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和丹麥人在和伍崇曜的談判很成功，這個時代，英國已經大張旗鼓的開始鼓吹自由貿易理論。 網雖然不是所有國家都接受，但是進口自己絕對劣勢的產品，以及生產本國絕對優勢的產品，這樣的經濟思想已經深入人心，紛紛被各國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

　　 而瑞典和丹麥，甚至完全接受了英國的自由貿易理論，他們跟德國不一樣，他們的市沉小，根本就沒有能力生產所有的東西，因此貿易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必須，他們已經跟英國達成了多種多樣的自由貿易協議，分享了英國的繁榮市場。

　　 現在他們更渴望能打開中國市場，所以當伍崇曜提出，給予他們部分產業免稅，換塞們對中國的茶葉和絲織品的免稅，他們根本就沒有拒絕的理由，因為這兩樣產業，他們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展的，屬於絕對成本劣勢的產品。

　　 最終達成的協議是，廣東給予瑞典的鐵礦、鐵製品，和木材、木製品這兩類瑞典最大的產業免稅，瑞典給予廣東的茶葉、絲織品免稅;廣東給予丹麥農業和畜牧業免稅，丹麥給予廣東的茶葉、絲織品免稅。

　　 這種貿易條約，對兩國來說是巨大的成功，等於打開了廣東兩千多萬人的市場，辦一個舞會慶祝一下是必須的，當然還要邀請朱敬倫等廣東地方官員參加。

　　 瑞典和丹麥兩個小國，位於北歐，都是相當開放的國度，國民開放的風氣，比英國人尤甚，相比德國，這兩個國家才是純粹的北歐海盜的後代，兩國王室那真的是可以追溯到當年的海盜領的。

　　 而英國文化中的開放，其實就源於海盜的殖民，源於盎格魯撒克遜文化，而是英國本土過去的凱爾特人文化。比如英國的普通法體系，所以陪審員判定，基本上跟當年的海盜部落公開審判一樣。

　　 對比不同的文化源流，就可以現，事實上文化越是落後的地區，就顯得越是平等，馬教主的著作中說，是剩余產品的出現，帶來了階級分化，這不是沒有道理的，原始社會最為公平，有了剩余物資，才出現了窮富的差別。

　　 造成這種原因的，第一是物質基礎，擁有更多財富的領，更能將手裡的財富變成力量，比如北歐海盜，雖然個體之間相對平等，但是出海劫掠的時候，戰船和物資都是由領準備，最後劫掠的收獲中，領也要分最大的一份，等到他們結束了劫掠文化，開始定居的時候，擁有物質積累的領就演化成了領主，戰士要麽成為依附領主的騎士，要麽就是奴;第二個原因則是這種落後的劫掠社會中，個體之間的力量差距較小，大家都是拿刀子的，誰敢欺壓誰弄不好就是決鬥，這在農業文明中也是一樣，正統的王朝社會分化出皇權、官僚和士大夫階層，可是梁山好漢們都是兄弟，雖然有座次之別，但終歸要平等的多。

　　 開會共同議事，也是這種社會結構比較扁平的文化的特點，蒙古人有忽裡台大會，西方人演化出了議會，而東方君王則變成了朝堂，在西方議會制度平權之前，議會只是貴族們議事的地方，相比東方式的的朝堂，相當於共同議事中加了一個皇帝的決定權，避免了無謂的爭吵造成的拖延不決。

　　 議會製早期，西方人自己都看不到這種制度的好處，之所以有這種制度，是因為王權實在是壓製不住貴族權力，逼不得已才讓貴族們一起商議，荷蘭共和國建立之後，他們的議會爭吵不斷，多年決定不了一道法案，最後決定請一個國王回來裁決，就是英國的伊麗莎白，可伊麗莎白收的保護費太高，導致荷蘭人承受不住，最後又把她請走了，於是荷蘭人建立了東尤公司，並給予東尤公司相當於國家的權力，讓他們可以鑄幣、組建軍隊和對外宣戰，其實就是為了規避議會體系的低效。

　　 但是幸運的是，從英國開始，議會製走出了早期爭吵不斷的泥潭，不斷的制度化，不斷的優化，走向了現代代議製的道路，中國的朝堂卻幾千年如一日的運作，沒有突破現代文明的那道天花板。

　　 這種情況有專家認為是必然的，有人認為是偶然的，朱敬倫也覺得是必然的，中國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中國人長久的享受著大一統帶來的穩定，也要承擔大一統帶來的低效，畢竟一個沒有競爭對手的集團，產生改變的動機是很小的。

