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59年至1264年，南宋在賈似道的當權之下，非但沒有利用這五年時間，養精蓄銳加緊戰備，反在全國上下推行“打算法”和“公田法”，給南宋的國家經濟和戰爭潛力帶來了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破壞，這種破壞性之強，很快便顯露出端倪。　　在郝經通使南宋被無端扣押之後，忽必烈先後平定了山東李璮和幼弟阿裡不哥，而這時候忽必烈已經把目光盯再次上了南宋，這個即將傾覆的大廈。現在就只差用手指頭輕輕的捅一下，便可輕易將這個腐朽的王朝徹底變成歷史，而在此之前，蒙古依然需要通過兩國邊境的榷場貿易獲取物資，加緊備戰，同時繼續迷惑南宋當局，從而尋求一個機會，一個類似於點穴的打擊手段。

　　於是公元1263年七月，南宋叛將劉整奉詔入大都，參見忽必烈，並向忽必烈獻策道:“在襄陽城外設置榷場，以掩護蒙古軍事行動。”劉整同時還指出，宋將呂文德“可以利誘”。由於當時宋蒙處於某種非常微妙的和平狀態。

　　需要指出的是自從呂文德救援四川有功，破鄂州之圍亦有大功，因此在賈似道的一手安排下，呂文德從公元1260年開始，一直到公元1269年這十年當中，一直是京湖置製使。因此如果從呂文德身上打開缺口的話，那後果無疑比當初范用吉獻出襄陽城來的更加惡劣。

　　而呂文德這個人劉整拿捏的恰到好處，呂文德確實非常貪財，這種性格和其出身是分不開的。呂文德早年是賣柴碳出身，可為家境貧寒，而且文化素質低下，所以對分毫的利益得失就非常的斤斤計較，因此也就造就了他目光短淺，戰略思維狹隘的性格。而且無疑，歷史注定將由呂文德來改寫。

　　在當時，由於理宗年邁昏聵，成謎酒色，所以南宋的統治階層需要時間繼續吃喝享樂醉生夢死，他們無所謂下邊的老百姓的死活。而蒙古則需要大量的物資，供給軍隊作戰與處理蒙古內部的經濟失調，於是一種雙方高層由此產生了一種默契，一種心照不宣的“和平”方式。

　　雙方在官方未正式簽署和平協議的情況下，恢復了跨國貿易和貨幣結算，同時大量的南宋糧食被輸往蒙古境內。這種情況就有點類似於當前俄羅斯和日本的情況，俄羅斯和日本二戰結束後至今沒有簽署“俄日友好條約”，而“友好條約”在當今國際社會就是雙方結束敵對狀態的直接契約書，所以理論上當前的日本和俄羅斯仍然屬於戰爭狀態，但兩國的經貿和物流卻沒有任何的政治阻礙。而當時宋蒙在公元1259年到1266年之間的狀態就類似於這種尷尬情況。

　　由於劉整曾是孟珙帳下第一流的智勇雙全的猛將，同時在京湖征戰多年，對江湖地區的戰略要津非常熟悉同時，所以他首將目標對準襄樊很顯然輕車熟路，並非完全是針對呂文德的打擊報復，當然不排除有這種意圖。但出於軍事戰略的角度而言，劉整像忽必烈提出此建議，更傾向於軍事目的。

　　之前小作說過“點穴”，確實用“點穴”來形容襄樊的重要性在恰當不過。這裡簡單的了解一下這個襄陽和樊城的戰略價值。

　　首先，襄陽和樊城位於漢江中遊，東西兩面分別為桐柏山、大洪山和秦嶺、大巴山所阻隔，漢江【即漢水】從西北穿過襄陽往南注入長江，而在東北面，唐白河則從南陽盆地注入漢江。為“挾大江以為池，而崇山以為固……南極湖湘，北控關洛，獨霸漢上。”地理條件得天獨厚，自古以來是中國古代軍事地理格局中九大戰略要地之一，乃兵家必爭之地。

　　再者，襄陽位於中國南北分界線“秦嶺諸山脈”的重要缺口上，交通地位極為重要。就陸路交通而言，襄陽在歷史上形成了著名的南襄隘道和荊襄大道，從而構成我國古代南北交通的中線。

　　就水路交通而言，襄陽北部可以通過漢江的支流唐白河通往南陽盆地，南部沿漢江則可以直達江漢平原。在歷史上，襄陽的軍事戰略重要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襄陽是南北方政權謀求統一的基地。當前的宋蒙戰爭，蒙元花費三十八年時間攻下襄陽之後南宋隨即滅忙。

　　二方面，襄陽在動亂時期作為割據叛亂的中心:如安史之亂後，襄陽成為李璘、梁崇義等人起兵割據的中心。

　　故古語有雲“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何言乎重在襄陽也?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並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陽也。

