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異鄉到異鄉:重訪蕭紅漂泊地哈爾濱市呼蘭區蕭紅故居。一尊漢白玉的蕭紅雕像豎立在院落中央呼蘭河:禁錮與自由的雙重世界在呼蘭，蕭紅故居是十分顯眼的。當年的呼蘭縣如今是哈爾濱下轄的一個區，離主城區有30多公裡。蕭紅故居和紀念館連綴成一片青磚灰瓦的中式合院，外設圍牆和廣場，與北方小城裡平凡的火柴盒樓房拉開距離。一尊漢白玉的蕭紅雕像豎立在院落中央，一手拿著書，一手托腮若有所思，坐在台基上俯視著這個她自20歲逃離後就再沒回來過的家。“蕭紅故居1986年就修複開放了，當時國內作家中還沒什麽人有故居呢。”曾主持修複蕭紅故居的前館長孫延林告訴我們，蕭紅研究一開始是“牆內開花牆外香”，開創者是美國人葛浩文，此人是柳無忌的學生，也算是延續了柳無忌的父親柳亞子與蕭紅在香港的一段知己情誼。葛浩文在1980年來到呼蘭，去了蕭紅以前的家，看到的是個破敗擁擠的大雜院。孫延林還帶一些學者去蕭紅曾就讀的龍王廟小學，跟孩子們互動。“蕭紅姓什麽?”“姓蕭！”孩子們齊刷刷地回答。這讓陪同的人頗為尷尬，但這也成了蕭紅故居修複的契機。如今的蕭紅故居正如《呼蘭河傳》中描述的:“我家住著五間房子，是五間一排的正房，廚房在中間，一齊是玻璃窗子、青磚牆、瓦房間。”孫延林告訴我，他們是力求恢復1908年初建時的原貌的，那時候在師范學堂念書的蕭紅父親張廷舉即將迎娶其母薑玉蘭，張家為迎親新建了五間正房。整個張家大院佔地7125平方米，房屋30多間，主人和仆人分居東西兩個院落。蕭紅文學館館長章海寧告訴我們，這樣的規模在當地只能算是中等地主。因為張家祖輩雖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但主要的家業都在阿城福昌號屯，在呼蘭自立門戶的蕭紅祖父這一支並不十分興旺。章海寧說，張家也並不是一味保守的封建家庭，一個證據是，一進門的堂屋灶台上並沒有張貼灶王爺夫婦的神像。當時，絕大多數人家都要貼這樣一張畫像，兩側還有對聯一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橫批是“一家之主”。這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呼蘭城裡，也算是張廷舉順應維新思潮所掀起的一場不大不小的“文化革命”了。1911年，蕭紅出生在東側第一間房間，祖父遵照族譜給她起名為“張秀環”。據說她出生在端午節，民間認為不吉利，於是她的生日被人為推後了一天。這也讓她自一出生就種下了悲劇性因子，但這種說法並不十分可靠。一個被證實的回憶是，睡前母親要用裹布纏住她的手腳使其安睡，她總是拚命掙扎，一次被來串門的大嬸看到，說:“這小丫頭真厲害，大了準是個‘茬子’！”這間蕭紅出生的屋子裡保留了很多當年的物件。靠窗一張典型的北方大炕，炕上擺放一個小書櫃，一張小炕桌，據說是蕭紅幼時和祖父藏書、寫字用的。炕梢處立一個高抵天花板的被格，分上下兩廂，上面鑲著透明玻璃，不開櫃門也能看見，中間兩扇放著被褥，側面兩扇則是枕頭，每個枕頭頂端都用絲線繡著一個字，分別是“福、壽、禎、祥”。午間的陽光透過炕邊的一排窗戶把屋裡照得亮堂堂的，這些窗戶仍是傳統的上下對開，上扇雕刻著透籠盤腸圖案，下扇中間鑲著一大塊玻璃，周圍一圈則是紙糊的。這些雪白的窗紙曾激起小蕭紅的破壞欲，挨個去捅破。“手指一觸到窗上，那紙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了。破得越多，

自己越得意。”她也因此經歷了耿耿於懷若乾年的第一次心靈傷痛。“有一天祖母看我來了，她拿了一個大針就到窗子外邊去等我去了。我剛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厲害。我就叫起來了。那就是祖母用針刺了我。”曾在黑龍江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的王觀泉向我們講述了這裡讓他難忘的一幕，那是1981年蕭紅誕辰70周年時，他組織了包括蕭軍、舒群、塞克、駱賓基在內的蕭紅老朋友的歷史性會面，大家參觀了未經整修的故居後都出來了，唯蕭軍泣立在蕭紅出生的炕前，老淚縱橫??這情景，立在門口的王觀泉看得清清楚楚。後來舒群告訴他，蕭軍沒有來過呼蘭，他倆同居直到1934年出關，也沒有向呼蘭告別。蕭紅故居裡的菜園，也是蕭紅在她小說裡所說的後花園出了堂屋就是“後花園”，那個在《呼蘭河傳》裡以夢幻般的筆調吟詠著的地方。這裡其實是個菜園子，跨過叢生的荒草，依稀可辨各種尋常北方蔬菜，沿著牆種植的是黃瓜、倭瓜和西葫蘆一類爬蔓的菜，裡面則種著小白菜、小蔥、韭菜等，還有黃煙、苞米等作物。此外，園子裡還栽種著柳樹、榆樹、櫻桃和李子樹，通往正房的斜徑兩側，還有小桃紅、玫瑰花、山丁子樹，給這個季節的滿園綠色點綴著跳躍的紅。在兒時蕭紅的眼睛裡，這裡就是天堂了。