　　 就好像國企在跟民營企業競爭的時候，效率極低，但是卻相對穩定，民營企業動輒幾年間就倒閉了，而國企卻願意投資長期的產業，當然這不包括那些貪腐的國企，以西方國營企業來論的話，一個是低效但穩定，一個是高效卻動蕩。

　　 不止是企業，國家也是這樣，西方國家間的競爭極其慘烈，德意志曾經有四百多個大大小的邦國，英國也分為大大小的貴族領地，這種分裂之下小國的競爭是十分慘烈的，不變革往往意味著死，所以當一個國度出現某種新技術或者新的管理方式的時候，馬上就會被其他國家引進。

　　 啟蒙運動的時候，連俄國這種偏居歐洲最東邊的封閉國家，葉枯琳娜二世也能不斷的和伏爾泰通信，推行歐洲最流行的思想文化和制度。重商主義在意大利出現不到十年，英法等國都開始效仿，之後遍及全歐洲。

　　 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變得強大，法國、普魯士不斷的偷盜英國的技術，最高峰的時候在法國工作的英國技術人員多達幾萬人，而普魯士不斷的排除商業間諜去窺視英國的工廠制度和生產技術，克虜伯之所以能夠生產優質的大炮，跟克虜伯親自跑去英國偷取煉鋼技術是分不開的。

　　 這種和平時期的激烈競爭，促使西方國家飛展，就好像中國戰國時期，面對生死存亡的激烈競爭，各國先後不斷的變法，引入各種流派試圖讓國家強大，諸子百家先後湧現，鼎鼎大名的商鞅變法，也是在秦國被率先變法強大的魏國打的幾乎滅國的情況下才生的，不變就死，你變不變?

　　 歐洲諸國林立，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和文化是他們的不幸，也是他們的幸運，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競爭，促使他們不斷的改變，不斷的進步，最終遠遠的過了穩定安逸的東方世界。

　　 後世中西方文化界都有一個疑問，為什麽中國古代不缺技術，不缺市場，也不缺資本，可是工業革命為什麽沒有在中國生，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競爭，中國是一個嚴重缺乏競爭的國度。

　　 西方不但有英國、法國、西班牙這種民族國家之間的爭霸，還有普魯士、黑森、奧地利這樣的邦國之間的衝突，也有漢堡、呂貝克這樣的自由城市之間的競爭，各種不同的文化和體系放在一個巨大的熔爐中錘煉，最終在英國開啟了工業文明，可以說是一種偶然，也是一種必然。

　　 中國其實也不是沒有機會，如果周邊的國家能夠給中國帶來壓力的話，中國也是有進步的動力的，可是朝鮮、日本和越南等這些國家，還不如中國的，他們始終不斷的在中國汲泉養，而沒有誕生出他們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尤其是日本最為可惜，明明是一個海洋國家，愣是通過學習中國的大6文化，將自己的世界觀轉變為農耕文化了。

　　 假如日本能夠早早的通過消化中國文化，誕生出屬於自己的文化，然後開始向大6衝擊的話，恐怕中國早就變了，就好像英國向歐洲大6的文化衝擊，最終造成了歐洲大6的變革一樣。

　　 但日本沒有成功，中國幾千年來始終在擔任東亞文明中心的角色，只有中國向他們輸出的份，沒有他們反向衝擊的份，中國不進步，東亞就不進步。

　　 指望東亞鄰國給中國壓力，這已經不可能了，所以朱敬倫現在要從外部汲取生存壓力，增強中國社會的競爭。

　　 不過貿然引入英法這樣的巨頭，那就不是引入壓力，而是帶來海嘯了，丹麥和瑞典這樣的小國就很好，引入他們的競爭，不可能給中國帶來生死存亡的衝擊力，卻能適度的給這個太過於穩定的社會帶來一些刺激，逼迫他們開始競爭。

　　 這是文化方面的考量，外交方面的考量則是用他們來給歐洲國家樹立一個標杆，以後英國人和法國人來了也可以這麽辦。

　　 所以朱敬倫很願意給這兩個小國極其優厚的待遇，但提一提利益之外的附加條件，朱敬倫覺得很有必要。

　　 所以在酒會上，他跟瑞典人瓦倫堡提出來:“我想在經濟往來之外，我們雙方還可以進行一些文化上的交流〖確的來說，我希望在人才交流上，雙方用加強聯系。”

　　 瓦倫堡已經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已經在思考自己家族產業造船業將能取得的利益了。

　　 對朱敬倫的提議，他覺得有必要積極回應:“您認為我們該如何加強聯系呢?”

