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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亞樵處理完同丁香葉之間的感情糾葛，送走丁香葉以後，把親信華英豪、孫鳳鳴召集到一起，商量著如何給戴笠以痛擊。

　“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我們商量一下，是否殺回上海去，戴笠把我們逼到香港這裡來，可他還不罷手，你們說說該怎麽辦?”王亞樵首先開口道。

　“九哥，我認為現在殺回上海還不是時機。”華英豪說。

　“華哥說的對。”孫鳳鳴附和道。

　“照你們二位的意見，我們只有蝸居在香港，等著戴笠來追殺我們?！”王亞樵在華英豪、孫鳳鳴的臉上，來回望了望問道。

　“九哥，前兩天我在尖沙咀那裡，遇到共黨特科負責人安志達，在一起聊了會，不如我們找到安志達，投奔共黨也是個出路。”華英豪建議說。

　“哦?安志達在香港?”王亞樵問。

　“是的，九哥覺得我的這個建議怎麽樣?”

　“英豪啊！不是我王亞樵不願意投奔共黨，只是不給戴笠點顏色看看，我心中咽不下這口氣呀！況且現在共黨不也是被老蔣追得疲於奔命嗎?”

　“九哥，乾脆我和華哥到南京去，把老蔣暗殺了，然後我們再一起投奔共黨！”孫鳳鳴豪氣衝天地說道。

　“想暗殺老蔣，必須要有內應，最近乾社的馮晨怎麽樣了?”王亞樵看起來非常讚同孫鳳鳴的想法。

　“九哥沒看報紙?馮晨受遠東情報局的案子牽連，已經被捕判刑，現在在湖北反省院接受改造。”華英豪說。

　“什麽?馮晨是共黨?”王亞樵問。

　“這個倒不是很清楚，不過，他是共黨也不奇怪。”華英豪說。

　“英豪，你能否聯系上安志達，讓他協助我們，潛回南京，伺機刺殺老蔣怎麽樣?在對付老蔣這方面，我們應該同共黨是一致的。”王亞樵看了看華英豪，做出了決定。

　“九哥，你目標過大，要是去南京的話，還是我同鳳鳴老弟過去，可我們不放心把你和嫂夫人丟在香港。”華英豪說。

　“沒事，你和鳳鳴這幾天準備一下，馬上趕到南京去，最好在民黨召開四屆六中全會時下手！”王亞樵吩咐道。

　“這次我們一定要計劃好，把各種細節都考慮到，爭取一舉成功！”孫鳳鳴說。

　“好，就這樣定下來！”王亞樵一錘定音。

　接下來，三個人又詳細商定了，潛回南京的詳細計劃，采取什麽方法隱蔽身份，用什麽手段刺殺等等細節。

　……

　馮晨在湖北反省院裡的日子過得很是逍遙，他根本不像一個接受反省改造的犯人，倒是像一個反省院的名義院長。

　院長黃金寶，隔三差五地帶著馮晨，在武漢各大酒店裡吃喝玩樂。

　馮晨行動上非常自由，可以讀書，看報，打球，也可以寫作，還可以請假外出辦事。

　黃金寶唯一給馮晨的附加條件是，為反省院當局辦一本名為《改過》的刊物，幫助反省院實施“感化”犯人的教育。

　每個星期，馮晨還會給犯人們講一堂課。

　在給犯人上課的時候，馮晨認真了一名很特別的犯人。

　這名犯人叫張智勇。

　馮晨年齡比張智勇隻大一個多月，認識張智勇時，年輕輕的他竟然骨瘦如柴。

　馮晨一直納悶著，反省院的生活還說得過去呀，這人怎麽瘦成這樣?

