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完，朱棣又接著說道:“在經濟上，軍屯的士兵每人分給田地五十畝為一份，配備耕牛、農具，教種植技術，征收租稅。明朝初年每份收稅五石，到洪武三十五年增加到每份十二石。而當今皇上則規定:每份以剩余六石為標準，其余部分平均分為二十份。屯種份地的軍戶自得十份，作為多勞多得的獎勵;六份上繳衛所，除去衛所的修繕、擴建等合理支出外，還由兵部負責征調用以調劑偏遠荒僻的衛所;兩份給予小旗;一份給予總旗;一份給予百戶。”　　周忱小聲嘀咕:“這在經濟上是優惠嗎?低級武官的收入倒是增加了，可普通軍戶的收入恐怕未必抵得上雇農……況且軍戶還要服軍役，怎麽看都不如民戶。”

　　“我朝總兵力達到兩百多萬，若是所有的軍戶都享受優惠，於朝廷就會形成一個極為沉重的負擔，因此只能對軍官給予經濟上的優待。”

　　用物質來激勵官兵的士氣雖說是個好辦法，但是處在朱棣的位置上，他卻必須考慮更多的問題。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用大炮轟開中國國門之前，中央政權最大的敵人一直是北方的遊牧或半遊牧民族。與中原的軍隊不同，遊牧民族的戰士幾乎不需要成本。首先，為了搶劫或是防備被搶劫，遊牧民族的成年男性成員天生就需要熟悉戰鬥技能用來保證家族的生存和延續。在這個前提下，遊牧民族訓練戰士的費用是完全可以忽視的。其次，遊牧民族的首領征召各族戰士時也無需考慮支付薪水，因為，搶劫獲得的戰利品可以替代——顯然，農耕民族想要反過來通過搶劫遊牧民族來激勵戰士的戰鬥yu望卻完全行不通——即便是最訓練有素最有經驗的步兵也不可能追上一個會騎馬的五歲幼童。

　　中央政權的常備軍隊規模實在太大，而且還必須為其支付薪水，若是連普通士兵都支付高額的薪水，朝廷的財政絕對負擔不起。

　　朱棣忍住歎氣的yu望，繼續剛才的話題。

　　“況且，當今皇上打破了低級軍官恩科襲替的制度，能夠極大地刺激士兵的積極性。至於說服軍役的問題，則要從兩個方面來談。”

　　“其一，當今皇上對軍役進行了一些改革，根據具體邊備情況實行‘就近服役’的原則，這便可以避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役者，結果造成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於寒冷，北方之人死於瘴癘。且其衛所去本鄉或萬裡，或七八千裡，路遠艱難，盤纏不得接濟，在途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罪，亦有艱難死於溝壑而不知者，深為可憫’的情況。”

　　“其二，當今皇上又為各衛所劃定防區，並規定:除特殊情況外，小旗以下的軍戶不必出境服軍役。所謂的特殊情況，於內地而言是指縣城被造反叛亂的暴民叛軍攻佔;於邊疆而言，是指狄夷突破我大明邊疆防線，能夠威脅人口超過十萬戶的大縣。也就是說一般情況下，在內地除非本衛所防區內爆發造反叛亂等事，普通軍戶相當於免除了軍役——相對於需要服勞役的民戶而言，軍戶便會形成一種心理優勢。至於說小旗以上的軍戶，既然拿著更多的薪水，那麽擔負更多的責任顯然也說得過去。”

　　說完，朱棣暗思:明初的畝產略低於明末。南方平均畝產超過兩石，北方畝產平均按六鬥計算，

那麽北方的軍戶份地年產應該在三十石左右。保留六石為普通軍戶的基本生存資料，剩余二十四石平均分為二十份。平均算起來，北方的小旗、總旗、百戶便分別能夠額外獲得二十四石、六十石、一百二十石俸祿。相應的，南方的低級軍官則可以獲得更多的收益。就收入而言，大明的低級軍官已經不遜於日本的中低級武士了。　　至於說普通的軍戶，北方軍戶在保留了六石作為基本生活資料之余，平均大約還可以獲得十二石糧食，加起來一共是十八石。明代一個五口之家的溫飽型家庭全年全家房屋、燃料等消耗不計，口糧約為米18石，副食(包括油鹽葷素菜蔬之類)合約7石，衣服布料折合3石，合計需要28石。因此，北方軍戶的生活離溫飽還會有一段距離。但考慮到日本同期的足輕幾乎吃不上大米，那麽普通軍戶至少比日本的足輕要強。更何況，普通軍戶升遷的可能性也遠遠高出日本的足輕。

　　這時，景秀的聲音打斷了朱棣的思考。

　　“普通軍戶的收入即便不如自耕農，但一來基本上不用服役了，二來又因為有升遷的希望，因此便不會想方設法脫離軍籍。反過來，那些身體強壯、精於格鬥的民戶看到軍戶憑自身能力便可成為正六品的百戶，恐怕還會想方設法轉為軍籍。畢竟，正六品的百戶除了一百二十貫的年俸外，還可以額外獲得麾下軍戶屯田生產的糧食。即便是北方，百戶的平均收入也達到了從四品文職官員的俸祿標準……如此一來，軍內習武訓練必然蔚然成風，而軍戶們以自己的身份為傲，軍戶制度也能夠得到保障。”

　　景秀說完後，錢成和周忱均默默咀嚼剛才朱棣和景秀所說的話。半響，錢成心悅誠服地歎道:“當今皇上真乃不世出的聖君令主！”

　　朱棣聽了，頓時有種混身輕飄飄的感覺。

　　後世的研究認為: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一直都比西歐的封建制度更為穩固，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便在於科舉制度。若是歐洲也實行科舉制度，那麽小市民出身的讓.雅克.盧梭多半會想方設法擠上科舉那條路，而不會寫出資本主義發展中裡程碑式的重要文獻——《社會契約論》。反過來，中國的文人騷客們因為眼前有一條擠進社會上層的希望之路，結果一個個都成為中央皇權的擁護者——雖然真正能夠當官的只是極少數。相同的道理，讓軍戶們看到希望，他們便會自覺自願地維護這種制度。

　　所謂“福之禍所依，禍兮福所至”，中國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度太過穩定自然會對資本主義的萌芽造成更多的阻礙。不過，朱棣懷疑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否令社會環境變得有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眾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還是先加強封建中央集權統治再說。

　　談笑之間，眾人偶然抬頭，發現烈士陵園的山門已經隱隱約約地立在遠處的雲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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