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擊事件前兩天，徐純合在村裡的這家小賣店買了點東西，給父親上墳。這是村裡人最後一次見到徐純合

村裡人不太記得徐純合的大名，他們叫他“大沒臉”。小時候，年幼的徐純合喜歡在各家各戶蹭吃蹭喝，大夥逗他玩，笑他沒臉。這個綽號一直跟著他到了成年，“大沒臉”不再是好意的玩笑，而意味著遊手好閑、不務正業，以及讓人看低。

“大沒臉”最後一次回鄉是4月30日，給父親上墳。兩天后，他在慶安縣火車站被執勤警察擊斃。

那天既不是清明，也不是徐家父親的忌日。小賣部老板葛豔宗記得，徐純合穿的短袖，背後沾的泥土，“沒準又喝了點酒，躺地上睡過。”他進了門，沒說話，順手從門邊拎了一瓶啤酒，又拿了一根香腸、一個雞腿，8塊錢。徐純合說:“大哥，我沒錢。”

葛豔宗說沒錢算了，也不多，讓他走:“村裡人不愛搭理他。我也不跟他嘮嗑，嘮不到一塊去。你問他在外邊幹了啥吧，啥也沒乾。”

和小時候一樣，徐純合愛在各家串門，東逛逛，西瞅瞅。40多歲了，有時在小賣部買東西碰見人，還會跟對方說“給我買包煙唄”。

“懶”是他留給村裡人的唯一印象。除此之外，他們沒見過徐純合有別的毛病，喝點酒，不偷不搶，買東西賒了帳，事後也都能還清。

徐純合騎了個自行車，順道去了趟表哥呂恆信家。呂的妻子劉子英去年雙目失明，徐純合讓呂別吱聲，悄悄摸到劉跟前，“是不是小死合。”劉子英樂了。徐應和著:“你還聽得出我語聲。”說了一通笑話，便走了。

那是村裡人最後一次見到徐純合。一周後，徐的骨灰被帶回山裡安葬。

通往慶安縣豐收鄉豐滿村的路

他就是“大沒臉”

徐純合出生於慶安縣豐收鄉豐滿村李宮屯，父親在40歲之後生了他，按堂弟的說法，老來得子，因而對他倍加寵愛。

同村人印證了這種說法。但也承認，在徐純合出生以前，家裡已經十分困難。母親權玉順是朝鮮族人，早年帶著兩個女兒改嫁給了徐純合的父親，因為疾病，大女兒早夭。那時權玉順已經像現在這樣腿腳不便，無法下地乾活，而權的父親身體也不好。

徐父去世後，徐純合和母親守著兩間土房和幾畝地，由於太窮，買不起耕種及收割糧食的工具，不久，他便把地承包給別人，賣了兩間土房，連鍋也賣掉，什麽也沒剩地離開了家鄉。

在外打工那幾年，徐純合沒掙到錢。他先後在離家100多裡地的老金溝淘金、在建三江農場打工，也去過他所在的大連金州，以及鐵力市。

在大連金州工作的徐純合堂弟徐純靜曾對媒體說:“沒有文憑和技術，乾的都是出大力氣的活。”比如搬家、卸貨、拉沙子。而徐純合本人“二二乎乎的、腦子簡單”，經常受騙。

在鐵力當地，徐純合認識了現在的妻子李秀芹。他成家時40歲。李秀芹有輕度精神病，離過一次婚，嫌徐沒工作，李家人起初不樂意這樁婚事。在鐵力市，他們生了3個小孩，這使得困窘的生活雪上加霜。

徐純靜說，徐純合曾出過一場車禍，腿部骨折，再也不能做重活。也就是從那時起，徐純合學會了喝酒、抽煙。在鐵力呆了一段時間後，徐純合又回了老家。

村裡人知道的是，“大沒臉”回來了，帶著一個患精神病的妻子、老母親和在鐵力生的3個小孩。離鄉前，他把地包出去、房子賣了，如今雖然回了家鄉，

沒吃、沒住，一無所有。村裡其他外地打工者，平常回鄉時總聚在一塊閑聊，談的多半是在在外做了什麽事、掙了多少錢。但徐純合不一樣，和小時候那樣，帶點親故的，他便跑人家家裡去坐坐，有吃的喝的，也跟著蹭點，但不怎麽聊在外打工的日子。