　　在經濟方面，襄陽因交通便利而商業發達“水路流通，轉運無滯”，荊襄大道是南北商人往來的要道，漢江對岸的樊城更是一座以商業功能為主的城市，是漢水流域南北貨物的集散地和轉搬碼頭。

　　說完這地理上的重要性，再單獨說說襄陽獨特的地理環境。襄陽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奇葩的地理位置。襄陽是東、北、南三面環水，僅有西面一條不寬的小道可以通往外界，而且出鬼的是，這三面水還是自然形成的。除去北面緊挨漢水一側外，其東、南兩面這兩道天然形成的護城河平均寬度都超過一百八十米，最寬的地方竟有二百五十米，如此“護城河”恐怕是中國歷史上都難找出第二個來。真要是打起仗敵方想填壕，估計沒一年半載，不死上十幾二十萬人怕是填不滿這“護城河”

　　因為只有西面一條非常窄的陸路通道可抵外界，因此就形成了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天然隘口，襄陽自然成為了攻可進退可守的“萬保險”城池，只要不是犯低級軍事錯誤，很難從正面被強攻攻克。

　　所以要奪取南宋首先就得奪取京湖，而取京湖必先克襄樊。因此忽必烈得劉整建議後，隨即與劉秉忠等人商議，之後不就蒙古便遣使直達襄陽密間呂文德，並贈玉帶一條，同時便提議，宋蒙兩國在襄陽開設榷場，而呂文德當時竟然同意了。同時，也正呂文德是這一決極為愚蠢決策，從此引來了華夏的巨大災難。

　　雖然無從得知當時呂文德處於何種目的同意蒙古在襄陽開設榷場，但蒙古的借口並非完全沒有道理。首先在當時宋蒙之間在兩淮已經開始通商，所以京湖地區早晚也得開設榷場，如此肥厚的油水，何必讓給別人呢。

　　其次，當時蒙古依然在對阿裡不哥作戰，同時窩闊台汗國和金帳汗國對忽必烈稱汗很看不慣，長此以往蒙古內部極可能再次陷入奪取權力的內戰。所以從當時南宋掌權派角度來看，南宋和蒙古的和平應該還有可以維系的時間、空間，因此出於討好蒙古的原因，開設榷場並無不可以。

　　呂文德同意蒙古開設榷場之後，是蒙古又借口“防止盜賊和保護貨物”為由，要求在榷場建築城牆以保護其貨物。而呂文德見蒙古人得寸進尺，感到很不爽，沒有同意。但此時，呂文德的親信陳文彬人建議說:“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於是呂文德同意了，並奏請朝廷開設榷場。於是蒙古人借此機會，在襄樊東南的鹿門山修築土牆，內建堡壘，建立了包圍襄樊的第一個據點。

　　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可能這種“防止盜匪，保護貨物”的借口極為不可思議，讓蒙古軍隊駐扎自己的領土保護所為的貿易路線，這不是腦抽了吧，呂文德沒有吃錯要吧！但小作想說的是，在個人利益面前，國家利益就無足輕重了。在再者，蒙古人講的也不錯，從小作查的資料來看解讀，在當時的京湖地區，盜匪和水寇縱橫，而且賈似道的“打算法”和“公田法”實施之後，讓很多南宋的將官被迫去職，同時大量創造了破產的小資產主和失地農民，這樣一來，這些無業流民，在沒有工作和耕地的情況下，有處於愛國主義者，不得不走上了落草為寇的悲慘境地，成為一方水寇豪強。

　　兩湖地區自古出盜匪水寇，新中國建立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裡，湘匪也是一個重要治安問題，而在當時的湖北同樣也是。像後期的南宋出於被迫無奈，在正規軍、預備役、民兵全部打光的情況下，最後當時的京湖置製使李庭芝隻得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號召那些豪強出來為國家流盡最後一滴血，比較有名的就屬豪強張順、張貴二將，就是當時威震一方的水上豪強，不過最後都戰死在了襄陽。

　　由於南宋方面始終解決不了豪強問題，所以也給蒙古以口實。也許呂文德座上京湖置製使後，就壓根沒打算出兵剿滅盜匪，所以蒙古派兵進駐自己的地盤，興許非但不會給自己帶來麻煩，反而弄不好給盜匪搞的雞犬不寧自己走了也可能。於是，蒙古的生意就開張了，幾乎是一夜之間，不費吹灰之力，蒙古在所有通往襄陽的戰略要津上，修築起了所為的榷場，至於後果可想而知。

　　但是蒙古開工不久，呂文德不是沒有補救的辦法，當時弟呂文煥早就識破這是蒙古的陰謀，兩次捎信向呂文德說明，但被呂文德親吏陳文彬藏匿起來。可見呂文德的親信，這時候已經被蒙古買通了，大量的利益可以讓其出賣主子，出賣國家。狗果然是狗，一根骨頭就可以引誘的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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