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此情景，崇禎皇帝心中竊喜之余，也趕緊讓褚憲章接替曹化淳開始宣讀另外一份詔書。

　這份關於朝鮮的詔書，卻出乎意料地引起了殿中群臣的一陣騷動，朝臣們知道朝鮮使者來到大明京師的消息，而且還有不少消息靈通的朝臣知道朝鮮使者前來的原因。

　聽到褚憲章宣讀著朝鮮承認原屬朝鮮的鹹境道、平安道兩道土地從今往後屬於大明的時候，跪在殿中的朝臣們紛紛往朝鮮使者的位置上看去。

　不是這些大明的朝臣胳膊肘喜歡往外拐，也不是說他們看到大明佔領更多土地他們就不高興，他們喜歡質疑或者反對皇帝，不過是出於一種由來已久的不信任。

　他們不相信沒有他們的參與，皇帝能夠治理好天下，不相信沒有他們的出謀劃策，皇帝能夠擺脫某些小人的左右，而公正地處理天下事務。

　包括對於朝鮮這樣的事情，他們也不相信沒有經過朝廷大臣充分的議論，最終達成一致，皇帝能夠躲在深宮之中把事情辦好，而不給大明帶來麻煩或者招致災難。

　誰也說不清楚，這種皇帝與大臣之間的不信任，到底是什麽時候形成的，但是自從正德皇帝以後，大明的君臣關系就變得十分的奇怪。

　當皇帝的，不信任大臣會為了皇家的利益考慮，而做大臣的也不信任皇帝會為了大明的利益考慮。

　雖然這種關系非常的奇怪，並且對所有人都是極其不利，但是這種彼此懷疑、互不信任的關系卻一直存在著，直到明朝滅亡。

　褚憲章很快就宣讀完了本來就不長的關於朝鮮的旨意，跪在殿中的大臣們雖然滿臉狐疑、面面相覷，但是並沒有人站出來說話。

　接下來，來自朝鮮的三位使者，十分平靜地站了出來，上前跪倒，領旨謝恩，這個場面更讓殿中諸多大臣目瞪口呆。

　不過，此時此刻能夠跪在皇極殿中的大臣，都不是什麽冒失鬼，看看一臉平靜的內閣諸臣，再看看一臉感恩顏色的朝鮮使者，大殿中的文武百官，也很快沒了議論之聲。

　朝鮮國的三位使者都領旨謝恩了，他們作為大明的臣子還能說什麽呢?

　因為不管怎麽說，大明朝能夠開疆拓土，都是一件難得的喜事啊！

　再接下來，就是另一位新近歸來的司禮監秉筆太監高時明，出來宣讀皇帝的賞賜詔書了。

　崇禎皇帝再一次從內帑之中拿出二百萬銀元，在京的朝臣、勳貴、親軍、近衛，以及不在京的九邊將士，有功的、無功的，該封賞的全都一一封賞到位了。

　而那些非詔獄定罪的囚犯，願意接受赦免的，這一次也詔準根據罪行的輕重，由刑部和各按察使司加以不同程度的赦免。

　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如今這位崇禎皇帝的大赦天下囚犯，並不是無條件的赦免，而是把關押起來的囚犯，變成朝廷官辦礦場內的苦力，或者是根據罪行的輕重分等，然後按照路程的遠近，流放到安東、瀛洲和東番。

　等到所有的元旦詔書宣讀完畢之後，按照慣例，百官上表，為皇帝恭賀新春，而來自塞北草原的部落使節，以及來自朝鮮的使者，也都呈上了自己的賀表。

　等到這些賀表都一一宣讀完畢，時間已經過了巳時，殿內殿外跪著的大明臣子們，多數都已經是兩腿發麻了，而事先沒有暗藏食物的官員們更是又累又餓，跪得兩眼發黑，隻盼著能早點結束，回家過年。

　還好，等到所有的程序走完之後，內閣閣臣們代替天子祭祀天地、祖宗、山川、社稷的那些海量的祭品，也都由錦衣衛指揮著五城兵馬司的人員，集中運送到了午門外。

　一起運送到午門外等候群臣的，還有皇帝在大朝會上剛剛承諾的賞賜，也就是一摞摞的崇禎銀元，還有一匹匹上好的蘇州絲綢和松江棉布。

　到了巳時三刻，大明群臣們終於熬到了崇禎二年元旦大朝會的結束時刻，又一次在禮部官員和羽林衛殿前司的指引下，按照之前排定的順序，魚貫而出，來到午門外的廣場上，跟據官品職務的大小，多少不等地領取了賞賜，分到了朝廷的祭品。