那時候，父親常年在外工作，母親照顧剛出生的弟弟，祖母忙於家務，只有她和祖父是兩個“閑人”，於是便樂得結伴了。“祖父一天都在後園裡邊，我也跟著祖父在後園裡邊。祖父戴一個大草帽，我戴一個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鏟地，我也鏟地??”後花園裡的一切似乎都是自由的，蕭紅說起它們來也無拘無束:“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鳥飛了，就像鳥上天了似的。蟲子叫了，就像蟲子在說話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無限的本領，要做什麽，就做什麽。要怎麽樣，就怎麽樣。都是自由的。倭瓜願意爬上架就爬上架，願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黃瓜願意開一個謊花，就開一個謊花，願意結一個黃瓜，就結一個黃瓜。若都不願意，就是一個黃瓜也不結，一朵花也不開，也沒有人問它。玉米願意長多高就長多高，他若願意長上天去，也沒有人管。蝴蝶隨意地飛，一會從牆頭上飛來一對黃蝴蝶，一會又從牆頭上飛走了一個白蝴蝶。”張家院子分東西兩個，東邊的堂屋和後花園歸主人居住，西邊的園子則作為庫房和出租房，粉房、磨坊、養豬房等，中間由一道木圍欄隔開。這道圍欄是階級分界的象征物，即使在仁厚的祖父心裡，這道分界也不可跨越。蕭紅後來曾記述過這麽一件事，她6歲時上街迷了路，被一個好心的車夫拉回家，她貪玩故意蹲在一米多高的車鬥裡，到了家不小心給摔了下來。又氣又急的祖父不由分說打了車夫一個耳光，沒給錢就趕他走了。祖父說:“有錢人家的孩子是不受什麽氣的。”作為家庭權力象征的父親在這方面表現得更為明顯。蕭紅說:“父親對我是沒有好面孔的，對於仆人也是沒有好面孔的，他對於祖父也是沒有好面孔的。因為仆人是窮人，祖父是老人，而我是個小孩子，所以我們這些完全沒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裡。”在蕭紅日後的《呼蘭河傳》裡再現了西院裡這些人物:門洞房裡住著的是王四掌櫃，養豬房裡是豬倌，挨著粉房的小偏房裡是老胡家，把一個好好的小團圓媳婦給折磨死了，居無定所的有二伯，還有住在磨房裡的馮歪嘴子，老婆死了就自己帶剛出生的孩子，給了小說一個“光明的尾巴”。或許因為後來歷經苦難，蕭紅對筆下的這些底層人物飽含深情。她曾對聶紺弩說:“我開始也悲憫我的人物，他們都是自然的奴隸，一切主子的奴隸。但寫來寫去，我的感覺變了。我覺得我不配悲憫他們，恐怕他們倒應該悲憫我呢！悲憫只能從上到下，不能從下到上，也不能施之於同輩之間。我的人物比我高。”1919年，母親死了，後母來了，父親變了，而祖父越來越老了，蕭紅的童年在這一系列變故中終結了。可以說，蕭紅的童年世界是分裂的。空間上，正房是文明和舊制度的象征;後花園是自然和自由的象征。情感上，父母、祖母都對她管束嚴格，只有從祖父那裡，讓她知道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惡之外，還有溫暖和愛。這分裂的兩級，是促使她後來反叛離家的契機。“所以我就向著這‘溫暖’和‘愛’的方面，懷著永恆的憧憬與追求。”蕭紅母親去世的第二年夏天，“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風暴席卷了整個中國，提倡科學民主，反對封建禮教，其中一個呼聲就是興辦女校。這股風氣也傳播到了北國邊陲的呼蘭小城，蕭紅的父親就是當時推動教育革新的主力。當年秋天，呼蘭的一所初小就設立了女生部，校址就在張家北門外的龍王廟內。開天辟地第一回，女孩子可以接受新學教育了，蕭紅就屬於其中的幸運兒。這個龍王廟如今還在，露出拆了一半的屋架。當地人說，上世紀90年代拆了一半，中途突然下了一場暴雨，把拆房人砸傷了。大家都說是龍王發怒，再不敢拆了，逢年過節人們還在供桌上放上一盤水果供奉龍王。廟旁邊新建了一所小學，名字就叫蕭紅小學，《火燒雲》篇章在課本裡保留至今。黑龍江省社科院退休研究員王觀泉曾於1981年蕭紅誕辰70周年時促成了蕭紅老朋友們的再聚首蕭紅第一次離開家鄉呼蘭，是小學畢業後去哈爾濱上中學，這也是一次家庭矛盾大爆發後的結果。父親曾開明地支持她入新式小學，但在她繼續升中學的問題上卻堅決反對。1927年秋天蕭紅突然得以入學，她後來坦承，“那不是什麽人幫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騙術’”。這騙術據說是源於當年一件轟動呼蘭的抗婚事件。蕭紅班的班長田慎如長得漂亮，被呼蘭教育局王錫山看上了，非要娶來當小老婆。田慎如堅決不從，竟然到呼蘭的天主教堂當了修女。這件事對蕭紅的刺激很大，她專門去教堂探視，被修女阻攔在外。但這件事啟發了她，她也聲言如若求學不成，也要去當修女，張廷舉不得不讓步。位於東大街上的天主教堂是一座中間閣樓、兩端塔樓，平面呈拉丁十字形的哥特式建築，教堂前已有100多歲的那棵大樹下正好遮蔭納涼，吸引了不少票友來吹拉彈唱。