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的人自從上學開始，所學到的知識，都在說西方是一個商業社會，商業社會也似乎成了現代社會的代名詞。

確實，西方人的商業文化濃厚，以自由市場，股份製公司為代表的文化，甚至已經被公認為現代化的核心內容。

但顯然商業的出現，要比商業社會要早很多，商業跟農業，遊牧在人類歷史上幾乎是同時出現的。

那麽西方人是什麽時候進入商業社會的呢?很多人不假思索的認為西方自古就是yie1d商業社會，而中國自古是一個農業社會，理論說的還頭頭是道，比如西方自古以來就重視貿易，沒有一個國家離得開貿易。

事實上，西方進入現代社會，最早應該是從荷蘭開始的。學習商業學科的學生，往往會學到16世紀荷蘭船長巴倫支的故事，巴倫支的船擱淺到了北極圈附近的一個島嶼，他們在哪裡度過了一個漫長的冬天，大多數人凍死，可是他們就是沒動客戶委托的貨物，而這些貨物中，還有能救他們性命的火柴和藥品。第二年開春，他們將這些貨物完好無損的運到了客戶手中。

經濟和商業類教材以這個事例說明，在16世紀的荷蘭，已經出現了信托的基礎，荷蘭人已經誠信到可以讓投資人放心的將自己的資產委托給陌生人去經營的程度，於是當然也就有可以放心的將自己的錢交給別人去經營，於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股份製公司，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荷蘭成立了。

這個故事本身是不是真的，有待考證，他確實說明了一個道理。但以朱敬倫的理解，這完全是在扯淡，姑且認為巴倫是的事件是真的，朱敬倫也絕對不相信，16世紀的荷蘭人，全都能做到這種程度。即便到了21世紀，朱敬倫也敢保證，西方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在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都會選擇用藥品救命，人到死的時候，誰還管其他呢。

所以說這只是一個特例，相似的故事你可以在任何文化中找到，比如晉商中流傳許多隔了好多代之後，人家的後人來取回當年祖先存在晉商票號的銀子之類的故事，恐怕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故事都是編出來來宣傳自己的誠信的廣告，荷蘭人的故事恐怕也是這樣。

但是16世紀，荷蘭人確實是一個商業社會不假，整個國家大部分人依靠商業貿易為生，也出現了股份製公司。

英國給鴉片戰爭找的遮羞布，貿易自由權力，也是荷蘭人提出來的。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全世界做生意，遇到的最大挑戰，是當時的兩個海洋霸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業壟斷，他們的商業壟斷有教皇背書的合法性，於是荷蘭人到處宣揚貿易自由理論，認為教皇將全世界分割給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是非法的，他們從古希臘亞裡士多德等哲人的理論中，找到貿易是人的自然權力等依據，為此荷蘭人大肆呼籲他們有權力在西葡兩國的殖民地進行貿易，兩國不能禁止。

荷蘭人顯然是第一個商業社會國家，特征並不是他們對貿易有多麽依賴，沒有貿易就活不下去，而是因為他們的文化就是根植在商業上的，他們提出的思想也都是為商業服務的，商業文化才是一個國家是不是商業社會的決定因素。

大航海時代之後，荷蘭人的商業文化在整個歐洲擴張，歐洲人漸漸接受了貿易自由的理念。貿易自由是一個政治學概念，跟自由貿易不是一回事。貿易自由是一種權力，自由貿易往往指的是英國推廣的低稅率，顧慮貿易的政策狀態。

西方人之所以認為貿易自由是一種權力，

根本原因在於，西方人離不開貿易，他們都是小國，不能生產所有的物質，必須通過交換，所有國家才能夠生存下去，因此荷蘭人提出的這個概念，很容易就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因為他們有這種需求。反觀中國，是一個大帝國，基本上能夠生產滿足自己所需的所有商品，因此客觀上對貿易沒有依賴性，所以即便英國人提出的貿易自由被侵犯，中國人也很難理解他們的理由，覺得完全是不講理，中國人覺得做生意應該是你情我願的事情，我們不願意跟英國做生意，怎麽還侵犯了他們的權力了?

這就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

西最後以西方人的觀念原則制定的國際法中，有一條很重要的法規，叫做自由過境權，尤其是對那些沒有出海口的國家，比如瑞士，他們的商品，以及要運到他們國家的商品，擁有在鄰國的自由過境權，對方不能加以干涉，這顯然就是貿易自由為基礎制定的法律。

不過西方人雖然普遍接受貿易自由權力，可是整個西方文化也是非常複雜的，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是純粹的商業文化國家。

荷蘭人的商業文化，在西北歐一帶傳播的比較徹底，英國、瑞典、丹麥等保留了海盜時期的海洋貿易傳統的國家，更好的接受了商業文化，他們本國的文化，也以商業文化為主，是比較純粹的商業國家。