　內閣閣員和軍機大臣們的賞賜，當然不需要到午門外的廣場上去領取，一人一千枚嶄新的崇禎銀元，一人十匹上好的絲綢和棉布，早已備好放到了每個閣臣的值房中。

　當所有大臣、使節都離開之後，崇禎皇帝也給身邊的禦前侍從武官們，發放了過年的賞賜，並給他們放了個大假，願意回家的就回家，不願意回家的發雙餉，好好地過上一個年節。

　包括那些在在京的西洋傳教士，不管是已經在大明京師各個衙門裡任職的泰西諸夷，還是在遼東軍前效力的紅毛鬼子，也全都在賞賜之列。

　這個年代裡，西方的耶穌會傳教士和退役軍官士卒，以及泰西工匠技師，在大明發揮的作用十分重要。

　甚至可以說，他們在大明重整軍備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

　在這些人的心中沒有多少祖國的概念，對於耶穌會傳教士來說，他們的一生是獻給上帝的，為了在中國推廣他們的傳教事業，他們很願意為大明的朝廷服務，將他們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術傳授給中國人，主觀上雖然是為了傳教，但客觀上卻起到了促進中國技術進步的效果。

　而那些懷揣著發財夢想，前來東方闖蕩冒險的冒險家們，主要是由一些退役的軍官士兵和遠洋水手們構成，這些人即使在他們的本國，也是生活在法律的邊緣地帶，根本沒有什麽祖國的概念，只要多給賞賜，厚給餉銀，他們就會毫無保留地將自己掌握的技術，交給那個時代的大明士卒和工匠。

　而當時明朝的統治階層，上到皇帝，下到士大夫們，也還沒有如同後世滿清那樣形成閉目塞聽的臭毛病，他們對於西方先進的知識和技術，都懷抱著一種開放的心態，能吸收的一概吸收。

　遠的不說，就說性格執拗、脾氣古怪的嘉靖皇帝，他在湖北的內陸地區長大，後來又一直身居大內，要說他有多麽高遠開闊的全球視野，那是純粹的瞎掰。

　但就是這樣一個皇帝，聽說來往於大明東南沿海的葡萄牙人商船之上，擁有比大明更加強大的火炮之後，立刻就下令廣東巡撫想辦法搞過來幾門進行研製、拆解和仿造，這就是大明佛朗機炮的來歷。

　這樣的佛朗機炮，一共仿造了九萬余門，遍布於大明沿海衛所和水師戰船，後來更是推廣到了九邊沿線。

　即便是天啟皇帝這樣一個生在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書都沒有讀過幾天的皇帝，聽說西方人又有了威力更大的紅夷大炮，也很快就同意派人前去采購，然後部署在了京師和遼東前線。

　袁崇煥之所以能夠在寧遠屢次建功，沒有天啟皇帝下令購買的紅夷大炮，他再有本事，也很難在凶險的遼東前線建功立業。

　而當時西洋傳教士和葡萄牙籍退役軍官在大明軍中生活戰鬥的人數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有幾百個之多。

　如果沒有一個開放的心態，這種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

　這是明朝皇帝與滿清皇帝之間最大的區別之一，是不是真的把腳下的土地當成是自己的家園，是不是真的把華夏民族的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面，比較一下，就一清二楚了。

　滿清的皇帝之所以沒有這種開放的心態，是因為他們不是漢人，至少他們是有私心，他們把自己滿族人利益凌駕於整個華夏民族的根本利益至上，不光是以整個天下供奉一人， 而且是以整個中華供奉一族。

　正因為他們有這樣的私心在作祟，所以他們害怕文明的進步，特別是軍事技術的進步，擔心新式槍炮火器技術的推廣和普及，威脅到他們所謂的治國根本，即八旗子弟的騎射本領。

　就連後世被吹捧的神乎其神的康熙，自己都說，騎射乃滿洲根本。

　他自己找了一幫子西洋傳教士，又是學數學，又是地理，又是學外語的，他能不知道這些東西對華夏民族的好處?

　他能不知道這些東西會讓中國繼續前進，從而可以與泰西殖民列強並駕齊驅?

　他當然知道。

　但他不是去傳播，去推廣，相反，他選了的控制，選擇了封鎖，選擇了禁毀。

　因為他擔心，這些東西會危機滿洲人對中國的統治。

　而這一點正是後世華夏民族屈辱和悲劇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