他們說，呼蘭傳教早在1875年就開始了，後來還發生了轟動一時的焚燒教堂事件，現在的教堂是1908年仿巴黎聖母院重建的。去哈爾濱上學後的蕭紅開闊了視野，對父親再一次試圖通過訂婚主宰她的人生自然不從，不惜出走抗爭。張廷舉一氣之下與她斷絕了父女關系，甚至把她開除了祖籍。有意思的是，我們在蕭紅故居還看到一副張廷舉找人寫的對聯:“惜小女宣傳革命南粵歿去，幸長男抗戰勝利蘇北歸來”。橫批是“革命家庭”。後來張廷舉以“開明士紳”的身份得以善終，也是這個兼容新舊的人物善於變通的結果。蕭紅遠走後回望故鄉呼蘭，這個“最東最北部的小城”並不怎樣繁華，只有兩條大街，一條從南到北，一條從東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上集中了“金銀首飾店、布莊、油鹽店、茶莊、藥店，也有拔牙的洋醫生”，洋醫生的招牌上，“畫著特別大的有量米的鬥那麽大的一排牙齒”。可以說，如今的呼蘭之所以有名，全憑蕭紅的《呼蘭河傳》，因此呼蘭人對小說裡的文字十分敏感。原呼蘭縣史志辦副主任丁鋒一再跟我們強調，《呼蘭河傳》裡的呼蘭和真實的呼蘭不是一回事，呼蘭絕不像小說中那麽愚昧、落後和封閉。丁鋒說，因為松花江向北的支流呼蘭河橫穿小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黑龍江將軍衙門在呼蘭流域設八處哨所，呼蘭河口是其一。當時騎兵乘船在此登岸，望見山體高若煙囪，呼之為“呼蘭”，滿語“煙囪”的意思，此地因此得名。雍正十二年(1734)建城，隨後開辟經由此處的多條水路航線，商業也因此繁盛。因後來中東鐵路繞開了呼蘭，選擇以哈爾濱為中心，才使呼蘭的交通要衝地位開始衰落。城因河而興，也因河而衰。呼蘭天主教堂。蕭紅曾到這裡看望當修女的同學田慎如蕭紅小時候常去的一段是南河沿，離她家不過幾百米。這裡曾經是黑龍江剿匪司令部的南大營所在地，民國時駐軍司令在這裡修建了釣魚台，坐台上可釣魚，看河水在台下流過。丁鋒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呼蘭河改道，河水徑直向南流去，南河沿成為背河，在大水年份與大河連成一片，小水年份則乾涸成水泡子，魚也釣不成了。蕭紅20歲離開家鄉後再沒回來過，十幾年後在文字裡返鄉，以河為小說名，以河水比喻自己的漂泊人生。想起她筆下團圓媳婦的鬼魂，“她變了一隻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地就到橋下來哭。有人問她哭甚麽?她說她要回家。那人若說:明天，我送你回去??那白兔子一聽，拉過自己的大耳朵來，擦擦眼淚，就不見了”。淪陷下的哈爾濱:一個人與一個群體1927年蕭紅到哈爾濱求學，終於從小城呼蘭進入到一個華洋雜處的大都市。據上世紀40年代的《東北地理》所記載，哈爾濱這個由蘆荻產生的漁村，一變而為北滿對外貿易的中心，始於俄國入侵東北之後。尤其是1903年俄國以此為中心修建的中東鐵路通車之後，德、英、法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僑民紛至遝來，建工廠、開商號、立宗教，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俄國人佔哈爾濱總人口的20%之多，而且不少是俄國十月革命後失去權勢的王公貴族，或者是被剝奪了資產的富商巨賈。30年代後，哈爾濱的主權被日本侵佔，但整個社會，仍遍布“俄化”痕跡。致力於蕭紅研究的香港公開大學助理教授陳潔儀認為，當時的哈爾濱，交纏著現代化、都市化與民族苦難的糾結，構成特殊的地域背景。蕭紅文學館館長章海寧今天的哈爾濱，仍保留著鮮明的俄羅斯特征的道路肌理、建築風貌，甚至生活習慣。章海寧告訴我們，中東鐵路開工後，中東鐵路工程局就按照莫斯科的模式，對哈爾濱進行城市建設。以在秦家嶺製高點的尼古拉中央教堂為中心，幾條主路呈放射狀，行政區也以鐵路為分界線涇渭分明，外國人主要盤踞在行政辦公中心南崗區、商業集中的道裡區，中國人則分布在道外區周邊。當時有民諺說:“南崗是天堂，道裡是人間，道外是地獄。”蕭紅考入的“東特女一中”(東省特別區區立第一中學)，就坐落在南崗區郵政街135號。現在，這所學校已經改為“蕭紅中學”，新建的教學樓中庭擺放著蕭紅的塑像。章海寧介紹，所謂東省特別區也是由中東鐵路的修築而形成，沙俄根據《中俄秘約》的有關條款，在鐵路沿線設立管理局，還擁有行政、司法等自治權。1920年中東鐵路工人大罷工勝利後，路務由中國接管，中東鐵路附屬地改為東省特別區，首屆行政長官朱慶瀾，就是“東特女一中”的創辦人。當時的校歌中唱道:“莫道女兒身，亦是國家民，養成簡樸敏捷高尚德，方為一個完全人。”從中可見其現代思想的辦學理念。這樣的一所女校，學費也不是一般人家承擔得起的，蕭紅所在的班上，就有花旗銀行買辦的女兒、督辦的女兒，還有纏過足又放足的大家閨秀。據蕭紅同學沈玉賢回憶，蕭紅那時開始在校報上發表一些散文和詩，用了筆名“悄吟”，她曾對沈玉賢解釋，“悄悄地吟詠嘛”。