而在其他歐洲國家，商業文化雖然濃厚，但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是基於商業文化運作的，可以說大多數國家的運作，並不是以商業法則為主，西班牙和葡萄牙甚至法國，他們的封建文化恐怕要強過商業文化，國家運作中，民族和國家主義可能才是最大的運作原則。

普魯士、俄羅斯的封建軍事文化，則遠遠強過他們的商業文化，國家運作主要是基於封建軍事的國家主義來運作，至於商業，只是他們國家運轉的一個因素之一。

中國的商業文化就更弱勢了，盡管大多數時候都是商業達，但是商人始終沒有成為優勢階層，商人的文化也就不是主流，甚至還被人鄙夷。乃至商人自己都接受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賺了錢趕緊去買地耕讀傳家。因此中國社會的運作，自古以來就是根植於農業文化的。

朱敬倫想要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勢必要改變這種現狀，勢必要將國家和社會的運作，更多的基於商業法則。可是他本人，既不想，也不能夠做到完全切割傳統的農業文化。

舉個例子，加入朱敬倫大張旗鼓的宣揚工業化，告訴大家工業才是未來，恐怕他的觀點很快就會被農村的老夫子用口水噴死，繼而動比朱敬倫搞義務教育還強烈的抵製。因此朱敬倫雖然一直在默默的推動工業展，但是絕對不敢說用工業來替代農業的地位，他不敢挑戰農為邦本這個傳統大旗。

而且朱敬倫也不想完全割裂傳統，他始終認為傳統文化中，有一些是很優秀的因素，後世的中國物質上已經大大富足，生產上甚至是世界第一的物質生產國，可是人民的心靈卻極為空洞，造成各種社會道德問題。

如果有傳統文化來約束的話，顯然會好很多，而中國的傳統文化，說白了，就是儒家一直宣傳的那一套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規范。西方人進入現代社會之後，慢慢的回歸了宗教，他們用基督教義中的真善美約束他們的國民道德行為，中國丟失了仁義禮智信的原則，自己都變得無所適從。

這些都是教訓，朱敬倫不可能不吸取，可問題是如何做才能既保留這些傳統文化，又能推廣現代商業文化，或者說讓這些傳統如何嚴絲合縫的嵌入商業的運行法則之中呢。

朱敬倫搜遍了自己的記憶，不得不承認一點，在將傳統和現代結合方面，日本人是東方國家中走的最遠的。

日本文化是從學習中國文化中得來，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認為，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支，是從屬中國文化的一種亞文化，就如同希臘文化之於羅馬文化，英國文化之於美國文化一樣。

當然日本文化有他們自己的特色，也不完全跟中國文化一致，但對中國來說，應該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中國文化中的核心內容很多，各家解釋都不盡然，甚至同一個學派也不相同，但其實大體上都是相似的，儒家說仁義禮智信，或者忠孝仁義是國家的根本，管子說禮義廉恥是國之四維。

這些道德內容，其實不僅僅是一種宣傳口號，而是真真實實的中國社會運行的方式。

因此哪怕後來把孔子批臭了，砸了孔子的神像和祠堂，可是中國人的思想還是跟官方想要模仿的俄國人完全不一樣，因為社會運行的那些看不見的法則是怎不毀的，它無時無刻不再潛移默化的影響著人的行為準則。

日本也一樣，日本文化的核心是一個“忠”字，顯然是從儒家的忠孝仁義的忠字展來的。

古代自不用說，日本幕府時代的武士文化核心就是忠臣，事例可以舉一卡車，一個很著名的事例就是1863年爆的薩英戰爭。

幾個洋人在橫濱郊外碰到了薩摩藩藩主島津久光的儀架，但是不肯按照日本的禮儀退讓到一邊跪在地上恭送大名，結果被薩摩藩的武士砍殺了四人，之後英國軍艦炮轟鹿兒島，跟薩摩藩打了一仗。

薩摩藩打輸了，大名說需要有人負責，要交出幾個人給英國人抵命，結果數以百計的武士報名，他們興高采烈的希望為主子去死，為此最後還需要決鬥來爭奪。

這就是日本人的忠，有些極端的忠誠。

所謂的忠，就是像日本這樣，下級對上級的無條件服從，最後構成複雜的社會關系。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在法律上消滅了武士階層，但是以忠為核心的武士道文化，非但沒有消滅，反而通過後來的義務教育推廣到了全民族，日本軍隊中後來流行的武士道文化，就是從這裡源的。

日本二戰失敗之後，武士道文化看似被消除了，可這只是表象。因為“忠”文化是日本社會運作法則的構成，是不可能被消滅的，但是那時候的日本已經引入了西方的商業文化，在美國的推動下，日本社會變成了一個商業社會。

也就是在那時候，日本的傳統文化開始跟商業社會結合，而且爆出了強大的力量，助推日本走向世界一流。

他們是如何做的?

