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積極的戰爭準備，以及南宋君臣的“戰略配合”，公元1267年忽必烈終於感到，征伐南宋的時機到了。於是，其一邊遣使前往南宋討要當年賈似道許諾的“割讓兩淮，稱臣納貢”的政治承諾，並正式明確要求南宋當局交出被扣押多年的蒙古官員郝經，向南宋興師問罪。而同時，這一年劉整提出了“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唾手可下也”的戰略構想，於是忽必烈命隨即采納，並命蒙古大將“阿術”為都元帥，劉整、史天澤、阿裡海牙、劉侃(記住，這個橫掃中東和巴爾乾的漢族將領，也參加了對襄樊的戰略圍攻)等人隨軍起兵，攻打襄陽和樊城。　　而南宋方面，呂文煥被從鄂州調回襄陽，因此這一年的襄陽守將是呂文煥、呂文德兄弟。盡管此事此時呂文煥多次向自己的兄長呂文德如實陳述了蒙古已經實際佔領了襄陽周邊的戰略要津，而且這個時候的呂文德也意識到自己犯下了一個巨大錯誤。根據史料的記載，在晚年的呂文德在最後鬱鬱而終，於公元1269年死於襄陽，而其弟呂文煥代其職，堅守襄陽。

　　縱觀呂文德的一生，“自奮於兵間，周旋三邊，大小百戰”，論戰功，可謂創造了一系列輝煌的戰績，在宋朝抵禦蒙古侵略的過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可謂是南宋抗蒙的中流砥柱。南宋朝廷對其也極為倚重，“列之於三孤，崇之以兩鎮”。]降蒙後的劉整曾言道:“南人惟恃一黑炭團。”亦可見其在南宋軍方的重要地位。

　　但是，呂文德也有非常腐朽的一面，遭到了人們的批判。根據南宋人劉克莊的記錄，理宗淳祐初年，呂文德入京朝見，由趙希靜代理統帥他的軍隊，結果發現呂文德的軍隊“軍無宿儲，萬口藉藉，憤呂掊克”，趙希靜就密參呂文德一本，使呂文德一度受到降職處分。黃震也記載呂文德貪汙軍餉，將朝廷養兵之賦“入為己有”的情況，他對呂文德的評價也很低，稱呂文德是“愚鄙小民，不識字，每佯癡，好無禮士大夫。……甚至初為郡，不肯禮祭先聖，罵其不曾教我識字。……性尤忌切而貪寶。”

　　除了貪汙腐敗和素質低下以外，呂文德更為人詬病的還有阿重用私人和攀附賈似道，尤其是他大量起用自己的族人和同鄉，形成龐大的軍事集團，甚至將家族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黃震說:“沿邊數千裡皆歸其控制，所在將佐列戍，皆俾其親戚私人”，因此，南宋朝廷不得不在依賴他的同時“憂其跋扈，以為王敦、桓玄複生於今日矣”。但由於當時打算法的迫害，邊疆大將皆被殺盡，孟之經、高達剝奪公職貶為庶人之後，在當時的南宋軍界之內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製衡呂文德家族，甚至連賈似道也無法控制，因此晚年的理宗基本已經喪失了對國家軍權和政權的控制

　　除了大量安插任用親信之外，呂文德還愛排擠他人，劉整就是遭呂文德陰謀排擠而降蒙的，給南宋造成了重大損失乃至威脅。雖然呂氏軍事集團在抵抗蒙古侵略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呂文煥投降以後，如多米諾骨牌一般倒向元朝一方，成為導致南宋滅亡的重要因素。因此呂文德培植家族軍事集團不利於南宋的長遠利益。

　　蒙古對襄陽和樊城的戰役從1267年打響，當時為了突破蒙古在萬山、虎頭山、峴山對形成的環形包圍，呂文煥於第二年公元1268年的十一月，從襄陽和樊城調集精兵一萬五千余人，趁夜色準備強行突破蒙軍包圍，結果打敗。次年1269年三月，

