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日過後，諸葛亮便率領著雍州本部兵馬啟程前往江州，對付楊素。

而劉辯則留在了成都，畢竟益州內部還是剛剛平定，他身為皇帝，理應坐鎮中央，居中指揮調度，不宜在親往前線了。

成都也還有許多事情等候他的處理。

平定益州之後，官員的調度問題，畢竟益州的軍政大權，以前一直是由司馬懿和楊素把持。各個地方，軍中，二人的心腹不少，雖然如今益州文武已經投降，劉辯不應該追究他們的責任，但有些人，著實不能大用。

所以平定益州以後，官員調度的問題，便成了第一要務。

其次就是降兵的安置問題，如今天下已定，益州已平，只剩下江東和北方草原未定。待到海晏河清之日，各州自然不會保存如此多的兵力，否則就會造成地方將領擁兵自重的情況。

而益州並不屬於戰略重地，四周並無大敵，只有南蠻，西羌可慮，然並不強大，三五萬兵馬便可鎮壓。因此益州無需保持強大的兵力，而益州屬於盆地，一但所設兵馬過多，反而更容易造成將領擁兵自重。

如今高熲，張任，司馬懿，以及楊素麾下，各路兵馬加起來有十幾萬，這些兵馬無疑是多了。劉辯所做的第二件事，便是裁剪兵員，讓多余的士兵返回家鄉。

治理益州，最重要的還是人才。

這天劉辯召集了幾個在益州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人才，一起商議大事。

張松這個定好了的益州刺史自然在列，除此之外還有法正，黃權等人。

張松，法正，黃權，還有前段時間被張松派去江州的董和，這幾人，乃是益州文臣之中能力最高的。

法正乃是歷史上劉備的謀主，擅長軍謀，奇謀，並且在漢中之戰中，獻計斬殺了夏侯淵，只可惜後來英年早逝，若他尚存，諸葛亮後來應該也不至於積勞成疾。

黃權，名氣較法正可能不大，但他的能力卻也不差法正等人。歷史上夷陵之戰劉備兵敗後，黃權無法回到蜀國，只能投降曹魏。她在曹魏，雖是降臣，但卻一直做到了車騎將軍，鎮南將軍，成為曹丕器重的大臣。

後世電視劇裡裡經常聽過一句話，封賞官員將軍的時候，賞賜開府儀同三司，這個官職，便是從黃權開始的。擁有開府治事的權利，禮儀與三公相同。

法正:武力53，統帥82，智力96，政治94。

黃權:武力76，統帥89，智力94，政治95。

劉辯將這些人召集起來，說道:“諸公皆是益州的俊傑，如今益州初定，急需人才來治理益州，你們的責任猶為重要。但光有你們幾個卻不成，地基壘好了，卻需要一層層的添磚加瓦。

只是益州的軍政大權，一直掌握在司馬懿和楊素手中，朕不熟悉，也不敢輕用，不過朕信得過你們。如今希望你們能給朕推薦認識的人才，在由你們推薦的人才來推薦他們認識的人才，如此逐層下放，所得人才，便都是有德有能的大才，不知你們意下如何?”

三人一聽劉辯將益州的取才之權交給他們，都非常感動，齊聲道:“陛下放心，我等一定為陛下挑選德才兼備的人才，替陛下治理好益州。”

劉辯笑道:“好，除此之外，還可以張貼招賢榜來招攬人才，具體的考核，都由你們負責。不過要切記，唯賢，唯德！”

“諾！”三人拱手領命。

唯才是舉，還是唯賢唯德這兩種用人方法，一直以來都是有爭論的。

歷史上的曹操，就是唯才是舉，而蜀國的諸葛亮，則是唯賢唯德。

曹操的人才，不論出身，有能力就可以得到重用，而蜀國在諸葛亮的治理下，選用人才都是德行唯先。

固然曹操的唯才是舉，為曹魏提供了大量的人才，使其迅速壯大，但也有一個缺點，就是沒忠心可靠的人。

司馬懿就不必說了，後來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當時還有許多曹操留下來的老臣，孫禮，郭淮，還有四朝元老蔣濟，這些人都是曹操提拔重用起來的，可結果怎麽樣?全幫司馬懿去了。

在看蜀國，滅亡之時只有劉禪身邊的平時的親信主張投降，諸葛亮留下來得一乾老臣，全都是死戰不降，甚至薑維在劉禪投降以後，還打算為他復國，惟賢惟德的用人舉措，比之唯才是舉，忠心的人多得多。

如今天下平定，劉辯自然不會在選擇唯才是舉，而是選擇惟賢惟德，德賢在先，才能在後。才能不夠沒關系，有德行就行，一不貪汙，二不腐敗，兢兢業業的治理地方，總比那些有才能得蛀蟲治理的要有政績。

“切記賢德在先啊！”三人拱手離去之前，劉辯深深的看了一眼法正和張松。

二人心下一凜，拱手道:“陛下放心！”

其實這三人之中，劉辯最中意的還是黃權，雖然歷史上他仕三主，但都是逼於無奈， 為人臣子，一向都是兢兢業業。只要投降了，絕對是中心可靠。

反倒是法正和張松二人，性格都有瑕疵。

法正眥睚必報，小肚雞腸，而張松恃才傲物，有些自大，都不如黃權忠厚克制。

不過好在如今天下平定，不是亂世，用這二人也不會出什麽大亂子。

三人走後，劉辯做到了位置上，開始奮筆疾書。

不過一會兒，他便寫好了兩封書信。

劉辯將兩封書信遞給身後侍奉的楊延嗣，道:“這兩封書信，一封送往武當書院，交給荀諶，一封送去洛陽交給謝安，讓他們各調一百學業有成的學子，前來益州為官。”

楊延嗣一聽疑惑道:“陛下你不是讓法正他們三個推薦人才，又發布招賢榜選官嗎?他們還從司隸和荊州調人?”

劉辯回答道:“此三人都是益州人，擇錄的官員，也必定是益州士人，他們雖然忠心可靠，但益州地理位置不同，它與中原道路不通。

朕以後離開了成都，時間一長，益州的這些士人官員相互熟悉，出了錯，就會出現包庇的情況。朕遠在中原，如何知益州之事?所以朕要調集司隸，荊州官員來此，相互平衡製約，有不同派系在，他們就不敢輕易松懈，而是忠心為國，一心為百姓做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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