1928年，日本提出在東北強修“五路”以挺進東三省，各大中城市示威遊行，蕭紅和同學們也上街了。她在10年後寫文章回憶時，仍迷戀那份參與的熱情，又自覺到當時的稚嫩:“凡是我看到的東西，已經都變成了嚴肅的東西，無論馬路上的獅子，還是那已經落了葉子的樹，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喊聲中了。”哈爾濱中央大街。上世紀30年代蕭紅和蕭軍在哈爾濱的大部分生活都圍繞這裡展開中學畢業，蕭紅就逃婚去了北平，做了“出走的娜拉”。據沈玉賢說，蕭紅和她們當時已經在讀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魯迅《傷逝》一類作品了，她們也都慫恿她出走。出走是容易的，但是，娜拉走後怎樣?對於這道易卜生難題，魯迅做了一個著名的演講，說娜拉的面前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寒冷、饑餓和窮困中的蕭紅也注定逃不脫這樣的命運，她回來了。回到家的蕭紅立即被家裡軟禁起來，她再一次找機會逃到哈爾濱，為了“不願意受和我站在兩極端的父親的豢養”，寧願選擇委身未婚夫汪恩甲。而這一次再回哈爾濱，她徹底與家庭決裂了，跨出了獨立生活的第一步。從道裡區跨過鐵路去往道外，明顯感覺到橘黃色系的俄式建築在逐漸減少，道路兩側出現了一些亦中亦西的兩三層高的小樓，帶路的章海寧指點，這些是“中華巴洛克式的”。據說這是20年代一批在道外置地的民族資本家興建的，他們把道裡建築的巴洛克風格的立面搬過來，再添加上蝙蝠、石榴、金蟾、牡丹等中國的傳統吉祥圖案，而且這些房子大都是“前店後廠”，後面的居住和倉儲空間還是中國的四合院式。如今在道外中心區靖宇大街周邊，已經連成一片“中華巴洛克”建築群，這一名詞在招商廣告牌上隨處可見。位於道外十六道街的東興順旅館舊址就是這片建築群裡的一棟。仔細看看，原建築其實隻保留了一個外立面，內部“馬克威商廈”主體高度已經超出了立面，這裡現在是黑龍江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裡面攤位密集，人聲鼎沸。管理人員帶我們繞到二樓一個小小的房間，這是專門保留下來供蕭紅事跡展示的。“一年損失幾百萬租金呢。”管理人員說。據說，當年的東興順旅館規模很大，條件也不錯，實木地板就有一寸厚。193111月，汪恩甲帶著蕭紅住進來，旅館老板與汪家相識，他們住了半年多都是掛單消費，最後欠下食宿費400元。汪恩甲以回家借錢之名離開後就再也沒回來，身懷六甲的蕭紅就成了人質。也是在這裡，她被俠義的蕭軍解救，趁著1932年夏天全城特大洪水的混亂，從二樓唯一一個帶陽台的窗戶下逃了出去。這個窗戶也特意被保留下來，在外牆加了標注。與汪恩甲在東興順旅館的共同生活，蕭紅此後從未提及。而寫於上海的《商市街》，則盡述了“悄吟”與“郎華”――蕭紅與蕭軍在哈爾濱開始新生活的片段。書裡的地標，都圍繞著哈爾濱心臟地帶的中央大街，這條歐化了的大街是“東方莫斯科”哈爾濱的縮影。不過，陳潔儀告訴我，蕭紅筆下的中央地標，目的不是呈現國際都市繁華活潑的一面，而是隱藏其中的貧窮與匱乏，這也凸顯了她對於自己“局外人”身份的失望與失落。尚志大街上的歐羅巴旅館就位於中央大街附近，這裡也是《商市街》裡展開的第一個場景。這家旅館由俄國人經營，裡面也充滿著俄國情調:俄國女茶房、俄國管事、俄語、列巴圈、手風琴??他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住進三樓的一個閣樓間。沒錢租鋪蓋，屋裡的用品幾乎都被女茶房撤走了，此後在歐羅巴旅館的日子困窘重重。原歐羅巴旅館舊址現已用作銀行，有商家在側牆處新開了旅館，仍取“歐羅巴”之名，而且把景觀最好的一個房間命名為“蕭紅房”，內部按民國風格裝修，房價為其他房間的兩倍。後來蕭軍找到工作，他們搬到商市街25於不再是這個城市暫居的過客。商市街是與中央大街垂直的一條小街，當時多為中國工人居住。現已改名為紅霞街，二蕭曾租住的小房子只剩殘垣。從外表看，商市街比歐羅巴旅館更接近人間，“這裡不像旅館那安靜，有狗叫，有雞鳴，有人吵嚷??”但他們的生活仍被饑餓和寒冷籠罩，隻得苦中作樂，學電影上那樣度蜜月，買了五分錢一斤的黑列巴，上面塗上白鹽，還自嘲，“不行，不行，再這樣度蜜月，把人鹹死了”。而蕭紅的內心也依然與外界隔絕，“是個沒有明暗的幽室，人在裡面正像菌類生在不見天日的大樹下，快要朽了，而人不是菌類”。加之30年代哈爾濱日本統治、俄化社會、中國土地的背景，也讓她受到有形無形的壓迫。可以說，哈爾濱初期蕭紅剛剛從鄉村到城市，是她對自己、對世界最迷惑和無所依傍的階段，身份未明，位置未定。通過《國際協報》主編裴馨園，二蕭才逐漸從兩人世界走出來，進入了哈爾濱的一個文化沙龍，以馮詠秋家的“牽牛房”為活動中心。馮詠秋的兒子馮羽目前仍生活在哈爾濱，他拿來一張上世紀30年代的舊報紙給我們看:一人站在牆面爬滿綠葉和牽牛花的平房門口，報紙注釋:“圖為牽牛房，中立者為‘傻牛’馮詠秋。”