南宋將領張世傑率軍與包圍樊城的蒙軍作戰，又被阿術打敗。到了七月，沿江製置使夏貴率軍救援襄陽，遭到蒙古軍與漢軍的聯合伏擊，兵敗虎尾洲。接著蒙古軍在襄、樊四周修城築圍，封鎖漢水，控扼水陸要衝。同時造戰船，練水軍，並屢敗南宋援軍。　　襄樊被困三年，但這個時候賈似道卻還一直對宋度宗封鎖消息，甚至有敢說蒙軍攻宋的就被貶職也有被借故殺掉的。鹹淳六年，李庭芝任京湖安撫製置使，把督師解圍視為當務之急。范文虎致書賈似道，表示自己將兵數萬就能解圍，但希望不聽命於製置司，成功後就能歸功於太師。賈似道就讓范文虎獨領一軍，從中製肘。從此范文虎不受李庭芝節製，只聽命於賈似道，牽製束縛了李庭芝的救援行動。范文虎隻肯用獻媚效忠，而無意用生命效忠，他在蒙古軍隊包圍圈外圍扎營，偶爾截擊一下蒙古的的巡邏部隊，大部分時間都在歡宴享樂。

　　公元1270年春，呂文煥再次出兵襄陽，攻打萬山，蒙軍借機誘敵深入，乘宋軍士氣衰退，蒙將張弘范、李庭反擊，宋軍大敗。九月，宋殿前副都指揮使范文虎率水軍增援襄陽，蒙軍水陸兩軍迎戰，大敗宋軍，范文虎逃歸。根據小作查到的相關資料顯示，這一次范文虎潰敗，導致了南宋在京湖地區的十萬主力野戰軍近乎喪失殆盡，有生力量從此當然無存，從而給京湖地區的長期堅持早了極大的惡果。

　　由於宋軍大軍接連由水陸進犯蒙古位於鹿門山一帶的陸路交通和城塞，因此在公元1270年，根據劉整與阿術的建議，忽必烈命劉整在襄陽附近建立水寨，造戰船，習水軍，以圖進取襄陽。劉整得命，遂造船5000艘，日夜操練水軍，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戰艦500艘，建立起一支頗具規模的水軍，從而以數量優勢，彌補了蒙古不習水戰的戰術上劣勢，為戰略進攻準備了必要條件。

　　而這裡需要說的是，從公元1267年至1270年蒙古對襄陽形成的戰略包圍是圍而不攻，然後“圍點打援。宋蒙最後一次襄陽會戰，前後持續七年之久，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經典“圍點打援”之戰，同時也是持續時間最久的圍點打援戰法，在這1267年到1270年的四年當中，蒙古未對襄陽和樊城發動大規模進攻，而是圍困，很顯然蒙古知道襄陽和樊城兵多糧少，堅持不了多久，所以很早就做好了長期圍困的準備。

　　此1270年後，為了嚴防宋軍走水陸向襄陽輸入物資，蒙古加固了位於鹿門山、白馬山、峴山、虎頭山、萬山的軍事城塞，同時在水面上架起浮橋，兩岸設置了大量的火炮和投石機，對南宋的水軍形成了巨大的威脅。所以，這個時候的南宋已經很難在從水面對襄陽進行之有效的任何增援。

　　但是這個時候的襄陽已經近乎糧絕，城內已經出現了斷糧啃樹皮的跡象，為此呂文煥隻得再次寫信命人潛水出城求救。於是到了1271年，宋將范文虎再次援襄，結果蒙將阿術率諸將迎擊，宋軍戰敗損失戰艦100余艘。這一時期，宋蒙兩軍雖然在襄樊外圍進行了長達3年的爭奪戰，但因蒙軍包圍之勢已經形成，不但南宋援襄未能成功，而且襄樊城中宋軍反包圍的戰鬥也不可能勝利，宋軍隻好困守襄陽，至此襄陽的敗局已經初見端倪。而期間在救援襄陽這件事上，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

　　由於這個襄陽已經被圍數年之久，夏貴、張世傑、范文虎相繼救援未果後，所以當時的禦史李旺就向宰相賈似道進言起用高達，但賈似道卻說:“吾用達，如呂氏何?”而李旺說:“呂氏安，則趙氏危矣！”言下之意就是保住呂氏家族，那麽南宋就得亡國。

　　可是不巧的是呂文煥也聽到了這個傳聞，心裡很不爽。他的一個門客獻計道:“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呂文煥采用了這個計策，抓獲了幾個蒙軍哨騎後就向朝廷報捷。由於呂文煥害怕高達起兵來救之後，找自己算帳，因此就謊稱襄陽已經解圍，從此，襄陽失去了最後的一根救命稻草。而後來高達在京湖全面失守之後，最後以京湖置製使的身份在1275年投降了蒙古，而同年孟珙之子孟之經也投向了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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