另一方面，他開始喝酒、抽煙。村裡人說:“他太懶。你要說吧，挑他太大毛病挑不出來，總結一個字全概括，懶。”

有人勸，家裡有老人，3個孩子也不容易，出去找點活乾。徐純合不應聲。徐純合的表嫂劉子英也問過他，合啊，你也不小了，孩子都3個了，你乾點活。

他說:“嫂子，我能幹啥活，我半拉身子不好使，心臟還有點毛病。”他的右腿因車禍行動不便。而右手有毛病，發抖，喝酒時沒法用小酒盅，得拿一個飯碗盛。

打小時候起，徐純合愛在村裡逛，誰叫他都去，誰家做好飯就上誰家吃，“賴皮賴臉的，拿他當小孩耍”，於是徐純合的嫂子給他起了“大沒臉”這個外號。

葛豔宗說，他就是“大沒臉”，“要有臉的人，說話將你兩句，你得去做啊，不然臉上掛不住面。但他沒有臉，所以說，你說不說他不在乎”。

離開老家前，徐純合把家裡的兩間土房以幾百塊的價格賣給了堂兄弟。小賣部老板葛豔宗後來花2千多買了這房子，並裝修一新

乞討是唯一收入來源

至少在5年前，已經有人看見權玉順帶著3個孩子在慶安縣街頭乞討。最初行乞時，孩子一前一後給背著，牽著一個，後來孩子長大了，權玉順在前面走，孩子在後面跟著。權玉順駝著背、一頭白發，扶著小推車艱難地行動，又帶著3個小孩，不少路人被她打動。當地人說，“實在太可憐，在慶安乞討這麽多年，還有人給的，也就她了。”

村裡有一種說法，徐純合是靠一個老人和3個小孩養活的。這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事實，乞討幾乎成為這個六口之家唯一的收入來源。

近幾年，除了慶安本地及大連，權玉順把乞討地點延伸到了北京。在北京，乞討所得明顯增多，也正因此，徐純合曾親自把老人送上去北京的火車。

權玉順去北京三到四次，村裡便去接了三到四次，由於還有3個孩子，往往得兩到三個人才能接回來。據財新報道，因為數次到北京乞討、上訪，權玉順在當地重點穩控的名單中。今年2月，北京晚報曾報道過權玉順上北京乞討的事。去年，《大連晚報》也以“八旬老嫗攜三孫兒來連乞討供養老家酗酒成性懶兒子”為題報道過老人行乞的事。

徐純合在慶安縣城裡住，但不怎麽打理自己，身上有一股味兒，常年乞討的母親權玉順也是，村裡人說，“邋遢”。“其實吧，說句不好聽話，他這把死也挺可憐，有老媽，有仨孩子，但他這人……一天喝得醉醺醺的，躲遠點還來不及。”李宮屯屯長金貴說。

李宮屯屯長金貴

徐純合唯一的辯解來自網上，上網是這個小學沒畢業的農民在外打工所學會的技能之一，但網上的求助卻應者寥寥、收效甚微。

在大連晚報那則報道後，他評論道:你們不傻吧，那我就不用多說了。其實什麽叫要臉，現在我也不知道我還有沒有臉了，我要臉的話我就得餓死六口人，不要臉呢，就這樣了。也有求助，要求不高，說家人“身體不好望大家代禱，還有，有三到五歲孩子的衣服，家裡孩子穿不著的，給郵點”，“徐純合自稱“徐純合兄弟”，更多時候，他在網上轉發一下基督教福音，和網友也沒什麽交流。