馮羽告訴我們，爺爺是最早一代留日學生，回國後在外交部工作，家裡有一定的經濟條件。父親馮詠秋曾在南開中學就讀，和端木蕻良是同學，後畢業於北京大學，在《京報》做過記者，向齊白石學過中國畫，後來回到哈爾濱，是有名的左翼名士，業余畫家。他交際廣，家業大，和朋友們組織了一個“冷星社”，就經常到家裡來活動。馮羽分析，當時哈爾濱有開放的環境，很多先進的知識分子來講學，還有敞開的大門――內部的一些雜志、信息都要從中東鐵路中轉。由於這麽一個契合點，成立了很多文化團體，牽牛房就是其一。“這個尚志大街上的俄式木屋是家裡的一處房子，當初爺爺買來時是個白俄獸醫院、老拽牛什麽的，後來種了很多牽牛花，就叫牽牛房了。”馮羽出生時牽牛房就已經不在了。這群人以魯迅為精神領袖，魯迅對牛的讚美成為他們的座右銘。馮詠秋崇尚奉獻精神自稱“傻牛”，還給到牽牛房的朋友一人一個“牛”的綽號，老牛、健牛、黃牛??來個新朋友，大家就會說，“又牽來一頭牛！”“蕭紅寫自己第一次進牽牛房，腳凍得都癢，穿著蕭軍的鞋，鞋帶用電線系著。他們看到仆人買三毛錢的瓜子當零食吃，但當時誰知道他們是在吃瓜子充饑呢?寫兩人買了糖，吃完後比舌頭的顏色，那都是什麽質量的糖啊，掉顏色掉成那樣。所以她完全是草根出來的，在牽牛房遇到了這些人，開闊了眼界。她在這裡唱歌、跳舞，還組織維納斯畫會、星星劇團，後來方未艾就說《國際協報》正好有一個新年增刊，讓她也寫寫，她就寫了第一篇小說《王阿嫂的死》。”馮羽說，蕭紅後期的好多朋友也都是當年在牽牛房聚會過的，“有些她到上海後認識了，一談發現又是曾在牽牛房待過的。包括端木蕻良，和我父親是中學同學，叫我父親大哥哥，讓我父親教他攝影。”馮羽認為，“九一八”是一個契機，給東北造成了苦難，改變了東北人的命運，也改變了一些作家的命運。後來形成了文學史上一個特殊的群體“東北作家群”，就是因為他們在東北親眼目睹了災難，親身感受到做亡國奴的痛苦，在哈爾濱或者沈陽起步，到了以魯迅為中心的上海發表了相關題材的作品，使內地的人知道了東北的生活，就像魯迅在給《八月的鄉村》序裡寫的那樣。馮羽跟這個群體裡的很多人都見過或有過書信交流，如舒群、羅烽、白朗、蕭軍、方未艾、賈植芳，他們也都是牽牛房的常客。羅烽後來跟馮羽說，表面上他們唱歌跳舞，實際上也提供了一個信息交流平台。到牽牛房來的有地下黨，也有民主人士，結構比較複雜。當時誰也不知道誰是地下黨。馮羽告訴我，“九一八”後，牽牛房就比較顯眼了。“舒群去了青島。羅烽和白朗被捕了，他們在保釋後才跑掉。走的時候屋裡拉著窗簾，電燈都沒關，門都沒鎖。倆人挽著胳膊，就好像去松花江邊散步一樣。監視的人以為他們就和平常每天一樣，沒想到那天就跑掉了，打了一個車，到火車站，跑了。”馮羽說，他在1978年見到白朗，她是蕭紅當年最好的朋友，那時已經有點精神失常了。不過她還是第一眼就認出來了，說，“馮詠秋的兒子”。馮羽說，“東北作家群”後來大多境遇坎坷。蕭紅如果不死，也很難想象會怎樣。1934年，蕭紅和蕭軍也要離開哈爾濱去青島了。他們走的時候，馮詠秋給蕭紅畫了一張像，是一張水墨速寫，傳神地表現出一種夢幻的神態。那畫是畫著玩的，但蕭紅一直隨身帶著，那麽顛沛流離，她都帶著。還有幾張在道裡公園的合影，那時候馮詠秋有一處房子在公園裡，他又愛攝影，常幫朋友們拍照。現在公園還在，照片裡的亭子、小橋也都沒變，記載下蕭紅在哈爾濱的“幾個快樂的日子”。蕭紅最後把這些東西都交給了許廣平，現保存在魯迅博物館。馮羽說起來有些哽咽:“後來蕭軍跟我說，這是你爸爸畫的畫。我當時看了也很感動。蕭紅這個人很重感情的，兵荒馬亂中，她還一直在懷念”。上海作家丁言昭曾於上世紀80年代考證了蕭紅在上海的居住地上海:魯迅與青年蕭紅和蕭軍去上海，完全是奔著魯迅去的。因為二蕭給魯迅發出的一封冒昧的去信竟意外得到了回復，他們便奔著一線渺茫的希望去了這個“冒險家的樂園”。而上海，也因為魯迅，讓蕭紅嘗到了立地成名的喜悅。1934～1937年，在上海斷斷續續不到三年時間，蕭紅和蕭軍就換了六個住所。如今再去尋訪，大都面目全非了。前三處都在拉都路上，現在的襄陽南路。曾與蕭軍、塞克、舒群、梅林、黃源等蕭紅故交保持多年交往的丁言昭家就在這一帶，她告訴我，拉都路當年屬法租界，拉都是個旅法華僑的名字，路即以此命名。這條路已經是法租界西南角的邊陲，房屋稀少，夾著荒地、菜園和墳地，路上行人很少，顯得很荒涼。馬路朝西的半邊是煤屑路，東半邊是柏油路，在法租界內行駛的22路公共汽車，俗稱“紅汽車”的，直到1939年才通到這裡。據蕭軍回憶，他們的第一個住處在拉都路北段的一個亭子間，丁言昭尋訪斷定，應該是拉都路283號。這幢房子是居民住宅，沿馬路的鋪面砌上了水泥牆，開著門和窗。二蕭一安頓下來就給魯迅去信，希望見面，魯迅卻建議“暫緩”。他們在這裡隻住了一個月左右，就搬到了拉都路南段的福顯坊，正好在丁言昭外婆家對面，411弄。丁言昭告訴我們，二蕭住的22號，是在弄堂右轉彎的突出一角，屬北邊的最後一排，面積最小，既沒有石庫門，也沒有天井。