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如果僅僅是不想因為賣台灣而惹禍上身，他有的是辦法，比如他早早拋出用台灣換取大明不支持太平軍，恐怕早就把太平軍北伐看作頭等大事的滿清文武都不會怎麽激烈的反對。

但是李鴻章沒有第一時間就拋出來這個計劃，而是繞了一圈，將所有的火力都引到他老師的身上，讓大家都以為這個悶虧吃定了的時候，他才提出這個方案，顯然會讓滿清朝臣突然感到事情還沒有那麽壞，會產生一種意外收獲的感覺來。

因此能夠用必然要交出去的台灣換取大明放棄支持太平天國，這無異於一次重大的外交勝利，但是這個勝利，隻屬於李鴻章一人，因為他是在曾國藩和很多大臣都支持放棄台灣的時候，還讓台灣這個棄地發揮出了價值，也就說說別人挨罵，他李鴻章立功。

李鴻章的小伎倆，不是沒人看得出來，左宗棠第一時間就罵他一身匪氣，行事不端，毫無正氣。

但只有左宗棠看出來了嗎。

曾國藩看不出來?

奕欣看不出來?

滿朝文武看不出來?

很多人都看出來了，但是曾國藩沒有說話，奕欣也沒有說話，滿朝文武中的明白人都沒有說話。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就是現在清廷的辦事方法。

如果真的擺明了要陰那麽多官員，反倒是李鴻章自己都不敢幹了，他真的敢陰曾國藩，敢陰沈葆楨等等地方官嗎。

只能說李鴻章明白，這次的事情，就只能這麽辦，他知道他的老師能理解他，他的那些同僚能夠理解他，就是要用那些人頭上的鍋來保李鴻章的位子。

因為曾國藩是罵不倒的，所以曾國藩負責挨罵，李鴻章很能辦事，但他需要平台，所以他得優先保住自己的位子，這樣他們倆人才能一個在朝堂一個在地方，更好的配合。

至於李鴻章所說的向大明提的要求，他有把握大明會答應，因為他已經私下摸清了大明的態度。

所以談判非常順利，大明保證將嚴格保持中立態度，在太平天國和清國的戰爭中，不向任何一方出售武器彈藥。

大明真的能做到嗎，李鴻章並不關心，他關心的是白紙黑字落地的協議，這才是實實在在的成績，至於大明之後偷偷走私，那關他什麽事。反正大明不賣，洋人也會賣。

於是大明跟清廷之間關於台灣問題的爭議，在1875年年初，很快就通過談判解決了，簽完條約，雙方商定了一個移交程序，很快就進行了正式的交割，在西方公使，包括日本公使的見證下，在台北知府衙門升起了大明的國旗，台灣這就算屬於大明了，但其實還有一些後續事務需要處理，比如清廷撤出各地駐軍，召回派遣官員，大明分別去交接，這些實質性的事務，反而引不起觀眾的注意。

大明收回台灣之後，立刻宣布修改台灣的政治架構，按照大明這些年摸索出來的方式，重建台灣的政府機構。從福健、廣東兩地抽調官員奔赴台灣，從福健軍區抽調海陸軍駐扎。

同時將台灣的開發問題提上了日程，在朱敬倫的建議下，整個台灣島，以中部鹿港為中心，鹿港以北的整個台灣島無主荒地，都委托給潘氏同文行開發，鹿港以南所有荒山林地，則委托給伍家怡和行進行開發。官府給出的理由是，這兩家都已經在福健開辟出了廣大的茶園，對於開墾跟福健氣候相近的台灣島他們是最有經驗也最有實力的。

但是這個委任一出，整個大明商界，尤其是茶商們怨氣四溢，他們覺得極為不公。可是官府態度堅決，他們也慢慢體會出了不一樣的味道。

只是他們不知道具體是什麽。別說他們不知道了，就是很多朝中大員都不知道，只有陳芝廷、伍崇曜等少數官員比較清楚，他們很清楚這是皇帝的旨意，而且是皇帝要求他們高度保密的旨意。皇帝需要潘、伍兩家通過開發台灣繼續謀取利益，同時摸索出一套開發這種熱帶、亞熱帶島嶼的方法，至於原因，則是因為太平洋上類似的島嶼實在太多了，大明想要佔有那些地方，就需要有一套完整的開發方案。

可是由政府出面去開發，擔心引起西方列強甚至是美國的過度關注，從而引起大家對太平洋中海島的爭奪，就好像後來德國人進入太平洋後，很快就引發了英法美三國跟德國一起商定瓜分了太平洋。

此事大明的國力還不夠，真的跟那些國家競爭，恐怕能分到的蛋糕不會太大。朱敬倫希望能在引起這些國家的注意之前，能用民間的力量對那些為主的島嶼進行開發。這種民間力量，顯然不可能是一個個分散的小商人，只能是潘家、伍家這樣的巨頭。

