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後的幾天內，梅思平、高宗武同日本代表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繼續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了多次談判。

　後續的談判，土肥原賢二和平岡龍一均未到場，馮晨自然也沒理由參加。

　雙方經過8天的討價還價，最後達成了所謂的《日華協議記錄》，也叫“重光堂協議”，協議內容為:

　(一)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內蒙為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可以在“防共區”駐兵。

　(二)承認或默認滿洲國。

　(三)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

　(四)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面，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

　(六)恢復和平後，日軍在兩年以內撤軍。

　由於《日華協議記錄》在土肥原的重光堂簽字，所以《日華協議記錄》包括的三個文件統稱《重光堂協議》。

　而這次會談，又稱“重光堂會談”。

　細看《日華協議記錄》，可以發現，它其實沒有什麽新鮮的內容，不過是重複了日本首相廣田弘毅的“和平條件“而已。

　高宗武和梅思平在“重光堂會談”中，同影佐禎昭和今井武夫，所達成的另外一項秘密協議記錄，是有關汪精衛出逃的。

　這項協議中，詳細計劃了，汪精衛宣布下野，脫離蔣介石，然後聯合雲南、四川及廣東將領，在蔣介石勢力以外的地方，另立“國民政府”，並以此取代重慶國民政府，而與日本實現“和平”。

　為此，雙方還擬定了汪精衛今後的行動計劃。

　計劃中包括，汪精衛如何逃跑，如何在境外發表聲明，及日方如何配合，及以日本政府名義發表首相聲明響應等等。

　會談結束後，梅思平把《重光堂協議》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裡，在日本人的秘密護送下，帶回重慶向汪精衛交差。

　高宗武和梅四平離開上海的當天，馮晨通過平岡龍一那裡，知道了協議中汪精衛出逃的計劃，他立即趕回幸福弄堂23號，給安志達做了匯報。

　“志達同志，汪精衛確實準備出逃，怎麽辦?”馮晨問。

　“我們只能把汪精衛出逃計劃的大致內容，先電告延安，你同時要把這個計劃也電告重慶軍統局總部。”安志達回答說。

　“協議內容我沒看到，這個是絕密，我們只能把知道的情況，如實給上級匯報。”馮晨知道的內容，也只是平岡龍一的口述。

　“我考慮著，協議的內容，高宗武和梅思平一定帶在身上，你把電報發給軍統局總部以後，戴笠一定會想辦法，在重慶截獲這份協議。”安志達分析說。

　“不一定，現在蔣介石在湖南長沙部署阻擊日軍，不在重慶，汪精衛又是國民黨的副總裁，只要他沒公開發表聲明投敵，戴笠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和汪精衛作對呀！”

　馮晨很清楚，在汪精衛周圍，有一大批手握實權的人物，這些人只要蔣介石不在，一般人還真拿他們沒辦法。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吧，戴笠如何應對，那是戴笠的事情。”安志達覺得馮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嗯，現在只能這樣辦了。”馮晨點了點頭。

　“大東亞文化研究所什麽時間正式掛牌?”安志達問道。

　“就這兩天，一切都準備就緒了，具體時間平岡龍一還沒定。”馮晨回答說。

　“平岡龍一是不是在等著汪精衛發表聲明，或者說，平岡龍一在選擇一個合適的時間段內，再對外宣布?”安志達很善於聯想。

　“這種可能性很大，平岡龍一有個打算，大東亞文化研究所掛牌以後，首先第一項工作就是鏟除租界內的反日、排日報刊雜志。”馮晨說道。

　“你要借此機會，取得平岡龍一的進一步信任，這份名單你先拿著，這幾家雜志社，最近我先讓他們連篇累牘地揭露日軍暴行，在你行動前，我通知人員撤退，你去搗毀設備。”安志達從身上掏出一份名單，遞給了馮晨。

　“志達同志，我看還是算了吧，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地下組織的財產損失也不是個小數目。”馮晨看了看名單說。

　“為了你能夠深度偽裝下去，這點損失值得，再說了，事後，你也可以想辦法，幫組織上再弄一些設備補回來。”

　“那好吧，我準備大東亞文化研究所掛牌的第二天，來次大的行動，把租界內的軍統和中統所辦的報刊雜志，包括咱們這三家地下雜志社，全部搗毀。”

　“你不提前給王天木透個氣?”安志達有點擔憂。

　“不必要，行動前，我直接給重慶的戴笠匯報，把名單同時發給戴笠，他想保哪家就保哪家，他不表態，我全部查抄。”馮晨回答說。

　馮晨覺得，要是給王天木透氣，恐怕行動就不會收到預期的效果。

　……

　一個星期後，梅思平終於秘密回到了重慶。

　戴笠接到馮晨的電報後，在重慶的大小車站、碼頭，交通要道，都安排了特工人員，密切注意著高宗武和梅思平兩人的行蹤。

　可是，高宗武根本就沒回重慶，狡猾的梅思平巧妙地躲過了戴笠的人，見到了汪精衛。

　汪精衛看到梅思平帶回來的協議後，緊急召集低調俱樂部裡的一夥骨乾們，在一起認真討論研究起來。

　陳公博仔細看了“重光堂協議”後徒然變色說:“汪先生，這份協議書是哪兒來的?蔣委員長他知道嗎?”

　“委員長暫時不知。”周佛海替汪精衛回答說。

　“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且不知！”汪精衛接過周佛海的話說道。

　“汪先生，依公博之見，先生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的，還可能出大亂子。”陳公博聽後不安地說道。

　“公博，你我相處二十年，患難與共，我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樣，非常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有路可走，我汪兆銘是不會離開重慶的，可現在只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

　我離開重慶，那些人如果仍執迷不悟，那我就只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我與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將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

　汪精衛耐心地勸說著陳公博。

　“公博，歷史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複雜，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周佛海也勸著陳公博。

　“你們都統一意見了， 我還有什麽可說的?不過，我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著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

　更何況，這裡面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誠意?此事須得慎重，最好放棄。”

　陳公博仍然堅持著自己的觀點，不過，最後他表態說:“汪先生走到哪裡，公博會跟到哪裡，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著眾人在我面前罵汪先生，我更不願被別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裡的密探。”

　就這樣，經過反覆討論爭吵後，低調俱樂部的這幫人，最終接受了這個協議。

　於是，汪精衛、陳璧君夫婦，按照秘密協議記錄中的方案，開始實施汪派要員分散出逃的計劃:

　12月5日，周佛海以視察宣傳為名先去昆明，陶希聖以講學為名尾隨而至。

　汪精衛夫婦，托詞，12月8日，去昆明、成都演講，離開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