據當年來探望的梅林回憶:“他們租的房子是新建築的一排磚房子的樓上，有黑暗的樓梯和木窗。我探頭向窗外一看，一排綠色的菜園映入眼簾。”房間很狹小，只能放下一張寫字台和兩張帆布床，蕭紅還用假裝莊嚴的語調開玩笑:“是不是還有點詩意?”蕭紅故居內這間蕭紅出生的屋子裡保留了很多當年的物件這個時候他們已經見到了魯迅，魯迅得知這弄堂裡住著幾家白俄，還專門寫信來提醒:“萬不可跟他們說俄國話，否則怕他們疑心你們是留學生，招出麻煩來。他們之中，以告密為生的人們很不少。”還勸慰說:“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我生在鄉下，住了北京，看慣廣大的土地了，初到上海，真如被裝進鴿子籠一樣，兩三年才習慣。”如今再去尋找，411這個門牌號已淹沒在一片待建工地中。不久他們又搬到351號。“房子大了，我們就請先生來玩??”魯迅一家有一天果然來這裡做客了，讓他們喜出望外。拉都路時期，二蕭還未成名，生活困頓，魯迅就是唯一的光亮。蕭紅說:“我們剛來上海的時候，另外不認識更多的一個人。在冷冷清清的亭子間裡，讀著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著兩個漂泊的靈魂。”蕭軍也回憶，吃過午飯後，趁著冬天中午溫暖的陽光，二人常常要沿著拉都路往南散步，有時用去六枚銅元買得兩包帶糖鹹味花生米，每人一包，放在衣袋裡，邊走，邊讀，邊吃，邊談著。遇到行人車馬稀少時，就把魯迅先生的信掏出來，一人悄聲讀著，另一人靜靜地傾聽，這是他們日常最大的享受了。為什麽魯迅和這兩個貿然投奔的青年走得這麽近?魯迅紀念館館長王錫榮對我們分析，有幾個原因。“首先是魯迅對於青年的態度，總是做著‘願英俊出於中國’的夢。只要是真誠的、向往光明的、跟黑暗抗爭的青年，他態度都很好。前提是必須真誠，他只要發現你不真誠，就拒你於千裡之外了。魯迅對任何新鮮事物、突發事件，哪怕突如其來的打擊、背後射來的暗箭，他第一時間往往是不動聲色的。但是他會看、會思索、會分析，等事情繼續發展，他可能會做出突如其來的反應，其實之前已有積累。他待人接物也是這樣，不會一下子就一見如故。魯迅跟蕭紅他們接觸是1934年，那時候他已經養成了這種先看一看的習慣。但是他對從淪陷區來的遭難的人，第一時間先有一個同情的反應。所以蕭軍、蕭紅寫信向魯迅求援的時候，魯迅的反應是很積極的，第一時間給他們回信了。經過一段時間的書信來往，二蕭見到了魯迅，產生了一種對父親一般的感覺。因為他們雖然年輕，但是遭受了很多打擊和磨難，生活中沒有慈父，都是暴君，在第一次接觸以後，魯迅不僅拿給他們二十塊大洋，還給他們坐電車回去的零錢，那種未曾經歷過的感動就讓他們和魯迅走得特別近。而且他們是東北人，是特別願意把心掏出來給你的那種，這跟南方青年那種書生氣甚至有點矯揉造作是不一樣的。魯迅就喜歡這種坦誠的，他說哪怕你是魑魅魍魎，也把自己的靈魂露出來好。另一個原因當然是二蕭本身的才氣。他們展露出寫作上的才能，魯迅也很快就幫他們出版因為題材的敏感，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和蕭紅的《生死場》都是魯迅以奴隸社的名義私下出版的，還親自出錢、編輯、寫序。魯迅在《生死場》的序言中對蕭紅有指導，讚其“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但也有分辨，指出“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他後來在回答斯諾訪問時，還提到了蕭紅，認為她“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為丁玲的後繼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時間，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時間早得多”。“蕭紅”這個筆名也在《生死場》中第一次使用，取“蕭軍”筆名裡的姓把兩人聯系在一起，而“紅”大約是女性的表示。雖然是非法出版物，但1935年出版的《生死場》很受歡迎。正如許廣平所說，這部小說是“蕭紅女士和上海人初次見面的禮物”。隨後的《商市街》等散文也水到渠成地刊出了。隨著與魯迅一家交往的增多，他們的家搬得離魯迅越來越近。從拉都路搬出後，短暫住過一段薩坡賽路，之後索性搬到了魯迅在施高塔路大陸新村居所附近的北四川路。北四川路，現在的四川北路，一度聚集了比較多的文化人和地下黨人。魯迅來上海後的幾個住處，都沒有離開這一帶。這附近的文化名人聚集效應，王錫榮分析，一方面是因為上世紀20年代的虹口碼頭很多，交通方便，是比較早發展起來的區域。另外，這裡華洋混雜，租界當局和中國政府共管，實際上又是“三不管”。當時很多共產黨人、很多政府的異見分子，在這裡比較有生存空間。還有一個原因，這個地方過來的很多人是留學日本的，像是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也有共同的文化氛圍。