伍家非常合適，因為伍崇曜這些年通過親自管理大明勞務輸出公司，在南北美洲就開發了很多土地，移民了數十萬。伍家的財力也足以支持他們進行這種需要長期投入，見效比較慢的項目。潘家也很合適，他們在福健開辟的茶園到不怎麽樣，可是他們有一樣伍家沒有的優勢，那就是航海經驗。

潘仕成不但是一個行商，他主要的身份是一個鹽商，過去手裡就有相當多的鹽船，每年都要從雷州半島一帶的鹽場，將大批的食鹽運送到兩廣各地去。後來開辟了跟太平天國的貿易，他又吃到了第一隻螃蟹，先是用鹽船給太平天國運送食鹽、糧食等物資，後來隨著競爭的劇烈，尤其是洋人加入之後，利用蒸汽輪船的航速優勢搶佔了潘家大量的利益，潘仕成一氣之下購買了大批的蒸汽輪船，也加入了現代化運輸行列，潘家的同文行現在已經是大明數一數二的本土航運商行了。

有潘家的航運能力，加上伍家的開發能力，這才能在萬裡碧濤的太平洋上開辟利益。

這並不是個人的事，而是在為國家爭利益，所以朱敬倫不惜利用國家政權，大力扶持這兩家巨頭，不惜讓他們更有優勢。盡管這會造成很大的不公平，可這對於一個實力有限的後發國家，似乎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後世的日本、台灣和韓國的工業化都選擇了支持財閥這條路，不止是因為這條路有效，還因為這條路恐怕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除了讓潘家和伍家兩地商業家族分割了台灣的利益之外，大明迅速重建了台灣政府，對大部分滿清的建制進行了保留，台灣依然是歸屬福健旗下的一個府，下設各縣依然是縣製，同時還增加了一個縣，就是此次牡丹社事件中的琅嶠十八社地界，為了紀念被日本屠殺殆盡的牡丹社，大明給這個縣就命名為牡丹縣，為台灣最南端一個縣。

用被日本人殺乾淨的一個土著藩社命名該縣，顯然不是大明對這個藩社有多麽同情，只能說明大明不打算讓日本侵犯台灣這件事就這麽算了。

台灣政權移交之後，大明政府立刻邀請了大明以及西洋各國的記者，還有各國公使，包括日本公使前往台灣參觀，參觀的重點就是新建的牡丹縣，名義是邀請大家考察如何在這個新設的生機勃勃的縣進行利益開拓。

但是大明官府的導遊卻讓他們看的是，日本武士在這裡的殺戮痕跡，讓他們看到了一個個被燒為灰燼的土著藩社村落，看到了一個個慘死在日本武士刀下的土著的屍體，這些還不算什麽，當大家看到不止一具被人生生用武士刀劈成兩半的孩子甚至嬰兒的腐爛的屍體時，所有人的臉都變色了，此時日本公使要是還不知道他們惹上了麻煩，他的智商就有問題了。

日本公使當場就向所有人鞠躬致歉， 表示這些事情日本需要進行調查，表示日本是不會允許這種野蠻事件發生的，如果證明真的是某一些日本武士的個人行為，日本政府一定會對這些武士進行懲罰。

其實這個年代，尤其是在東方，這種虐殺嬰孩的事情，並不罕見。洋人的報紙就不止一次的報道過湘軍士兵屠戮嬰孩為樂的事件，但滿清政府對此根本就不在意。日本人卻已經將這種事當成一種恥辱，不是他們心裡認可這種事有多麽可恥，否則抗日戰爭期間的日軍就不會那麽殘忍了，而是因為他們已經有意識的在國際社會上將自己打造成一個西方文明標準下的文明國家，在這點上清政府實在是太后知後覺了，所以甲午戰爭的時候，滿清和日本之間的戰爭就已經被西方人看成是文明國家和野蠻國家之間的戰爭了，而清朝是那個野蠻國家。

日本公使的道歉能不能被國際社會接受尚未可知，但至少他已經開始進行緊急公關了。

美國人李仙得的麻煩才剛剛開始，因為他推動日本侵台，過去由於台灣是清政府的管轄區，所以可以用治外法權將他引渡給美國領事館，可現在台灣歸屬大明了，而且是明清兩國互相聲明和平移交，雙方一致認定台灣府本就是福建省下轄一府，因此本在1864年，明清之間簽訂和平條約的時候，就應該是大明領土了，只是因為後來的原因而耽擱了移交而已。

所以說李仙得陰謀引導日本侵犯的，其實是大明的領土，按照國家法慣例，他適用戰爭罪來定罪。

而這個罪行，大明判決他死刑，一點都不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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