他們沒有完全按照西方模式見禮一個個獨立的公司，而是維持了過去舊有的一些財閥性質的會社，並且將忠文化灌輸進了商業文化之中。日本公司的員工，對公司極為忠誠，一個人往往一輩子就只服務於一家公司。而且拚盡自己的全力為公司服務，無條件的加班加點，這一點在全世界獨一無二。

同時日本的公司，也不會開除員工，這就是所謂的終身雇傭製。

那麽為什麽日本員工對公司那麽忠誠了，公司還要承諾終身雇傭呢?

這就是社會關系的基本原則，權責對等的體現了。權責對等是一種看不見的法則，也許有人清楚，有人不清楚，但是這種法則一直在暗中揮效力。為什麽每每外敵入侵的時候，最底層的民眾抵抗的熱情不高，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享受到權力，就沒有承擔責任的覺悟，覺得反正誰來了自己都是交稅納糧的命，何苦付出巨大的風險去反抗呢。

日本員工向公司付出了忠誠，公司則通過保護他們的利益作為匯報，反過來員工就更願意忠於公司，權責在下級向上級效忠，上級對下級提供保護中達到了一致，只有權責對等，才能達到平衡，才是可持續的。

也通過這種方式，日本公司將傳統的武士對大名的忠誠，日本軍隊對天皇的忠誠文化，展到了員工對公司忠誠的文化，將傳統的忠文化潛入到了公司這樣的商業組織中，達到了傳統文化和現代商業文化的結合。

那麽中國的未來要如何將傳統與現代，將傳統道德和商業文化相結合呢?

朱敬倫思索了很久，他知道中國社會要比日本社會複雜的多，日本人單一的學習到了中國的忠文化，但中國文化中，可不止是一個忠文化，在社會運轉過程中維系社會關系的文化內容至少有三種，一個是“仁”，一個是“義”，另一個就是“忠”。

所謂的忠，體現的是一種下級對上級的服從，同時通過上級對下級權力的維護得到統一的平衡，這主要是體現在上下級，尤其是緊鄰的上下級之間的。

所謂的義，則主要是在平等地位的社會成員之間生的。

中國有句古話，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靠父母就要聽父母的，而父母則肯定是保護兒女的利益的，雖然中國文化將兒女對父母的忠，稱作孝，其實不過是帶有血緣關系的忠誠罷了，是忠的一個特別情況，同樣的例子還有弟弟對兄長的忠誠服從叫做悌，可以說孝悌都是忠的衍生。

出門靠朋友，朋友之間當然是平等的，不需要服從朋友，無條件聽朋友的。但你依靠了朋友，如何回饋這種幫助呢，所謂朋友之間就應該怎麽怎麽，那是天真的說法，不是社會系統的運行法則，社會系統的權責法則一定講究一個對等。義，就體現在這裡，在你需要幫助的時候，你得到朋友的幫助，你依靠了朋友，平衡這種權責的，則是你將來在朋友需要幫助的時候，一定不能推卸責任，否則人家會說你不仗義，不義氣等等，這就是所謂的義，是一種平等地位之間的權責平衡。

維系中國社會的另一種權責法則，叫做仁。

這個仁往往也是高地位向低地位傳遞的，而且往往生在地位差別懸殊的階層之間，所謂仁，是一種高地位的人對低地位的人的一種惻隱和憐憫之心。比如皇帝跟百姓之間，皇帝如果關愛百姓，就叫做仁君;比如富人對窮人之間，經常救濟窮人，就叫做仁善。

但是仁這種維系社會的權責對等比較松散， 原因是地位差別太大，而且先仁必須先是一種道德層面的惻隱之心，因此往往是用道德層面的權責來回饋的，比如下層對上層的感恩，所謂恩出於上，感之於下，並不強烈的要求下層必須施加同樣的物質回饋，所強調的，不過是一個感恩之心，要求人要懂得感恩等等道德層面的東西。

對比之下，日本主要是用忠文化來維系古代傳統社會的，而中國則主要以仁孝忠義來維系社會關系。

那麽將中國傳統道德融入現代商業體系之中的話會是一種什麽情形呢?

將忠融入商業文化日本人提供了一個范例，無非是員工對公司極度忠誠，公司對員工極力維護，這一點相對來講比較容易。

那麽把仁融入商業體系之中，難道就是要商業組織的上層關心下層利益?

那麽義呢，這種平等地位之間的互助權責，又要通過什麽來體現?平等員工之間的互相幫助，以商業的手段來實現的話，比如建立某種員工互助基金。

朱敬倫自己也想象不到如果以這些原則來重新塑造商業系統會是一個什麽樣子，但是他認為是值得嘗試的。

但有一個問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可以用忠孝仁義來規范，組織與組織，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能不能用這些原則來約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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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張比較枯燥，但我還是費勁筆墨寫下來，因為我覺得很重要，因為這幾張的思想，將是朱敬倫打造工業化的一個基本原則。將決定後半本書的情節展，這也是我個人認真思考過的，大家看看是不是也有點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