比如內山書店，就是一個以魯迅為中心的據點。內山書店舊址位於四川北路2050號，現在一樓是銀行，二樓辟為內山書店陳列室。書店由日僑內山完造夫婦創辦，魯迅與其成為摯友。這裡對於魯迅而言，兼具“書店”和“沙龍”兩種文化空間的特色。王錫榮說，在這裡能夠買到在中國書店裡買不到的書。此外，魯迅這些人出版的書，當局要查禁，但是在外國書店裡賣就不容易查到。魯迅不方便公開自己的地址、姓名，通信、見面，在這裡都比較安全。蕭紅和蕭軍第一次給魯迅寄信就是寄到這裡，第一次和魯迅見面也是在這裡。魯迅的住處離內山書店不遠，就在現山陰路132弄的大陸新村9號。大陸新村1931成，魯迅在1933年攜妻兒搬入，這也是他生前最後的寓所。現在的大陸新村，仍保留著紅磚紅瓦磚木結構的三層新式裡弄舊貌。王錫榮介紹，當時這條路是越界築路，有點變相擴展租界的意思，所以周邊日本人很多。路建成後“一二八”戰爭爆發了，投資建造大陸新村的大陸銀行產生了經濟危機，差點倒閉，就把這處房子全部賣掉或者租掉了。魯迅原來住在北川公寓那邊，就在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的斜對面，戰爭一爆發，內山完造覺得不安全，就幫他以內山書店店員的名義租下這裡，當時的方法是“頂”，就是使用權的轉移，但是還是要付房租。這裡本來是給銀行高級職工建的，獨棟住宅，每層都有衛生間，還有浴缸，設施比較完善。二蕭1936年搬到北四川路後，不用再寫信了，“就每夜飯後必到大陸新村來了，刮風的天，下雨的天，幾乎沒有間斷的時候”。王錫榮告訴我，蕭紅和蕭軍與魯迅的接觸確實比別的東北作家都多，可以說是“入室弟子”。他分析，魯迅接觸人有幾種方式:第一種是在公開場合，如“左聯”的活動、開會這種一般見面;第二種接觸是可以作為朋友的，就是喝喝茶，在內山書店見見面;到家裡來的，其實前前後後也不過十幾個人。而到家裡來的人當中，有一部分是只能在樓下的，這叫“登堂”;真正“入室”的，到他樓上房間裡去過，看到魯迅吃飯、看到魯迅生病的，掰著手指頭都可以數出來:周建人、馮雪峰、胡風、瞿秋白、黃源、周文，其余就是蕭軍和蕭紅了。雖然魯迅家有一棟樓，其實他的活動范圍很小，尤其是生病的時候，樓都不下。二樓的房間，既是工作室，也是臥室，寫字台旁邊就是床，吃飯就在房間裡。王錫榮認為，二蕭都有東北人比較粗放、隨便的一面，不過蕭紅的性格相對內向、憂鬱、細膩，還有點小孩子氣。所以在那麽多魯迅回憶文章中，她是寫得最好的。全是零散的生活細節，幾乎都是旁人看不到，而且寫不出來的。她就根據平時的觀察和從許廣平那裡了解到的，寫得好像是魯迅家裡人一樣。女性筆觸下那種帶感情的白描，特別容易讓人感動。在祖父帶走了童年的“溫暖”和“愛”之後，蕭紅又在魯迅先生這裡找回了。很難分辨蕭紅對魯迅具體是一種什麽樣的感情，應該是弟子、友人、晚輩的感情兼而有之。蕭紅曾經問過魯迅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先生對青年的態度，是父性的，還是母性的?”魯迅回答:“我想，我對青年的態度，是母性的吧！”香港:與藍天碧水永處蕭紅後來選擇去香港，朋友們大多是不理解的。那時候文化界人士有兩大去向:北上，或者南下。1938年前後，東北作家群裡的很多朋友都北上去了延安。而蕭紅剛剛離開蕭軍，與端木蕻良在一起，兩人決定南下武漢，後來又到重慶。這個決定裡或許有躲避蕭軍的因素，也有尋找長久寫作地的想法。丁玲日後十分遺憾她沒來延安:“她或許比較我適於幽美平靜，延安雖不夠作為一個寫作的百年長計之處，然在抗戰中，的確可以使一個人少顧慮日常瑣碎，而策劃較遠大的。並且這裡有一種朝氣，或者會使她能更健康些。”重慶被轟炸後，他們決定直接去香港，希望至少能有一段較長的時間，可以寫出作品來。據端木第二任妻子鍾耀群回憶，端木當時還顧慮內地正熱火朝天地抗戰，去香港是否合適。蕭紅則認為，一個作家的任務，是寫出好作品，這就是對抗戰的貢獻，其他都不重要。所以端木蕻良說，創作，是蕭紅的宗教。蕭紅和端木蕻良1940年到香港，先在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納士佛台找到一間住房，不久搬到不遠處大時代書店隔壁。一年過後，再搬到樂道8號大時代書店二樓。這些地方如今已經被海港城和彌敦道包圍，成為九龍最熱鬧的商業中心，書店早已不在，舊居也被酒店和商廈取代了幾輪。他們的生活如此清貧，以至於從幾步之遙的半島酒店過來探望她的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堅持要她搬去同住。時代書店創辦人周鯨文後來也在回憶文章裡寫:“他們住一間200英尺左右的屋子，中間一個大床，有個書桌，東西放得橫七豎八，還有一個取暖燒水的小火爐。蕭紅就躺在那張又老又破的床上。”此時的香港是個孤島，也像蕭紅自己一樣，踏入了命運的絕境。