　　 朱敬倫笑道:“我跟貴國的技術顧問的合作協議即將到期了，但我很滿意他們這幾年提供的服務，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留在廣東，不知道我們的協議能夠延長。”

　　 1859年第一批瑞典顧問來到廣東，包括軍事顧問和技術顧問，現在軍事上朱敬倫的部隊已經在技術上不差了，但還不夠完善，軍事是一門大學問，可不僅僅是拿刀子殺人這麽簡單，他還包括一整套軍事管理體系，這些現在還不夠完善。

　　 技術上，兵工廠這幾年始終在進行建設，上個月最後一批工程才收尾，赤灣半島的南山上已經出現了一座佔地兩百多畝的大型工廠，本地技術人員也培養出來了一千人，但還不夠理想，朱敬倫還打算擴大，他的目的是讓這座兵工廠能夠供恿少五萬人的消耗，但現在只能做到最多供應一萬人的武器裝備。

　　 但合同即將到期了，他們是1859年2月後6續到來的，現在已經是1862年2月了，已經6續有人的合同到期，這些人大多數都學會了廣東話，這是用三年時間學習到的知識，這時候讓他們走，不但是朱敬倫的損失，也是對他們才能的極大浪費。

　　 可是瓦倫堡卻抱歉的曳:“這些顧問是我們以私人身份雇傭的，他們如果無意留在廣東，我們並不能強迫他們留下，這一點希望您能原諒。不過如果您還需要軍事和技術方面的顧問的話，我們非持意繼續幫您聘用一些人來。”

　　 朱敬倫歎道:“好吧。他們的事情我們自己解決。不過我希望在教育問題上，能夠得到他們的幫助。我希望貴國能幫助我們聘請一些高素質的自然科學方面的教師，人數在一千人為宜。”

　　 瑞典雖然是一個小國，但從教育上來講，瑞典是歐洲，甚至是世界上第一批消除了文盲的國家，早在1842年，他們就立法通過教育法規，要求每一個基督教區都要保留一所永久性學校，為每一個適齡兒童提供免費教育，而瑞典是一個基督教信仰過95%的國家，因此等於是在1842年就成功完成了95%人口的義務教育立法，通過十多年的努力，瑞典人已經完成了義務教育普及，這比英國完成義務教育更早。

　　 瑞典之所以在5o年代開始快的工業化，跟4o年代教育的普及不無關系，教育為他們的工業展做好了智力上的準備。

　　 後來在1917年，瑞典和俄國幾乎同時由工人政黨開始執政，但是後來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瑞典的工人黨派始終堅持在憲政的基礎上進行改革，而俄國的則變成了大肆破壞法制的執政，這跟兩國執政者文化程度高低不無關系。

　　 但是一千個教師，對於瑞典這樣的小國來說，依然還是很有壓力的。

　　 瓦倫堡覺得，努努力還是能做到的，但他還想提點額外的要求:“一千人很難，不過如果您願意在航運方面給我國提供——”

　　 朱敬倫很不禮貌的打斷他:“商業歸商業，我想貴國已經通過商業談判，得到了遠貴國付出的利益，我們雙方加起來是三千萬人的市場，可這三千萬人中，我們廣東佔了兩千五百多萬人，而貴國只有四百多萬人。教育是文化上的合作，我不希望摻雜任何經濟目的，如果貴國需要的話，我十分樂意向貴國派遣一定人數的學者進行交流。事實上，我們也向其他國家，比如美國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他們十分樂意合作。”

　　 朱敬倫又道:“只是我個人比較肯定瑞典的教育水平。我向如果我國的官員， 和管理人員都能從貴國獲得知識上的幫助的話，對兩國未來的合作，用是有極大幫助的。”

　　 通過教育能影響中國的官員，這點瓦倫堡非常清楚，又聽到朱敬倫還向其他國家提出過同樣的要求，他頓時就有點危機感。

　　 也不提額外的要求了，有些尷尬的表態:“您說的對，我個人非持意效勞！”

　　 大國跟小國的商業談判中，一般都要附加額外的政治要求，小國可就沒有這個權力了。

　　 所以朱敬倫可以向瓦倫堡提教育上的幫助，而瓦倫堡卻不能向朱敬倫提經濟上的要求。

　　 朱敬倫滿意的舉杯:“那就祝我們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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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興之所至寫了大段的論述，所以後面的內容多寫了一些，算是彌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