最近這幾年，村裡為徐家一家六口提供了低保，分給他民政下發的救濟糧，並給他們租了房。但這並不能解決這一家的生存問題。起初租的房子在張先屯，可老人行乞不便，於是又改在慶安縣城租了房。對這家人，村裡的應對之策是，只在兩會等要緊的日子重點控制，其余的時間，老人家上北京或者上別的地方乞討，他們也不再管。

徐純合的媳婦和3個孩子在分地以後回鄉，沒分到地，也由於不在村，計劃生育政策沒管到他。在徐的家鄉，慶安縣豐收鄉豐滿村，和他同歲的家庭多半只有1個孩子，生二胎的很少，而生3個的，就他一個。

村團支書李江說，他在外地生的孩子，計劃生育管不到。而回鄉後，他也常不在家，村裡也不怎麽管。村裡曾想把徐的大女兒送進兩利中學，團支書李江說，徐純合答應了，可老太太不放，說舍不得分開。私下有人議論，“沒孩子，怎麽能要得著錢呢。”

徐純合一家的處境像陷入一個死結。一方面，由於徐純合這個監護人尚在，按政策他的孩子無法進入福利院，而他們同樣無法上學，因為老人帶著孩子行乞是這個家庭唯一的收入來源。

也正因此，徐純合死後，有人說“死得值”:“現在孩子去了福利院，以後還能上學。要是跟著老媽，以後怎麽辦?長大不成流氓了麽。

沒有比他再熊的了

慶安縣歸屬黑龍江省綏化市。5月2日，徐純合在這個東北縣城的火車站被執勤民警擊斃。5天后，徐純合被火化，家人給他燒紙時，按照生肖屬相，燒在屬“狗”的那一處。

5月14日，槍擊事件10天后，央視新聞播出了當天的監控視頻以及民警采訪，也公布了哈爾濱鐵路公安的調查結論:民警李樂斌開槍是正當履行職務行為，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及公安部相關規定。

視頻中，徐純合先是攔截旅客進站，被警察扣住，隨後追打警察，甚至試圖用老人抵擋警棍，並將一個小孩摔在地上，最後徐純合搶下警棍反擊警察，後者開槍。由於視頻剪輯過，且有意漏掉一段目擊者曾上傳到網上的徐純合挨打的畫面，引發輿論對該報道真實性的質疑。而衝突的起因語焉不詳:徐純合帶著一家老小，又沒凶器，為什麽會突然堵住旅客安檢通道?縣公安局的警察也對執法方式提出了質疑:按規定警察執法至少得兩人在場， 而不應該由一個人單獨執法。

但官方的態度早在事發後便已確定。根據協議，權玉順安排到敬老院，李秀芹送去精神病院，而3個小孩送往福利院，鐵路方面的人給了徐純合家20萬，說這筆錢的來源是鐵路職工捐款，他自己也捐了，並對徐家人強調:“這不是給你的賠償，這是給你的補償。”

徐純合的表哥呂恆信和表嫂劉子英

“無辜給打死了，不能殮啊。他不偷不搶，沒一點毛病，人上火車吧，取票，就給打死了。”由於對徐純合鬧事一事感到不解，徐純合的表哥一度反對過早入殮。

徐純合在網上說，他希望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但因為有他這個監護人存在，不符合收養條件。如今他死了，換回一家人的生活保障。有同村人感歎“死的真值”，但想想，又覺得不過意:“再怎麽說，他也沒犯死罪。”

“我都能把他製服，即便喝多了，鐵路警察治他不很容易嗎。”村裡人對他能危害公共安全感到不可思議，主要問題在於，徐純合雖高大，但身體並不強壯，也從不跟人起衝突，按他的性格，隻可能別人欺負他，不可能他欺負別人。“沒有比他再熊的了”。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在與慶安火車站警察的衝突過程中，徐純合推出去擋警棍的，還是自家的母親和閨女。

但民警李樂斌並不知情。根據經驗，他判斷面前這個喝了酒的中年男人已經危及到其他旅客尤其是小孩的生命安全，於是決定開槍。

(鳳凰網朱詩琦zhu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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