她在給好友白朗的信裡不再掩飾:“不知為什麽，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鬱，這裡的一切景物都是多麽恬情和幽美，有山，有樹，有漫山遍野的鮮花和婉轉的鳥語，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對著碧澄的海水，常會使人神醉的，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夢想的寫作的佳境嗎?然而呵，如今我卻隻感到寂寞！”無論如何，在香港暫時放下了一張書桌，她也驚人地高產，幾部巔峰之作都是1940月間在香港寫下的，包括《呼蘭河傳》和《馬伯樂》。如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盧瑋鑾所言，“她仿佛早已預知時日無多，要拚盡氣力，發出最後又是最燦爛的光芒”。“如果說《呼蘭河傳》是蕭紅在最南方的香港對最北方故土的一次精神返鄉，那麽長期不為人重視的《馬伯樂》，則是以男權社會為諷刺對象的。”黑龍江省蕭紅研究會副會長葉君告訴我們，《馬伯樂》是受魯迅啟蒙思想影響的一部作品，但啟蒙運動在上世紀20年代批評國民的劣根性，後來沒繼續下去，到了40年代，被批判對象都上戰場了，啟蒙就有些不合時宜了。他認為，《馬伯樂》裡面也有蕭紅對身邊男人的影射，有針對蕭軍的，比如對“作家上戰場”的諷刺;也有針對端木的，特別是馬伯樂身上見著麻煩就想逃避的性格，口頭禪就是“明天該怎麽辦呢”。等到蕭紅不久後因肺病在香港去世，最後在她身邊的端木蕻良就成了眾矢之的。廣州銀河公墓中的蕭紅墓與蕭紅有過交往的人多已不在，但我們意外在香港見到了1948年來港的作家劉以鬯，他一直關注東北作家特別是端木蕻良的文學創作。他已經96歲，仍脊背筆直，步伐穩健，每天在家附近的太子城吃個午飯，之後與老伴分頭在商場裡散步，逛逛感興趣的模型、書籍、文具，看見街景對流、巴士對開的情景仍想構思小說。談起蕭紅和端木，他對具體細節已經記不清，但不斷強調:“文字上我最中意端木，其次是蕭紅，對蕭軍就不太欣賞。”他1975年專門就端木與蕭紅在香港的經過，訪問過當時與他們往來最多的周鯨文。周鯨文說，端木是文人氣質，身體又弱，小時是母親最小的兒子，養成了“嬌”的習性，先天有懦弱的成分。而蕭紅小時沒得到母愛，很年輕就跑出了家，她是具有堅強的性格，而處處又需求支持和愛。這兩人性格湊在一起，都有所需求，而彼此在動蕩的時代，都得不到對方給予的滿足。蕭紅臨死時說:“我將與碧水藍天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她叮囑端木:“要把我埋在大海邊，要面向大海，要用白毯子包著我??”端木到古董店買了兩個花瓶，為安全計，把骨灰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埋在了淺水灣，一部分埋在了她死時所在的聖士提反臨時醫院。香港中區坐車去淺水灣要一小時，從水泥森林到碧水藍天，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淺水灣如今是著名景點，夏天沙灘上有戲水的遊人，鬱鬱蔥蔥的鳳凰木，可以想象這裡是張愛玲《傾城之戀》裡的愛情故事發生地，可作為葬身之地，實在是太寂寞了。其實這裡早已沒有蕭紅骨灰，因為1957年這附近要建大酒店，繁華地容不下一點淒涼人的痕跡，幾個關心她的人幾經辛苦才把小小的半瓶骨灰移到廣州去了。根據香港作家盧瑋鑾的指點，當年端木立的“蕭紅之墓”木牌早已不見，要去找蕭紅的墓地，只能憑當年的一幅舊照片，去找有欄杆的階梯，和一株大鳳凰木，樹下就是曾埋蕭紅的土壤。另一半骨灰，埋在香港大學附近的聖士提反女校，當年的臨時醫院設立處。沿著柏道下來，或者沿著般含道向西走，就是這個恬靜幽美的校園。我來時天色已晚，依稀可見圍牆內綠樹成蔭，兩三個穿著陰丹士林藍旗袍的女學生走出來，讓人恍惚回到了蕭紅的年代。據說，蕭紅就埋在這園中的一棵鳳凰木下。想象夏天鳳凰木下落滿了紅花，正應和著“落紅蕭蕭”的意象。聖士提反女校裡一半骨灰的故事還有個結尾。劉以鬯告訴我，1997年，端木蕻良死後，他的太太鍾耀群曾來拜訪，告訴他端木骨灰處理一事已辦妥。原來她依照端木遺願，捧了他的一半骨灰到香港，撒入聖士提反校園的泥土中，讓他與蕭紅在這裡重聚。而蕭紅的故鄉呼蘭，也一度想把她在廣州的一半骨灰遷回。孫延林告訴我，他在1990年主持修複了蕭紅故居後花園後，總覺得骨灰沒回來是個遺憾，因為“生死場成安樂地，豈應無隙住蕭紅”。於是寫信給當時健在的蕭紅親友，其表弟張秀琢、侄子張抗等都簽字支持。他又專程去北京征求端木蕻良的意見，端木激動得號啕大哭，但也提醒他，遷墓沒那麽簡單。端木拿出了蕭紅的一縷青絲，說是蕭紅死後剪下來留念的，已經珍藏了50吧。之後青絲塚在呼蘭西崗公園修成，但骨灰遷葬卻因種種原因擱淺了。但孫延林心裡一直沒放棄，他說，魂歸故裡是中國人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