　馮晨感到特別好奇，想要弄明白裡面的原委。

　這天給犯人們上完課，馮晨特意把張智勇喊到了一邊。

　“張先生，我想同你聊聊，不知你願意嗎?”馮晨開門見山地問道。

　“有什麽好聊的?可恥的叛徒！”張智勇冷冷地回敬了一句。

　“這麽說來，張先生認識我?”馮晨不氣不惱地接著問道。

　“哼！”

　張智勇冷哼了一聲，轉身離開了。

　越是這樣，馮晨對這個張智勇便越發好奇。

　通過黃金寶，馮晨查閱了張智勇到反省院來的原因。

　這個張智勇幼年讀私塾，1926年在家鄉漢陽縣參加革命，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7年大革命失敗，張智勇中斷與組織聯系。

　翌年，在武昌先後入張楚中學、群化中學讀書。

　1928年2月在湖北省立十二中讀書，接上組織關系，7月轉為正式黨員。

　當年秋季，張智勇考入武昌藝專文科班，並負責武漢青年反帝大同盟的工作。

　1930年2月張智勇又考入湖北鄉村師范，任中共武昌區委宣傳委員、武昌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次年3月畢業赴襄陽任教，秘密從事黨組織的發展工作。

　1931年初，黨組織派張智勇在湖北襄樊縣，開辟鄂西北白區黨的工作。

　4月份，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黨在武漢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主要負責人都撤離了武漢，至使張智勇再度與組織失去聯系。

　然而，張智勇沒有消沉，他毅然離開小學教員的職位，返回武漢，聯絡了30多人，自行組成“武漢左翼青年聯盟”，並在內部宣布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同時，張智勇發起創辦半秘密刊物“江天”，起草“武漢左翼青年聯盟”宣言，四處散發、郵寄，他希望在繼續宣傳革命的同時，通過此種方式尋找到黨組織。

　1932年夏，張智勇終於接到遠在上海的黨中央的通知，命他到上海去接組織關系。

　這次赴滬，張智勇肩負著重新建立武漢黨組織的使命，因此，格外小心。

　抵達上海後，張智勇聽說規定的兩個聯系地點情況複雜，所以沒有貿然接頭。

　他轉而與中共江蘇省委取得了聯系。

　張智勇通過江蘇省委設法轉信給黨中央，讓自己先由江蘇省委恢復組織關系，並根據省委安排，參加上海滬中區委的宣傳工作，負責聯系幾個工廠的工人通訊員，與印刷廠和鐵工廠的黨員接洽。

　1932年9月初，張智勇接到黨中央通知，經短期培訓後，被任命為中共武漢特委委員兼青年團湖北省委書記，返回武漢，主持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指導學生運動。

　返回武漢的張智勇，迅速在湖北發展起一批黨員。

　與此同時，張智勇在武漢建立起多個黨支部，並領導武漢的教員、師范學生，開展了罷課索薪遊行活動。

　正當工作開展的方興未艾，並向農村延伸時，情勢突變，中共武漢特委書記叛變了，張智勇被出賣，遭到民黨當局逮捕。

　被逮捕後，張智勇從看守自己的守衛嘴中，套出了自己被捕的原因，他設法用暗語將消息傳出，讓有關人員及時轉移，防止了黨組織的進一步損失。

　在接受審訊時， 張智勇堅決不承認自己的共黨身份，加上證據不足，沒辦法，當局以共黨嫌疑的身份判處張智勇七年徒刑。

　張智勇經歷過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目睹了大批革命志士在敵人的屠刀下大義凜然，英勇不屈的氣節，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

　在憲兵監獄裡，張智勇同敵人鬥智鬥勇，他利用刑事犯來整治叛徒，參加絕食鬥爭，以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編寫、抄錄詩文，在難友中秘密傳誦。

　最後監獄方實在沒辦法，這才把張智勇送到反省院來。

　這些，是馮晨以後取得張智勇的信任後，張智勇慢慢告訴他的。

　知道張智勇是自己的同志後，馮晨心裡別提有多開心，有種見到家人的感覺。

　雖然張智勇期初對他很冷漠，但馮晨一如既往地接觸、關心他。

　馮晨通過反省院院長黃金寶的關系，讓張智勇得到了一些特別的照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