽要這樣做?”手機用戶請瀏覽閱讀，更優質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